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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炎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

更新时间:2019-08-24 15:09:28
作者: 斯炎伟  

   内容提要: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时体现有一种“知识”的眼光与意识,它将“问题的探讨”降格为一种“知识的言说”,甚至是某种“常识的复述”。对常规性史料的绝对信任与过度依赖,使研究活动难脱某种特定话语之下的知识窠臼。将一些热门的学术理念视为“公理”并加以“结论”式运用,极大限制了研究活动对问题的个性化发掘。缺乏问题意识的“材料流”结构以及急于将对象“本质化”的话语模式,使研究活动成了知识的陈述或判定,从而阉割了研究主体的思想与历史的复杂。

   关 键 词:当代文学  史料研究  知识化现象

  

   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热”已持续一二十年,尽管参与此话题的学术队伍已颇具规模,研究成果也数量不菲,然而,研究实践中观念、意识及方法上的一些误区,一定程度上牵制甚至伤害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整体学术品格。热闹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需要沉潜与反思。“知识化”作为目前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就值得我们关注。所谓的“知识”是相对于“问题”而言的概念,“知识化”现象即指史料研究过程中始终体现一种“知识”的眼光与意识,它将“问题的探讨”降格为一种“知识的言说”,甚至是某种“常识的复述”,从而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削弱了研究活动的学术含量。

   “知识化”现象首先体现于研究者看待与处理史料的方式。尽管我们也说,“史料就是观点,就是理论,就是方法”,但这是就某个研究活动中史料的整体运用而言的,即只有在史料的择取、辨识、呈现等诸多环节的通盘考量中,才能彰显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理论思维和研究范式。离开了综合与演绎,史料只是一些历史的碎片,很难形成独立或完整的知识价值,更无法呈现研究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史料研究的问题或意义只能存在于复杂史料的智性组织与阐释之中。然而,或出于问题意识的不自觉,或惮于史料收集工作的艰难,一些研究者习惯于使用常规性史料,并将研究活动锁定于常规性史料指向的知识空间。由于这些史料传播广泛、使用频率高,因而极易被研究者作为一种“真理”接受。如果对这种史料深信不疑,或以这些史料所指向的“事实”为学术的目标,那么研究活动一开始就掉入了知识的陷阱。

   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研究为例。公共性史料对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通常聚焦于两个层面:一是会议“庄严”、“隆重”、“热烈”的现场,二是确立了“工农兵文学”的历史地位与发展方向。某种程度上,会议规模的空前,党内高层领导人的悉数出席,大会报告(公开发表)的高屋建瓴,与会者自豪激越的回忆性文字等,都可视为第一次文代会如此形象与定位的具体注脚。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公共性史料描述的第一次文代会固然有据可资,但“本质化”的叙事指向与话语方式,使这种叙述在“定型”第一次文代会之同时,也难免会遮蔽其多元、生动与复杂的一面。诚如没有任何一种话语可以“全面复现”历史一样,公共性史料触及的,也许是第一次文代会的基本事实或整体面貌,但难以照顾到会议具体的进程与丰富的细节。历史中的第一次文代会可能还有另外一些景象存在,这部分景象恰恰是公共性史料所难以提供的。如果完全以公共性史料作为想象第一次文代会的方式,那么对第一次文代会所谓的研究,就很可能只是一次拘囿于某种特定话语之下的“知识重蹈”。

   事实上,由于时局特殊(全国还没有解放,新中国政权还没有宣告成立),加上筹备时间紧张,第一次文代会很难开得像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文代会那样规整。比如,因“交通阻滞或工作牵连”,不少代表在大会开幕后才陆续到达,有三十七位代表甚至滞留在香港,只能通过学习相关报道来“参加”文代会。①会务组虽然早早发出了书画作品和表演节目的征集通知,但因邮政不畅通,一些书画作品直到文代会结束之后才寄达。出席大会的政治领导人阵容齐整,但毛泽东亲临会场则不是大会既定的安排,而是他个人临时的决定。②重要领导作报告,即便是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个别代表也可因其他事宜而中途离场。③为彰显未来的文艺方向,大会安排了不少以工农兵生活为题材的表演节目,但一些代表抓住这难得的开会机会与友人相聚,会余时间也很少去看演出。④代表们参会的心态,普遍是“热情都非常高”,“精神都非常振奋”,“非常受鼓舞”⑤,或者“我们每一个人是带着革命胜利的兴奋心情来到这里,同时更是带着发展工作的紧张心情来到这里的”⑥,但诸如巴金、叶圣陶、郑振铎、欧阳予倩等一批来自国统区的文人,因此前的文艺实践与“工农兵方向”存在距离,内心也难免有一种“我是来学习的”焦虑或观望。

   我们见到的几个重要报告,表述严谨规范,凝聚着新中国文学的想象与规划,但现场报告的推进过程和对报告精神的具体演绎,则可能存在不同于公共性文本那般严肃与正规的景象。公开发表的郭沫若的大会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围绕“文艺运动的性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任务”等重要问题展开,报告思路清晰,饱含“思想高度”和“战斗激情”;而据一些与会者的日记或手记记载,郭沫若的现场发言似乎内容更为纷杂,言语也颇为“家常”,多有“被张道藩排斥”、“不容易出青木关”、“上海进步的报纸为美国电影作义务广告”、胡适成不了“五四领导者”、冰心笑谈“你们哪有一个好的男作家”等杂芜琐碎的私人性故事,不时地揶揄与调侃,还经常引发台下代表的笑声与互动。⑦会上刘芝明对萧军的批判同样如此。公开发表的文章《东北三年来文艺工作初步总结》,里面对萧军的批判呈现着当时的理论思维与话语方式,即从“阶级”立场出发,着力揭示其“有害的毒汁”的“思想本质”,以及“最后挣扎”、终“被打垮”的历史命运;⑧然而会上刘芝明对萧军的实际批判,则似乎更生动地联系着萧军的各种生活细节:“萧是个人主义,不是为了人民,[以]假革命来发展自己,靠共产党作生易[意]。到了18年的战争,他要像薛平贵一样,筹粮登基。他在抚顺煤矿工会文化[工作]。他说,‘到鞍山,看到那高大的熔矿炉,才知工人阶级伟大。’到了抚顺,他想改名。到了[临]回来,抚顺[方面]说,萧军虽然有错误,希望你写我们。他说:‘我慢慢来吧。’他有了肺病,比第一期重。”⑨诸如此类的材料显示,在常规性史料所呈现的形象之外,第一次文代会还存在另一种历史表情。它有兴奋与期待,也有随意与轻松;有对文学的历史诉求颇为一致的接纳,也不乏传统文人集会的“民间”气象。

   第一次文代会之于新中国文学方向的确立至关重要,但它是否就如一些常规性史料所指证的“标志着工农兵文学方向的确立”,一次会议是否就能根本地彻底地实现文学的“转折”,这是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甄别的。尽管当时郭沫若代表全体与会代表在会上作了明确表态——“我们诚恳的全部接受周副主席给我们的指示,努力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习,热诚地做毛主席的学生”⑩,然而由于前来“会师”的文艺工作者在生活空间以及艺术观念、手法上存在差异,要让他们在会场上就一下子“全部接受”文艺新方向,似乎不大现实。比如,针对大会倡导描写“工农兵形象”,会场上出现了“能不能写知识分子”的争论,且这一争论在会议结束之际也未能平息,并在会后蔓延至整个文艺界。(11)这说明,一些作家的观念转型不大可能在会场上就骤然发生,而是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去慢慢体会与调整。另外,胡风对第一次文代会的某些环节似乎也颇有怨言,对茅盾在报告中“贬低”国统区文艺的做法,他以“坚决辞去《文艺报》的主编职务”、“不出席国统区文艺运动报告起草小组的会议”等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十分生气”与“强烈不满”。(12)种种情形表明,第一次文代会是文学“转折”的一个重要关口,而新中国文艺方向的确立,则动态地发生在随后开启的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以及由此逐步建立起来的文学体制之中。有关这一点,胡乔木在文代会结束两年多后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讲话时作了印证:“虽然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已经宣布了接受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示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不经过像一九四二年前后在解放区文艺界进行过的那样具体的深刻的思想斗争,这个方向就真的会被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所自然而然地毫无异议地接受。一部分在一九四九年大会上举过手的作家,并没有真正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的内容,他们对于文艺工作仍然抱着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见解。”(13)

   可见,常规性史料只是史料形态之一种,而这一史料形态的存在属性与特征,又规约着它叙述事实的视角与方式。对于第一次文代会而言,常规性史料能够指证发生了这一重要事件,并且揭示了事件的某些事实,但它却难以具体而完整地呈现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其所指的事实也并不一定就是事实的全部。正所谓“即便我们可以确定地描述‘所发生的事件’,但我们却不能总是根据记录解释事件‘为什么’那样发生”(14)。提供以上一些文代会的细节,是为了说明,过于迷信某种类型的史料,或将其认证的那部分事实确认为全部事实,那么研究工作就有可能坠入知识的陷阱。摆脱这种“知识化”的障碍,就要特别尊重史料的差异性,注重发掘不同形态的史料在不同维度发出的声音,并将这些各自独立甚至互相排斥的史料“有意味”地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海登·怀特的历史意识值得我们借鉴:提示自己史料也是一种历史叙事,是一种“白色的文学”,通过文学性的叙述模式(悲剧的、喜剧的、反讽的等)和文学性的比喻修辞获得意义,确认并没有与事实完全一致、唯一正确、单数书写的“大历史”(History),只有与事实总存在出入、总有某种虚构性、总是复数写作的“小历史”(histories)。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进入历史性的知识王国,并在此基础上开拓新的知识领域。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也习见于对一些权威性学术概念的曲解与知识化运用。这些概念诞生于新观念、新方法语境下出现的研究成果之中,它们对当代文学研究新领域的开辟,对某些热点问题研究的示范与引领,使其迅速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某种学术共识。这些极富感染力和号召力的概念,原本是提出者独到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论洞见,是他们阐释问题的个性化话语形态与方式,然而在一些学术实践中,它们却被一些研究者不经意地作为固定的知识承袭下来。当学术成果或学术理念被定位为“公理”而不再是“可能性”时,一些所谓的学术研究,也就偏离了对“问题”的个性化发掘,而只是在被“规训”的“知识”场域中,谈论被研究者自认为是“学术”的话题。

   比如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概念。洪子诚提出这一概念,本是对文学从“现代”到“当代”发生“转折”的历史逻辑的描述,也是对50-70年代文学的性质、特征的整体性提取,也即当代文学发生、运作与演进的内在逻辑,以及文学格局、形态等的历史性表征,构成了“一体化”概念最核心的意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一体化”并不是被固定下来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仅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左翼文艺界将延安文学模式“经典化”的一系列探索中,而且也一直贯穿于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文学的具体实践。二是“一体化”是左翼文学进入当代之后的一个总体性概括,它描绘的是文学在进入当代后被意识形态高度组织的整体局势与基本事实,但并不排除存在与“一体化”相异甚至对抗的文学成分。“一体化”的这种“过程性”与“非纯粹性”又是相互联系的,正是“一体化”内部存在不同性质的成分,使得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推进过程充满着争斗、冲突与起伏、变幻。关于这两点,概念提出者洪子诚自己也曾作过多次提醒。总之,“一体化”不是洪子诚的一次学术命名,而是一次学术发动;不是解决的问题,而是提出的问题;不是被固定下来的结论,而是需要被持续、深入探讨的命题。

然而,随后开启的大量围绕“一体化”概念展开的研究活动,虽极大程度地推进、丰富了“一体化”,但也不乏一些曲解“一体化”,将“一体化”概念作为一个“结论”加以确认与使用的现象。具体表现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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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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