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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淑媛:维柯“诗性智慧”说与浪漫主义文学观

更新时间:2019-08-22 22:11:30
作者: 叶淑媛  
亦即这么个假说:洪荒初消之时,人类的思想、言语、行为都是想象的、本能的,因而也是富于诗意的,早期这些富于诗意的表现和活动中蕴含着后来所有的艺术、科学和社会制度的种子。在维柯看来,主宰洪荒后的那些巨人的,是感觉和想象,而非理性;他们最初的思维方式也是情感的、具体的、富于泛灵论和神话的色彩,而不是理性或抽象的;因而“他们‘天生就是崇高的诗人。’因为诗歌的语句‘与哲学的语句截然不同:诗歌的语句由热情和爱慕等情感所构成,而哲学的语句则充满思辨和推理。’有声语言的形成,一部分是模拟自然声响的语言,一部分则是‘为强烈的情感所驱发的’叫喊声——‘心智迟钝的原始人仅仅是被强烈的情感所驱使才发出声音来的……由于人生来就会用放声歌唱来排遣激情’因而原始的情感语言同时也一定是诗和歌,并且必然是形象化的。”[6](P93)维柯在这里实际上一直在强调诗和理智是不相容的,诗是感觉和情欲化的产物,情感是想象力的核心推动力。这样,维柯提出和阐发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诗是情感的、想象的。

   于是,维柯自信他以以上五方面的原则推翻了“由柏拉图提出,尔后又由亚里士多德,直到帕特里齐、斯卡利里、卡斯特维特罗提出的诗的起源之说,确定了卓越的诗是由于人类推理的缺乏而产生的说法。它对其后的艺术,诗的哲理和批判的哲理乃至这些这里本身,都不是等同的,而是更高的东西……”[7](P71)维柯的新的诗学原则,就是想象的原则,由此出发,建立了他的诗学新体系。他的“那些关于语言、神话、文字和符号相争论的所有理论都是从‘诗的新原则’里产生出来的。”[7](P91)

  

   二、维柯的想象论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维柯的思想对后来的浪漫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影响。虽然浪漫主义常被人们提起,但何谓浪漫主义,要对其寻找一个定义进行界定非常难。以赛亚·柏林在他研究浪漫主义的巅峰之作《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说他要看看浪漫主义作家和批评家所说的浪漫主义的特征是什么,结果出人意料,他搜集和列举了大量的浪漫主义作家及其作品的特色,发现这些例子繁杂不一,使得他的研究难上加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不存在,事实是浪漫主义确实存在,而且它的确有中心的观念,并且引起了思想革命。柏林引用研究浪漫主义的杰出学者A.O.洛夫乔伊的研究说:“他举了两个例子,没人会说它们不是浪漫主义的,这两个例子即原始主义和怪癖—夸饰的怪癖—洛夫乔伊试图找到它们的共同点。原始主义始于英国诗歌,并在某种程度上始于18世纪初期的英国散文。它歌颂高贵的野蛮、简单的生活、自发性行动中不合规矩的方式,借此反对一个矫揉造作的社会所崇尚的那种堕落的诡辩和亚历山大诗体。它试图表明在那些未曾堕落的原住民或儿童们未经教化的心中是很容易发现自然法则的。”[8](P25)

   原始主义和怪癖作为浪漫主义中心的观念,它们引起的思想革命主要在于对18世纪启蒙主义的进攻与批评。因为启蒙主义试图把人类的经验导人某些理性秩序之中,毫不理会活力和激情、流动、个性和创造的欲望。在美学和艺术领域,就像歌德批评摩西·门德尔松的蝴蝶那样,门德尔松看待美就像生物学家看待蝴蝶,把蝴蝶做成标本固定起来,观察、分析、归类,直到它鲜艳的颜色褪尽,成为一个大头针下的亡魂,而这就是美学。在艺术领域,则喜欢形式化、高贵性、对称性、均衡性和明智性的偏好。而浪漫主义对于原始主义和怪癖的张扬,张扬的是野蛮人原始的、热情的、粗野的、神秘的力量,是人们非理性的、狂热的、自我的,甚至虚弱的、不健康的精神。这完全不同于启蒙主义所认可的强健的、鲜活的、愉快的、合理的、合乎理性规则的、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所以,浪漫主义的确是对十八世纪启蒙主义的思想革命,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原始主义和怪癖是对启蒙主义的进攻与批评。

   既然原始主义作为浪漫主义的中心观念,成了浪漫主义理论的基本部分,所以那最早发现原始人的诗性智慧的维柯,他的思想也成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法德的浪漫主义中,维柯在《新科学》中关于语言起源和诗歌起源问题的理论,直接影响了浪漫主义关于艺术起源的感叹说,即德国语文学家迈克斯·缪勒戏称的“呸呸说”。一般来说,卢梭对于直觉和情感的第一性的总体强调,对艺术起源情感说的影响比较大。在《论语言的起源》中,卢梭认为“人类最初生活不是推理,而是感受,最原始的语言是情感逼压出来的叫喊,最原始的语言一定像歌声一般,充满激情的形象,因而是诗人的语言,而不是几何学的语言。”[6](P95)卢梭的看法与维柯理论有着明显的一致性。至于卢梭提出的曾经风靡了整个浪漫主义思潮的返于自然的思想,以及他对“高贵的野蛮人的发现”无不表现出维柯对他的启发。

   被柏林称为浪漫主义的真正父执的德国原创性批评家是约翰·乔治·哈曼,他持有的核心观点是一种神秘的生机论,从大自然和历史里感知上帝的声音。哈曼认为:“神话既非孟浪之人的邪恶发明,用来迷惑人们的视听,神话也非诗人捏造出来的巧言丽辞,以便粉饰自己的诗作。神话是人类用来表达他们对于不可言喻的大自然之神秘的感受的,他们无法用其他方法表达他的感受。使用词语,总会言不及意。神话使用艺术意象和艺术象征而非词语来传达生命和世界的神秘,把人同自然的神秘性联结起来”[8](P48-49)。哈曼提出神话不单是关于世界虚假的陈述,这样的观点最早属于维柯,不过在那时,维柯的观点阒然无闻。不论如何,对神话与大自然之间的联系的想象,成为后来的作家和诗人们在其浪漫主义作品中表现人与自然的契合,营造神奇的世界,和体现诗人不羁的想象力创造力的一个源泉。至于哈曼作为反理性主义的激烈主义者,他对赫尔德和歌德的浪漫主义思想都提供了武器。

   德国狂飙运动的领袖赫尔德更是维柯主义的继承人和拓展者,他将语言划分为原始民族语言和文明语言发展阶段,并认为语言与诗歌都因情感驱使而自然起源,诗歌产生于原始情感的自然流溢的观点,与维柯的思想有相通之处,赫尔德的观点在德国浪漫主义一代人进行语言探讨时成了一句套话。此外,维柯在《新科学》中指出人具有群体性属性,人创造了世界,在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归属。赫尔德发展了这个思想,提出从文化意义上去理解的“民族”这个概念,并探讨民族性格和民族感情。关于民族性格与民族情感在诗歌中的表现。赫尔德说:“一个民族越不开化,也就是越有生气、越无拘无束,如果它有诗歌,那么它的诗歌就必然会越粗野、越生动、越自由、越有直感、越充满抒情意味!这个民族离人为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语言和构词方式越远,这个民族的成熟的诗歌必然越不会成为死的雕琢字句的诗章。诗歌的本质、目的和全部创造奇迹的力量——这种创造力量能使一个民族产生充满激情、推动力、永恒传统和欢乐情绪的诗歌——”[9]赫尔德这些话似乎是对维柯关于原始诗歌高度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情感形成的粗犷的崇高性思想的改装。当然,赫尔德的这番话是热情地歌颂莪相和古代民族的歌谣,并鼓动人们从古代歌谣去寻找古代人民的生活、民族性格和民族情感。而由于维柯也写到古代诗歌(比如荷马史诗)必然是符合村俗人民的情感和喜好,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所以赫尔德和维柯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赫尔德对古代歌谣中激荡着的粗野、奔放、生动的情感和创造力的向往,以及提倡民歌的清新自然、粗犷奔放、充满激情的风格,给狂飚突进时代的诗人们,文艺家们开拓了一个通过文艺来达到不同于刻板、规整的新古典主义和雕琢、浮靡的巴洛克风格的新天地,给他们开辟了新的灵感之源。赫尔德第一个采用民歌(Volkslied)这个概念,并搜集和整理德国和其他各民族民歌,编成的《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1779),也对早期浪漫主义者向民歌学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卢梭、哈曼和赫尔德都是深刻地影响了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那场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人物,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维柯也是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先驱之一。

   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中,浪漫主义前期评论家、诗人布莱尔是一位原始主义者,他认为原始诗歌的特性是任何时代最优秀的诗篇的永恒标准,他说关于“蒙昧时代的作品所包含的热心、激情和烈火,‘是诗歌的灵魂’,莪相的基本品质‘就是真正的诗歌的优秀品质”[6](P96-97)。关于诗歌的特性,布莱尔则说:“当诗歌处于古老原始的状态时,它的语言只能是情感的语言,因为诗歌的生命是来自情感……后来诗歌成了公认的艺术,人们读诗也是为了附庸风雅或从中渔利,于是作者……便竭力模仿情感,而不是表现情感了;为了使想像显得活跃欢快,弥补原有的热情不足,他们便用那些人工装饰品使他们的诗作披上了富丽堂皇的外衣。”[6](P108-109)布莱尔的这些思想都让人想起维柯关于《荷马史诗》是最为光辉灿烂的诗篇的评价,还会想起维柯的关于语言和诗歌起源的看法。

   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在某种意义上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宣言,可以归结为一个总体的诗歌观念,即“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其关键词应该是情感、自然、天性,这一切都意味着对虚假的文雅和人为的杜撰,以及舍情感而矫揉造作的诗歌语言的拒斥,所以华兹华斯的理论植根于早期的尚古主义原则之中。在这一原则里,可以看到浓郁的维柯色彩,它融会了18世纪关于语言的情感起源的研究和关于原始诗歌的本质和价值的流行观念。这些研究和观念可以看作是对维柯思想的衍发和阐释。

   华兹华斯还在这篇序言里详细论证了想象力之于诗歌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诗人写诗的能力包含五种,“第四是想象和幻想,也是改变、创造和联想的能力。”[10](P43)他说:“对于以创造性的活动潜入对象中心的幻想,应该用什么来说明它的特点呢?想象力……它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字眼,意味着心灵在那些外在事物上的活动,以及被某些特定的规律所制约的创作过程或写作过程……。”[10](P43)“他举例来说:

   今后我见不到你,绿油油的,悬挂在

   长满树木的岩前,离开那岩石很远很远。

   ——在那半山腰上

   悬挂着一个采茴香的人。

   这是莎士比亚描绘杜佛海边峭壁上一个人影的著名诗句。在这两个例子中,在使用‘悬挂’这个字眼上,稍微运用我所称为想象的这种能力。不论羊群和采茴香的人,都没有像鹦鹉或猴子那样真正悬挂着。但是,由于感官面前出现这种模样的东西,心灵在自己的活动中,为了满足自己,就认为它们是悬挂着的。”[10](P43)

   从华兹华斯对诗歌的想象力的理解及其举例论述来看,华兹华斯重在以己度物的隐喻在创造诗歌意象过程中的作用,在这里,羊群和采茴香的人并没有真正地悬挂着,它们是隐喻的想象形成的感性形象,也就是维柯所说的诗人把整个心灵沉浸到感官里,以己度物的结果。

另一位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的想象理论摒弃了英国经验主义式的想象经验观,他区分了想象和幻想,并对想象发展出新的观点。柯勒律治认为幻想类似于英国经验哲学的想象论,要受到“联想”规律的限制。想象却是一种创造的才能,不仅仅意味着重洗一张张经验之牌,其中理智也一直贯穿其中,起着融化、分解、传播、消除等作用来进行再创造,也就是说想象中包含着理性。柯勒律治还认为,想象创造的过程伴之以“热忱与深刻强烈的感情”,从而达到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统一。而关于想象力的获得,柯勒律治相信天才的作用,他认为想象力绝不是学来的。艺术家的心灵重复着外界自然的活动,但心灵本身包含着无意识的活动,这就是天才人物身上的天赋。作为客体的自然没有灵魂和生机,诗人将一个有人性的、有智慧的生命力转移给它们的时候,诗人就将自己的精神贯穿于天、地与海洋,而这样的创造力也包含着如同植物生长一样的那种自然的、非计划的、无意识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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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百色学院学报》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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