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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论师儒

更新时间:2019-08-23 00:09:01
作者: 费孝通 (进入专栏)  
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

  

   邦有道榖,邦无道榖,耻也。

  

   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道统消极的等待机会


   关键是在政统和道统怎样接得通。师儒的理想是王道,王道可以说就是政统加道统。怎么去实现这理想呢?这里埋着孔子的矛盾。他是封建的后裔,他注意社会秩序,一个定于一尊,按着礼治的秩序,静态的社会。封建的传统使他想不到政统可以脱离血统;静态的理想使他厌恶改变社会结构的革命,这是这过渡人物的上半身。因之他对于政统是看成既成和不变的因素。可是同时他又以道统自负,死守那个王天下的理,也是不能变的。关于这一层子贡曾劝过孔子,而孔子很固执。

  

   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穑;良工能巧而不能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而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这样说来,这两个不变的因素怎能碰头呢?于是要碰机会了。一方面要有耐性的等待,一方面要不辞劳苦的游说。他等待的心情在和子贡的谈话中说得很露骨: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孔子的周游列国,据史记,他曾“干七十余君”。“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他那种不肯错失机会的心情在下列一段史记的记载中更可见到:

  

   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见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当孔子得到了有人用他的时候,他是想做事的:

  

   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但是像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在别人眼中却是:“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所以尽管有耐性,尽管到处碰机会,与闻政事的机会还是不多。即使碰着了,如果不把政统屈服,还是没有把握使王道能继续下去的。孔子自己还是“优哉游哉,维以卒岁”的离开了鲁国。他感慨得想“乘桴浮于海”。但是如果他真的“三年有成”,怎样呢?他在窦鸣犊,舜华之死看到了所谓学而仕的师儒人物的结局了:

  

   孔子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鱼,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丘乎?”

  

   可是这教训并不能改变孔子对政权的消极态度,因为他和以后的士大夫一般认为“道理”可以存在于“真际”,不必一定要出现于“实际”。让我再引一段史记来点出这种儒家的根本的看法:

  

   及西狩见麟,曰:“我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乎?”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陨世而名不称焉。”

  

   我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春秋》是一部政治典范,但存在于真际。所谓道统和政统也就平行着。孔子的尊号是“素王”。这个没有位的“王”是中国政治概念中的特色。这也是我所谓士大夫没有握过政权的意思。素王的后裔是师儒。


奉天以约制皇权企图的流产


   道统如果永远不能控制政统,尽管在道统的立场骂这些失道的有国者不知耻,政统自己并不觉得如此。邦无道时,师儒们固然不妨把道卷而怀之,可是其如苍生乎?师儒们尽可以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但是同样可能的是:“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这是说师儒们并不是月亮上的人物:世界上好,下一次凡;世界不好,拂然上天。皇权的统治是“率土之滨,莫非国土”。道统可以自求不辱的合则留,不合则去。政统却“有着权柄做这些事”,他可以焚书坑儒,可以兴文字狱,可以干涉道统。孔子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只要是在一个世界上,道统和政统在实际上是无法各行其是的。道统不争政统,政统却可压迫甚至消灭道统。如果情形是这样,师儒们怎么办呢?积极的出路是走上西洋的方向,制约皇权,把政统压在道统之下。但这和封建里所养成的传统不和。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并没有采取过。所采取的却是另一套。

  

   孔子呼天,这个天是空洞的,即使有知也是不干涉人事的。可是在到了道统被压迫得没有翻身的时候,这个天却被请出来干涉人事了。孔子的道统是没有权柄的,不作什么事的,作事的只有政统。但到了董仲舒手里,道统却直接通了一个干涉人事的天了。孔子的春秋和董仲舒的春秋因之也有了这基本的差别。董仲舒吓唬皇权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伤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孔子曰: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能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在董仲舒的公式里上是天,中是皇,次是儒,末是民。他抬出天来压倒皇权,使皇权得有所畏。谁知道天意的呢?那是师儒。他特别注重师道,师道必须归于一统,然后才能代表天意。这一点和从民意去看天意的民主萌芽是不同的,虽则大家都保留着听不听天意的权柄给皇权。依着董仲舒所代表的天人之际的符兆主义,师儒不过是帮着皇权去应天。天要降刑罚时,并不用民,而用自然的灾异,先是警告,然后是打击。在这套理论中,虽则对皇权增加了一项压力,但是利用这压力的并非师儒,更非人民。

  

   如果董仲舒再走一步,也许可以到宗教的路子上去,就是由师儒来当天的代表,成为牧师,或主教。师儒再加组织,形成一个教会,获得应归于上帝的归之于教会的权柄,发展下去,可以成为西方的政教关系。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在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的灾异说发展到不利于皇权时,先就受到压迫。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从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山高未上。主父偃侯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召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灾异论虽则没有做到控制皇权之功,但是给民间一个重大的刺激,因为这种理论把皇权的绝对性给打击了。如果“天厌之”时,皇权就得改统。于是在汉之后,每一次皇权的动摇,农民的暴丨防和谐丨动都得借符瑞来取信于民。这也表示了这种理论被民间所接受的情形。灾异论成了改统的根据,但没有改变皇权的性质。


道统的屈服

  

   和董仲舒同时的,徙董仲舒到胶西去的阴谋家公孙弘,也是学春秋的儒者。但是他却另开出一条纳师儒入官的道路。在当时正统的儒林看来是出卖了孔子卫道的传统,不肯迁就皇权的九十老人辕固生,罢归的时候,公孙弘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师儒有着维持道统的责任,不能投机。但是以曾做过狱吏,又牧过豕以卒伍身份致显朝廷,封为列侯,做到宰相的公孙弘却并不这样看。他看到的是出卖道统,屈服于皇权的投机利益。其实这是早就注定的命运:孔子的矛盾,只有两个可能的解决,一是道统制服政统,一是政统制服道统。辕固生、董仲舒不肯屈服,被放逐了;公孙弘屈服了,做到宰相。

  

   公孙弘所主张的是由皇权来利用师儒去统治人民。他说:

  

   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臣闻揉曲木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

  

   公孙弘的“做官”“事上”也开了官僚的风气。《汉书》里描写得很逼真:

  

   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问。  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所言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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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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