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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沈从文的三次启悟

更新时间:2019-08-24 14:34:17
作者: 王德威 (进入专栏)  

  

   1948年,中国内战愈演愈烈,沈从文的生活也陷入更深的危机。这一年年初,他被贴上反动分子标签,被斥为“桃红色的作家”,思想比较进步的北大同事和学生开始排斥他,周遭朋友逐渐疏远,甚至与家人也因为革命立场不同而产生隔阂。1949年年初,沈从文的精神每况愈下,开始出现妄想症状,总是疑神疑鬼。3月28日,他趁家人外出以割喉、割腕、喝下煤油的方式,企图了结生命,但又极偶然地逃过了这次死劫。之后他在家人安排下移地疗养:这次他病了很久很久。

  

   1949年5月30日晚上,沈从文写下了《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文中提道:

  

   很静。不过十点钟。忽然一切都静下来了,十分奇怪。第一回闻窗下灶马振翅声。……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十分钟前从收音机听过《卡门》前奏曲,《蝴蝶夫人》曲,《茶花女》曲,……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

  

   同文中也提及一张十九年前他和丁玲(1904—1986)、凌叔华(1900—1990)的合影。当时丁玲的丈夫胡也频(1903—1931)被国民政府处决,他护送刚生产完的丁玲回乡。他继续写道:“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他和丁玲曾是好朋友,后来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分道扬镳。翠翠是他著名的小说《边城》中的女主角,也是他心目中理想美的化身。在他笔下,模糊的记忆、虚构的幻想、幽灵般的意象与各种声音纷至沓来,纠缠环绕,崩溃一触即发。套句他自己的话,“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在现代中国的关键时刻,沈从文为自己的精神状态留下一页痛苦的自白。这篇散文之所以让我们低回不已,是因为体现了沈最错综复杂的抒情面向:从寻常不过的经验里引发诗兴,因珍爱的事物无可避免的崩坏而生的“预期的乡愁”(anticipatory nostalgia),还有如影随形的死亡欲望,都让他的危机感增添一层诡丽的色彩。更重要的是,沈从文这篇散文留下了精准的时间记录:1949年5月30日晚上10点。这是指向未知天启的神秘一刻。

  

   1949年7月初,全国作家协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沈从文却被拒于门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沈从文虽然努力重新拾笔写作,却发现自己已跟不上时代氛围,也不知如何配合新政权的要求。1950年,他被派往历史博物馆工作,文学名声就此湮没,逐渐不为人知。

  

   沈从文与共产主义革命的遭遇几乎像是一则寓言,述说了许多像他一样的“落后”作家的共同命运。但他的遭遇又岂是一则寓言可以道尽?如果将其置于更大的脉络下检视,我们看到一幅复杂的图景。沈从文是三四十年代最著名的乡土抒情作家,虽然日后被贴上现代主义者和自由派的标签,事实上他一直特立独行,自有一套主张。抒情叙事让他博得盛名,但早在1949年之前,他就已经对这一套笔法感到不满。抗战期间,他一再寻求突破,却未竟全功。战后政局不稳,乱事频传,使他更加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他的婚姻也出现了裂缝。不论是政治还是文学,他看不到未来的方向。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下,他走向自杀一途。

  

   对沈从文而言,现代中国人历经战争、意识形态及种种社会危机,以至于深陷或充满妄想、或麻木不仁的精神危机中。他认为这种危机远比现实困厄更加可怕,最后必会摧毁中华文明。解决之道,在于重建“抽象的价值”。在他看来,诗是表现“抽象价值”的最佳媒介。沈从文心目中的“诗”不仅仅是精致的语言形式而已。他认为除了文本呈现之外,诗也展现在生命中的重重层面,包括视觉与听觉的表达,因此,“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最好的诗淬炼感官印象和精神境界,使之趋近某种天启,甚至见证“神在我们生命里”的境界。

  

   ……

  

   “(沈从文)很敏锐地意识到艺术创作和历史劫毁之间的界限何其薄弱;面对命运的拨弄,人类的抗争也只是徒然。沈从文悲观的心态是他“创伤症候群”的一种表征,而这又可以追溯到他念兹在兹的楚文化最原初的挫败。抚今思昔,沈从文再度发现自己被推到历史深渊的边缘,只是这一次他找不到回头路了。”

  

   1947年2月,沈从文收到一位年轻诗人朋友寄来的诗集。展读之余,更吸引沈从文的反而是诗集里的木刻版画插图。他发现那些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觉得那些插图“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智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对于诗若缺少深致理解,也即不易作到”。他对插画家的身份感到好奇,经过打听,发现那位插画家竟然是表兄黄玉书的儿子黄永玉(1924— )。这个巧合让沈从文百感交集,因此写下《一个传奇的本事》(1947)。

  

   黄永玉是中国美术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在1940年代,他只是个默默无闻的青年艺术家。黄十二岁离家追求梦想,与沈从文少年离家竟出奇地相似。他历经许多波折来到上海,加入木刻运动的行列。1934年黄永玉曾见过沈从文一面,但在沈发表《一个传奇的本事》之前,两人未曾会面。借由书信往来,沈从文才得知黄永玉多年的生活困顿,以及黄玉书夫妇的不幸。黄家的遭遇使沈从文得以从另一视角回顾家乡湘西两百年来所经历的种种变迁。

  

   黄永玉的木刻版画因此形同触媒,引发沈从文追忆往事,包括家乡的历史以及现代艺术的命运。黄永玉的木刻版画虽然精彩生动,在沈从文看来却不免感到一种“异常痛苦”,因为这些画正印证了“命运偶然的惊奇”。乡人当中,很少有人能像黄永玉这样,尽管历经艰辛,最终还能幸运地展现自己的才华。沈从文想起黄永玉的父母也是艺术工作者和教师,就像许多同代人那样,他们时运不济,白白浪费了才华与生命。沈从文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黄玉书夫妇的遭遇令人嗟叹,那么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湘西,又有多少同辈子弟曾经怀抱梦想,企图改变自己和家国的未来,却壮志难酬,含恨而逝?他们岂不一样值得同情?

  

   书写黄永玉的同时,沈从文也注意到木刻运动的发展。……黄永玉在三十年代末抵达上海时,木刻运动早已建立理论与实践的规范,成为左翼艺术的标记。黄永玉对这些规范并无异议,但他的作品表现毕竟与他人不同。除了刻画政治议题之外,他也力求独创,从民间艺术汲取营养,寻求民族传统风格。根据木刻运动领袖李桦的说法,黄永玉的画“蕴蓄着一种浓郁的童话般的情调,使每幅简朴的画面浸透于愉快的,天真的,诗意的意境之中”。

  

   沈从文对黄永玉版画的看法与李桦相似,但视角有所不同。沈对这位年轻艺术家的评价是:“从那幅精力弥满大到二尺的‘失去乐园’设计构图中,从他为几个现代诗人作品所作的小幅插画中,都依稀可见出父母潇洒善良的禀赋,与作者生活经验的沉重,粗豪与精细同时并存而不相犯相混,两者还共同形成一种幽默的雅典。”如此,黄永玉的作品让沈从文得以将心中的抒情块垒予以具象化。

  

   沈从文因黄永玉而与木刻运动其他成员重新展开对话。双方虽然都认同木刻版画具有独特的力量,可以作为现实的见证,但是“现实”该如何被体现,如何被铭刻,始终是个争议不断的问题。大部分版画家都急于以直接而耸动的手法描绘社会乱象,或表现政治情感,但沈从文呼吁画家务必正视版画的风格与抒情特质。换句话说,政治主题的刻画是一回事,版画的内在要能捕捉时代情感,如此方能激起更多回应。在此,沈从文的“抒情考古学”或许可以找到一个比拟:就像版画家在木板上层层雕凿,镌刻点线光影,创造视觉效果,抒情考古者面对历史也必须多方深耕浅掘,找出深藏其中的重重脉络,才能让真相在深浅不同的层次中逐渐浮现。

  

   在沈从文看来,黄永玉的作品不仅批判现实或怀想一方梦土,刻画历史的本然或应然而已。相对于此,黄永玉设计图案、线条、套色与雕刻的手法其实就是召唤记忆的行动;他借由自己的作品带领他的观众进入记忆深处。他刻画的场景无论是欢舞的苗寨儿女、呼鸡赶鹅的村民、玩具摊边打盹的老妇,或太阳下对坐弄笛的祖孙,这些画面召唤的不仅是乡愁,而且还是一种先行“预期的乡愁”。黄永玉(沈从文)寻找的抒情不仅是对往事的追忆,更是追忆所触动的一线灵光,这灵光足以让困于现实的我们启动对未来的想象,创造种种“在未来也会被回忆”的情怀。换句话说,黄永玉那些牧歌式的插图之所以有力量,不仅因为这些插图“证明”了什么历史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些插图激起读者或观众“回到未来”的期许,包括弥散的灵感、被忽视的预言、错失的机会。这些灵感、预言和机会的意义总是要等到现在才豁然开朗,然而现在却又无从让其实践,必须诉诸将来。

  

1948 年黄永玉为沈从文《边城》所作木刻版画插图

  

   黄永玉的作品让沈从文想起黄玉书的命运,他是黄永玉的父亲、沈从文的表哥。1921年,沈从文在常德遇见黄玉书,他当时是个满怀理想的青年艺术家。其时两人处境窘迫,无所事事地困在一家小客栈里“打发日子”。后来黄玉书恋上一位修习美术教育的女子,沈从文代笔三十多封情书,三年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这段浪漫情事并无美好结局。黄玉书夫妇因家庭重担与社会动乱而筋疲力尽,从此与梦想绝缘。1937年,表兄弟再度见面,黄玉书已沦落为军中办事员,疾病缠身;黄六年后病逝。

  

   沈从文从黄永玉的版画插图中看到一个家庭的辛酸,也看到一整个世代青年的寓言——他们受到五四精神启发,却终被时代所背叛。但沈从文的诠释并不仅止于此。他追忆的范围不断扩大,及于近几个世纪以来家乡子弟所卷入的社会动乱和战争。历史上湘西男子一直以任侠精神知名,他们热爱乡土、重视荣誉,充满了浪漫勇气和理想主义。到了现代,这样的精神特质促使无数青年男子从军,形成“筸军”无可匹敌的传奇。然而,不论出于军事还是政治原因,筸军一再被国民政府征调到最危险的战区,有时甚至没有给予适当的装备。结果可想而知——数以千计的筸军死于战争。抗战到了第六年,“年纪从十六七岁到四十岁的人,大多数已在六年消耗战中消耗将尽”。在沈从文笔下,筸军最后是“在极暧昧情形下”全军覆没。

  

一支向来以骁勇善战,在体力和士气两方面都无可匹敌的军队,究竟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彻底被打败?根据多方消息来源,沈从文推测筸军溃败的原因与其说是策略错误与军备不足,不如说是“由于‘厌倦’这个大规模集团的自残自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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