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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中乐 黄宇骁:再论学术自由: 规范依据、消极权利与积极义务

更新时间:2019-08-24 15:15:42
作者: 湛中乐   黄宇骁  

   摘要:  我国现行《宪法》第47条是学术自由的规范依据,前一句话保障了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后一句话是其积极权利性质的表述。学术自由首先是一种消极权利,对“学术”一词进行法学上的解释可以划定它的保护范围。宪法对学术自由给予了立法拘束型保障,但法律可以以基本权利的内外在制约为由对其进行限制。学术自由条款同样赋予了国家积极作为的义务,要求国家扶持学术事业的发展。这种积极权利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权利,它对国家提出了最低限度的作为义务要求。国家对学术活动的差别性扶持政策并不构成对学术自由的间接性制约,但会引起平等问题。为解决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冲突,国家基于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理论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学术世界内部结构的合理化。

   关键词:  学术自由;消极权利;积极权利;基本权利保护义务

  

   学术自由是宪法学研究中极易被忽视的一项基本权利。过去,我国学界对学术自由仅局限于道德或哲学层面的探讨,缺乏从法学角度对其进行规范性的研究。[1]翻开我国主流的几本宪法学教科书,对学术自由基本没有着墨。[2]如此一来,学术自由似乎成为了空喊的口号,虽作为一种基本权利“大名鼎鼎”,但却可能因为具体内容的缺失与深度的不足而使得对它的保障流于表面,最终成为抽象的理念。鉴于此,笔者曾专门以学术自由为题撰文,在法学的层面上探究学术自由的权利主体、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区别、为什么要保障学术自由和我国现阶段保障学术自由存在的不足等问题。[3]相信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关于学术自由这项宪法基本权利研究的不足。

   然而,学术自由的法学问题远不仅限于上述几点,许多具体而关键的内容仍然有待充分讨论。如果学术自由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这一大前提应当予以坚持,那么学者的使命自然是挖掘这项基本权利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因此,本文将同样以学术自由为主题,立足于我国实定法上的具体规范,严格基于法教义学的分析方法对这项权利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最终使得学术自由不仅作为一种浪漫主义理想,更能够作为拥有具体内容、具备可操作性的规范要求出现在法律世界的舞台上。

  

   一、学术自由的规范依据

  

   (一)《宪法》47条与学术自由的关系

   我国现行《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其中专门开辟一章列举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保障了各项政治性质与社会经济文化性质的人权,其种类的丰富度与多样性与西方立宪主义国家并无二致,也符合宪法学上基本权利的教义内容。[4]那么,根植于西方大学制度传统,被各国宪法普遍承认[5]的学术自由是否在我国宪法同样存在规范依据?

   对此,王德志教授曾专门作过探讨。他首先指出了学界研究学术自由时的一大缺陷——脱离实定法文本,无视学术自由在我国的法源依据。其次,他将目光投向了《宪法》47条,认为这一条款正是保障学术自由的宪法依据。接着,他把第47条做了文义切割,反对学界认为该条所称“科学研究”是整个文化权利下属概念的观点,主张科学研究自由应当与文化自由区分开来,各自独立。最后,他认为第47条中的科学研究自由就是其他国家所称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自由是同义语。[6]本文认为——学术自由的规范依据蕴含在《宪法》47条的表述中——这一结论应当是正确的,且也是学界的主流观点。[7]然而,王德志教授对第47条的文本进行切割并认为科学研究自由等同于学术自由的观点值得商榷。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再对这一条文的内容进行确认。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首先,可以明显看到,这条规定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第一,公民有文化活动的自由;第二,国家对从事文化事业的公民给以鼓励和帮助。前者是自由权性质的表述,即公民拥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排除国家的不当干预。后者是社会权性质的表述,对国家规定了作为义务,要求公权力机关积极对公民的文化事业予以鼓励和扶持。换句话说,《宪法》47条区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既将文化权利当作一项消极权利(自由权、防御权),又肯定了文化权利作为积极权利(社会权、受益权)的地位。因此,“科学研究自由本质是一种消极权利,不宜将其置于作为积极权利的文化权利概念之下”的观点并不成立。[8]《宪法》47条全面保障了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整个文化权利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主张科学研究属于文化权利的下位概念并没有弱化它的防御权功能。

   其次,王德志教授主张将科学研究自由从文化权利中剥离出来的另一个理由为,科学研究自由的意义和价值没有得到学界重视,学者过去在研究中过多地着墨于国际人权法意义上的文化权利,从而忽视了科学研究自由。[9]这一观点指出了学界研究的问题所在,但似乎并不能成为切割《宪法》47条规定的正当理由。如果国际人权法意义上的文化权利“属于第二代人权”,“本质是一种对于国家公权力的请求权,需要通过国家的积极作为来加以保障”这一大前提成立,[10]那么此种意义上的文化权利应当与我国《宪法》47条的第二句话同义。换句话说,过去学界往往将宪法意义上的文化权利等同于国际人权法意义上的文化权利,偏重于对第47条第二句话的研究,从而忽视了第47条第一句话的解释学意义。因此,重视科学研究自由应当通过唤起学界对《宪法》47条第一句话的重视而实现,并不一定要将“科学研究”与“文化活动”剥离开来。此外,单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说,《宪法》47条第一句话将科学研究自由置于整个文化活动自由的下位概念也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在学术自由的宪法保障发源地德国,学界持同样的观点。[11]

   最后,科学研究自由与学术自由是否是同义语呢?该判断可以转化为学术自由是否就是科学研究自由的问题。关于学术自由的具体内容,学界观点众多。不过,学界对于学术自由应当至少包含研究自由、发表自由与教学自由这三项是没有疑问的。[12]换言之,学术自由作为一项法律概念通过教义学的方法解释出了这三项具体内涵。如果把科学研究自由当作学术自由的同义语,岂不是认为发表自由和教学自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自由推导而出?对此,本文持怀疑态度。科学研究应当是学术的下位概念,两者是包含关系而不是同义关系。况且,难道学术自由只能推导出自由权性质的具体内容吗?学术自由同样可以作为一项积极权利,推导出请求权性质的规范要求。[13]换句话说,《宪法》47条的第二句话同样与学术自由相关,并不能仅仅将学术自由的规范依据限制在第一句话中的“科学研究”。

   综上所述,学术自由在我国的规范依据是《宪法》47条,可以通过法解释的方法从“文化活动”、“文化事业”中推导而出。其中,前一句话保障了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科学研究自由是学术自由的重中之重,因而宪法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后一句话保障了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宪法特别要求对属于文化事业的学术事业(科学、技术)予以鼓励和帮助。

   (二)基本权利规范的解释方法

   之所以认为学术自由与整个第47条有关,乃是基于对基本权利性质分类的理解。具体来说,根据宪法上人民与国家的地位关系,传统宪法学往往倾向于对基本权利进行分类。[14]我国宪法学教科书也接受了这种分类习惯,通常先将宪法权利按照不同性质区分为消极权利(或自由权)和积极权利(或社会权)等,再将各具体权利分门别类到这些类型中。例如,言论、出版、集会等表达自由统一归入消极权利(自由权),而受教育权、劳动权等通常被划分为积极权利(社会权)。[15]然而,这种分类方法存在致命的问题——许多基本权利并不能仅简单地看作积极权利或消极权利,将某项权利限制于单一类型也不利于教义学研究的展开。例如,表达自由被视为最典型的消极权利,它要求国家的不作为,是个人对国家的防御性权利。然而,单靠国家的不作为、不干预是不能真正保障表达自由的。思想、知识和信息的充分传播作为自由表达的基础需要依靠国家的积极作为,这也是知情权、获得信息权的宪法依据。[16]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探究了从我国《宪法》35条表达自由中推导出知情权的可行性。[17]由此可见,很多基本权利同时拥有消极与积极两种性质,[18]预先将某一权利归入自由权或社会权,并在该框架内进行探究的方法并不可取。

   以上结论同样适用于学术自由。也就是说,从法学的角度对学术自由进行研究,不宜先入为主地将其归类为消极权利或积极权利,进而在该框架下开展解释工作,而应当在学术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框架下对其权利性质进行分类讨论,丰富发展它的规范内涵。

  

   二、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首先是一种消极权利,它要求国家公权力对属于其保护范围内的一切个人活动给予尊重,排除不当干预。这不仅是诞生自德国的学术自由的传统内容,[19]也被我国的多部法律规范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所确认和保障。[20]因此,考察学术自由的消极权利性质,挖掘其中的解释空间,是探知这一基本权利具体保护内容的首要任务。

   (一)保护范围

   1.保护范围的界定方法

   究竟哪些活动属于学术自由的保护范围呢?过去,我国学界在此问题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具体来说,学界往往重视学术活动的类型化研究,例如将学术活动分解为研究、发表、教学等,从而将学术自由的内容解释为研究自由、发表自由和教学自由;又或者去争论学习自由是否属于学术自由的范畴等。[21]不可否定这些问题的重要性,[22]但它并不能解决学术自由保护范围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认为学术自由包含研究自由、发表自由、教学自由等内容,但是“什么样的研究、发表和教学活动属于学术自由的保护范围,什么又被排除在宪法保护之外”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学术活动的类型,而在于对“学术”一词的法学解释。通过学术概念的定义区分学术性活动和非学术性活动,对前者予以宪法层面的保护,将后者剔除出学术自由条款的保护范围的方法才是妥当的。

   2.德国的教义学经验

   关于这一问题,下文拟选择学术自由的发源地德国,从严格而精细的德国法解释学实践经验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现行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项第一句话规定:“艺术与学术(Wissenschaft)、研究与教学都是自由的。”[23]这一条文作为现代德国学术自由的宪法依据简洁明了,给予了法官和学者巨大的解释空间。从文本表述上可以看出,德国《基本法》对学术、研究、教学这三种事项予以了自由权式的表述,完全删除了《魏玛宪法》第142条[24]中对国家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因而可以看出战后新宪法对学术自由的基本态度——主要侧重对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的保护,尽量减少或避免公权力的干预和介入。那么,现代德国是如何保护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呢?

首先,德国《基本法》规定了学术自由、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三项内容。也就是说,如果现实中的某种活动被定性为属于“学术”、“研究”和“教学”三者中的任意一种,那么就被纳入《基本法》的保护范围中,该项活动受到宪法层级的保护;反过来说,只要认定这种活动不属于“学术”、“研究”或“教学”,那么就不是《基本法》学术自由条款的保护对象,可能需要从其他条款(如表达自由)寻找保护依据或根本就不属于宪法保护事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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