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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论康德的两个伦理学概念

更新时间:2019-08-24 23:48:44
作者: 邓安庆 (进入专栏)  
而且以人类生活和行为的整体为对象,包含了所有的“技艺学”(Kunstlehren)。[viii]在如此广博的意义上,施莱尔马赫不仅仅把“物理学和伦理学必须视为一个椭圆的两个焦点”[ix],而且“伦理学作为理性与自然共在(Zusamensein)的表达,是历史的科学”,“因此伦理学是历史科学,就是说是作为现象之理智(Intelligenz)科学” [x]

  

   可见,近代接受了与“物理学”相对的“伦理学”概念后,“伦理学”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与人的生活和行为相关的领域,形成了近代哲学“物理-伦理”、“自然-历史”、“本性-理性”,“必然-自由”这些经典的二元对立概念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伦理学”涵摄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要使这样一个广阔的领域以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模型建立起“自由”却又“必然”要践行的“伦理法则”,这是整个近代哲学面临的艰巨课题。

  

   一般的近代“道德科学”都只注意到了“科学性”对“伦理学”的内在要求,却没能像康德那样,把伦理学之为“道德科学”的核心问题—自由—阐述清楚。康德伦理学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既适应近代“科学”要求,揭示人类生活和行为领域的“因果律”,从而推进“道德科学”的现代发展,同时又第一次把现代最典型的精神与价值--自由—作为伦理学的灵魂与核心真正在学术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上确立了起来。

  

   就“科学”意义而言,“物理学”研究“自然事实”“伦理学”研究“道德事实”;进而言之,“物理学”研究“自然事实”之间的因果规律,某一现象作为“因”导致某一现象作为“果”,如果这种“因-果”具有“必然性”,那么这就揭示出了“事实”的科学性;与之相对,“伦理学”研究的“道德事实”却不是“自然”的“事实”,而是“应然”的“事实”,因此,伦理学不像物理学那样是“描述的科学”,是“经验科学”,而是“人之文化”的“科学”,是“规范科学”。“伦理学”与“物理学”共同的“科学”意义,是要揭示出“事实”(“现象”)的“因果律”,但“物理学”揭示“自然的因果律”,是“必然的规律”,而“伦理学”揭示“自由的因果律”,则是自由之法则。

  

   西方伦理学自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注意到了“伦理现象”是基于“自由的”,因为任何一个道德行为既要基于“知”,你确实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事,同时要基于“自愿”,一个事情按照这个规矩做是善的,按照另一个规矩做可能是恶的,那么你“自愿”按照哪一个规矩做呢?这种自愿的选择和确定自己行为准则的“事实”称之为“道德事实”,所以“道德事实”的基础最终是“自愿”或“意愿”,这是亚里士多德首先就明确论证了的[xi]。到圣.奥古斯丁把亚里士多德的自愿/意愿概念发展成为了“意志自由”概念之后,康德就立足于意志自由这一基础来阐明伦理-道德现象如何基于自由而又成就人的自由,于是才真正把自由的因果律揭示出来了。

  

   正是因为康德的这一成就,才使得他的伦理学成为现代伦理学的经典表达。而他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为他真正发现并阐释清楚了“道德事实”的本质。“道德”是我们伦理生活和行为的规范,这种规范既规范我们的“伦理生活”,同时也规范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格。“规范”是以“义务”的形式表现出来,无论是伦理的义务还是“道德的义务”,都以“绝对必然性”为其“约束力”(obligation)的有效形式,因而体现出“定言的”“无条件的”“命令式”,但同时,这种绝对必然的约束力又是基于人的自由同时又真正成就人的自由,这是如何可能的?“道德事实”中蕴含的“必然”与“自由”的对立与统一,恰恰被自觉为现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整个近代哲学原则上就是把解决这一矛盾视为真正的成就。而只有康德伦理学才真正解决了这一矛盾,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严格区分“纯粹道德学”、即伦理形而上学和通俗的伦理处世智慧是第一步。通俗的伦理处世智慧,遵从“普通的人类知性”具有的“幸运的纯朴” “不论是要用自己的良心或相关于应称作公道东西其他的”来作为“评判的圭臬”, “它简直都能精审明察”, 甚至在某些方面“几乎比哲学家本人还更有把握,因为一个哲学家除了拥有普通知性的原则之外,毕竟没有其他的原则,而他的判断却倒容易为一大堆题外的不相干的考虑所缠绕,使之偏离正确方向” (GMS,4:404)。尽管如此,康德同时指出,“天真无邪是一件美妙的事,却也是很糟糕的事,因为它不能被很好地保存住,很容易受到诱惑。”,结果就很容易从中“产生了一种自然的辩证法,即产生出一种癖好(Hang):以玄思来违抗义务的那些严格法则,对其有效性至少是其纯洁性和严格性加以怀疑,并尽可能地使义务更加顺应我们的愿望和偏好,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败坏它,以便丧失其全部尊严。”(GMS,4:404)这种“自然的辩证法”实际上就是因自然的“癖好”所尊崇的那些 “通俗伦理的处世智慧”本身含有的自我悖谬性,最终导致对严格的必然的伦理法则从根本上的怀疑、违背和败坏。从而证明了遵从“癖好(Hang)”行为的不自由性。严格的伦理法则要能保住“其全部尊严”,于是就必须同通俗的伦理处世智慧区别开来,这就是康德在《伦理形而上学探本》中力主实行的“三个过渡”:

  

   (1)从普通的伦理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伦理理性知识;

   (2)从通俗的伦理处世智慧过渡到伦理形而上学;

   (3)从伦理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批判

  

   这三个“过渡”实际上就是康德对伦理之“必然和自由”关系的解决思路。

  

   由第一个“过渡”把“普遍伦理理性”对善良意志和伦常义务的“日常知识”上升到了“哲学”的真知识,即阐明“义务”的真实本性,如何是“出于义务”(aus Pflicht)而不是“合乎义务”(pflichtm??ig);一个出于义务的行为的道德价值为何最终并非仅仅取决于行为的“善意”,而是行为由以被决定时采取的“准则”;最终得出结论是:“义务是出自对法则的敬重而采取一种行动的必然性。”(GMS,4:400);

  

   由第二个“过渡”康德的伦理学超越一切“通俗道德哲学”,也即“普通的伦理处世智慧”,其特点是把伦理的处世原则建立在经验、情感、直觉上,使得伦理的“根基”混杂不纯。它虽然在日常事务中能够达到“高度的准确性”,但其行为准则的立法根据,一会儿出于“经验”,一会儿依照“情感”,或者出于“范例”,或者出于内心的“道德直觉”,但最终都会出现“自然的辩证法”,即心之“本愿”与行动结果的自相背离,从而导致对“义务法则”的怀疑、否定和废置,严格的义务法则因而“丧失其全部尊严”。这就是康德力主首先要确立一门严格的“伦理形而上学”之原因。“伦理形而上学”以“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出发,从“纯粹实践理性”寻求“伦理义务”的“先天立法”原理,由此确认伦理义务“绝对正确的最终根源”。所以,只有过渡到这种纯粹理性的伦理形而上学,伦理义务作为“定言命令”的“普遍法则”“必然要履行的约束力”才得到哲学的证明。

  

   但这种必然实践的伦理义务(约束力)为什么恰恰是自由的?这需要通过“第三个过渡”,即“从伦理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批判”才得到完整的证明。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实践”本来一直就是与人类的行动与“道德”相等同的概念,麦金泰尔甚至考证说,一直到17世纪,西方人说是“实践的”,指的就是“道德的”。但康德对此做了准确的界定:“实践是因自由而可能的”。所谓“纯粹实践理性”,指的是作为“纯粹理性”之“实践根据”、推动者的“意志”是纯粹的。“意志”总是对某种意欲的东西伴随强烈的行动倾向,但以种种意欲的东西(质料)作为行动发动的最终根据,这种意志(实践理性)就是不纯粹的,最多只能达到某种“他律”,即“外在东西”作为意志法则的根据,是不自由的。那么所谓纯粹实践理性,指的就是意志立法的根据不在任何外在东西,而是“形式主义立法原理”:在理性反思一个行为是否可行而为自己确立主观行动准则时,不以意欲的任何质料为根据(否定性自由),而仅仅以“普遍法则”为主观准则的根据,这就是“自律”:纯粹理性的普遍法则为不纯粹的主观任意立法,“法则”是自身中的纯粹理性为自身立法,从而是因自由(意志)而得自由(“为仁由己”的自由人格)。这就是肯定的自由,道德的自由。从而一切有绝对约束力的伦理法则(Sittengesetzen),因其立法的根据是纯粹理性的普遍法则而成为自由的法则,即道德的法则(das moralische Gesetz)。

  

   不过,《伦理形而上学探本》重在“探本”(Grungdlegung),从普遍伦理理性知识和通俗伦理处世智慧这些经验性的东西返回于伦理的先天立法根据,对于“纯粹实践理性批判”这种“伦理形而上学”、即伦理的“先天法则”在人的实践理性中的“先行”(在“行为”之前确立“应然”)立法,完整地证明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做出的。不过,“探本”通过“三个过渡”确实完成了康德第一个伦理学概念的根本任务:伦理学必然实践的法则乃是“自由的法则”,而且把这作为一切伦理(Sittlichkeit)和道德(Moralit?t)的唯一判断标准。就此而言,康德哲学中最为纯粹的“伦理形而上学”是《实践理性批判》。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伦理形而上学”是康德最为重要的成就,但恰恰因为它太重要、太经典,从而一直造成严重的遮蔽,即把这一显然仅仅只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部分—“纯粹道德哲学”—当作了康德伦理学的全部。实际上,康德明确地说,“伦理形而上学”只是其伦理学的一个“理性的部分”,它“仅只从先天的(a priori)原则出发阐明其学说”的“纯粹的哲学”:“不过伦理学的经验性部分在这里将会特别地被叫做实践的人类学(praktischeAnthropologie),而理性的部分则会真正地叫做道德学(Moral)。”(GMS,4:388)。所以,无论康德及其研究者如何强调“伦理形而上学”的重要性和不可缺少性,但它毕竟只是伦理学的一个纯粹部分,如果只强调这一纯粹部分,就像物理学只讲“思辨物理学”而不讲“经验物理学”是荒诞的一样,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只讲伦理的先天立法原理,而不讲“实践的人类学”,那么伦理学的自由法则如何实践以范导人类的伦理生活和行动,就变成了完全的空中楼阁。但康德绝不如此。“实践的人类学”在康德伦理学中是其的“经验的部分”,从这一部分,我们才能领略到康德伦理学的实践指向性。

  

  

   为了准确地把握康德伦理学,我们还必须考察他的另一个伦理学概念。在《伦理形而上学》(1797)第二部分“德性论导论”中,康德说:

  

伦理学在古时候意味一般伦理学说(Sittenlehre:philosophiamoralis),人们也把它称之为关于义务的学说。后来人们发觉,把这个名称只用于伦理学说的一个部分是适宜的,亦即转用于单独关于义务的学说上,这些义务是不服从于外部法则的(人们在德语中恰当地给它找到德性论这个名称),于是,现在总的义务学说的体系就被划分为能够有外部法则的法权论(ius)体系和不能有外部法权的德性论(Ethica)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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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伦理学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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