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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冬连: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

更新时间:2019-08-24 13:55:02
作者: 萧冬连  

   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崩溃边缘”的判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国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总体上是快速工业化的过程,改革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例如,中国问题学者哈里·哈丁说:“尽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动荡,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萧条与饥荒,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在1952年至1975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超过了其他亚洲大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中国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毛以后的改革却不应被视作是当时中国状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有相似看法的还有鲍大可、莫里斯·迈斯纳等。(转引自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兼答哈里·哈丁和麦克法夸尔两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7期。)国内学者陈东林也不同意“崩溃边缘”的说法。他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是发展的。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算太慢”。(陈东林:《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尽管不少人对这样的统计数据存有疑问,笔者仍愿相信“文化大革命”后公布的数据大体准确,“崩溃边缘”的说法太过政治化了。

  

   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陷入严重经济困局的事实。这一事实集中反映在民生问题上。据有关资料统计,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况。这种境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深感愧疚和焦虑。例如,在安徽全省28万个生产队中,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25%的队在40元以下(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兼答哈里·哈丁和麦克法夸尔两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这也意味着,在安徽省4000万农村人口中,有3500万以上的人是吃不饱肚子的(据统计,1977年安徽省总人口为4627万人,农业人口为4000万人。参见《当代中国的安徽》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 603页。)。农民的贫穷不只是在少数地区。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来自西北地区的负责人发言说:“西北黄土高原,人口2400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0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300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个县”,“宁夏西海固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2倍,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388—389页。)

  

   城市居民生活虽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2000万人等待就业等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8页。)1978年前后,北京和各地出现持续不断的上访和闹事风潮,其诉求除了政治平反,就是各类民生问题。例如,在住房问题上,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根据对182个城市的调查,有缺房户689万户,占35.8%。131万户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还有住厕所的。居住面积不足两平米的,有86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成人子女同室、两户以上职工同屋的,有189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关于城市住宅建设的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6期。)

  

   民生问题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邓小平、陈云这一时期的两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感。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0—81页。)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

  

   中国长期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子,与之相配套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自50年代以来,中国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1952年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5倍,其中重工业增长28倍,建立了大小工业企业35万个,其中大中型国营企业4400个。这个成就不应被忽视。但问题在于:这种发展模式的特征是高速度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可以勉强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政治上的松动释放出巨大的民生压力,依靠政治动员强制推行一种发展模式的基本条件已经不存在,这条路很难继续走下去。国营企业效益日趋下降,同时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困难。(财政收入年均增长,“一五”时期为11.0%,“二五”时期为0.2%;1963年至1965年间为14.7%;“三五”时期为7.0%;四五时期为4.2%。1974年、1976年两年为负增长,出现了自“大跃进”以来第二个财政困难时期。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第215页。)从财政角度看,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投资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老模式也已经到了它的极限(参见赵凌云:《1978—1998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生与推进过程的历史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三、农村政策悄然转向


   农业发展滞后是决策层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的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就召开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纪要指出:农业上不去“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会议纪要指出:农业存在速度慢、水平低、不平衡、不全面的问题。粮食增长率、人均占有粮食20年没有增长。有些多年来的粮食调出省变为调入省,如四川省1976年就调进粮食20亿斤,棉花产量徘徊了11年,油料产量还停留在1952年的水平,糖料从1973年以来没有增长。(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944页。)。然而,在一段时间里,中央的总体思路仍然是把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作为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困境的出路。所谓“普及大寨县”,除了“大批促大干”的政治口号外,主要有三项措施:一是继续提出1980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目标。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要求“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达到70%”。1978年1月,国务院又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仍然提出“决战三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第926、952页;《人民日报》1978年1月5日。)这明显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头指标。二是继续以“大会战”的形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梯田,造平原,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拦河打坝。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提出:全国耕地要从占国土面积的10%增加到20%至30%,要求各县、社都要搞大会战、大协作,打人民战争。三是采取实际步骤向生产大队所有制过渡。陈永贵曾向毛泽东建议:把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并且取消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计酬办法,实行自报公议的计酬办法。鉴于“大跃进”的严重教训,1975年9月3日,毛泽东在审看陈永贵的建议后没有明确表态,而是批给邓小平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因多数省市不赞成,未形成一致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06页。)然而,到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却要求在全国已有7.7%的生产大队核算的基础上,选择约10%左右的生产队“先行过渡”到大队核算。随后,一些地方又刮了一阵“穷过渡”之风。1977年,内蒙古自治区过渡的大队已达到20%,北京郊区达到50%,陕西有的县达到20%至7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952、957页。)

  

然而,这种农业发展模式事实上已走入末路。最突出的是农民负担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尤其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连年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社队“搞空了,搞穷了”。据薛暮桥回忆,他在1977年就认为:“‘农业学大寨’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改变政策,农业是否要走人民公社道路,还需要重新研究。”(《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和农民有更多接触的地方负责人心里更加明白,这套办法解决不了农民的问题。1977年6月,万里上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下乡调查3个月,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还走进了许多农户的家里。万里回忆说:“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当然,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我也不能乱说,但我心里已经认定,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张广友、韩钢记录整理:《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百年潮》1998年第3期。)随行人员回忆说,万里看到农民的贫困状况后“泪流满面”(吴象:《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18页。)。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省委六条”的核心是在政策上为生产队和农民“松绑”、减负,允许农民有点个体小自由,这是用实际行动反对大寨“大批促大干”那一套做法。“省委六条”虽然引起一些人,特别是陈永贵的强烈不满,但舆论倾向正在发生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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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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