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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戈:迈向生命宪制

——法律如何回应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中的风险

更新时间:2019-08-22 21:48:20
作者: 郑戈  
随之产生的是需要人类借助法律等手段加以控制的新的风险。自此之后,无数科学家致力于基因的解码、测序和编辑工作。这些工作使得制造在大自然中不曾存在的基因序列成为可能。

   1989年“人类基因组项目”正式启动,其主要目的是对整个人类基因组进行全面测序。[22]项目的总负责人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沃森。随后,法国、日本、中国和德国等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应邀参与这个项目,其中中国承担了百分之一的工作。就在这个项目刚启动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经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提出了基因组测序的简捷方法,并在该项目之外启动了竞争性的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到1998年,文特尔成立了一家叫做塞莱拉的公司,专注于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这种竞争大大加速了这项工作的进程,在2001年2月15日和16日,“人类基因组项目”和塞莱拉的研究成果先后分别刊登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两篇长文分别占据了当期杂志的几乎全部篇幅。[23]此时,我们可以开始将人类基因组理解为一本书,全书共23章(即23对染色体),每章都包含几千个故事(每个故事是一个基因),每个故事由不同的段落组成,称为外显子;段落之间是广告,名为内含子。每个段落由词语组成,叫密码子。每个词语由字母构成,叫做碱基。[24]按照当时和后来补充的结果,人类基因组(即一套完整的人类基因)由大约32亿个碱基对(即由氢链连接起来的ATGC四个字母所代表的四种碱基之间的一一配对)组成。正如塞莱拉的研究报告一开始便指出的,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承载着人类的巨大希望:“人们普遍期待,解码构成人类基因组的DNA将会对我们人类进化、疾病的成因以及环境和遗传在定义人类处境方面的交互作用作出决定性的贡献”。[25]

   基因测序工作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们对疾病的理解更加具体和精确。例如,科学家们已经发现某些类型的癌症会在家族内遗传,而某个特定基因的突变是这些癌症发病和遗传的主要原因。BRCA1和BRCA2这两个基因内的突变会导致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率大大提高。带有某种BRCA1基因突变的人比一般人患乳腺癌的风险高6倍,而带有某种BRCA2基因突变的人更比一般人患乳腺癌的概率高4倍、患卵巢癌的概率高10倍。[26]这些发现有助于人们采取预防措施来降低罹患某种癌症的风险。

   既然生命这本书的内容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那么对这本书进行校对,改正其中的文字和语法错误(疾病)就成为科学家下一步的努力方向。人类需要找到修改这本书所需要的涂改液和笔。再一次地,科学向技术提出了需求,而技术也很快给出了答案。对于这个过程,大卫·巴尔蒂莫等科学家所发表的一篇文章给出了精准的描述:“所谓‘精准医疗’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两种强大技术的合力促生的,这就是DNA测序和基因组工程。DNA测序能力的提升以及基因组间关联性的研究已经提供了关于影响疾病发展的基因变异的关键信息。过去,由于缺少相应手段来有针对性和有效地修改一个特定的基因组,因此根据这种信息采取行动的能力就大为受限。但这一局限已经被一种简单、便宜且异常有效的基因组修改方法的迅速发展和广泛采用给突破了,这就是被称为簇状规则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RISPR-CAS9)技术。”[27]

   1989年,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的博士生弗朗西斯科·莫吉卡在研究地中海嗜盐菌的DNA片段时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结构:一种几近完美的30个碱基的重复序列副本,由大约36个碱基的间隔分离开来。他后来将这种序列命名为CRISPR。到2000年,莫吉卡已经在20种微生物(包括结核杆菌、艰难梭状芽孢杆菌和鼠疫耶尔辛杆菌)中发现了这种重复序列。但里程碑式的事件发生在2012年,珍妮弗·道德娜和伊曼纽尔·卡彭蒂尔带领的一个国际团队证明在细菌中发现的CRISPR可以被用来编辑细菌之外的基因。她们还发现CAS9不是由一个RNA来引导,而是由两个短RNA,即crRNA和tracrRNA组成,她们的研究团队把这两个RNA重组成一个向导RNA,从而可以准确地对一段DNA进行双链剪切,并促发细胞的自我修复机制。换句话说,她们找到了一种更简单、更精准的工具,这个工具可以被用来剪断、插入或修复任何生命组织里的特定基因,从而使生命可以被编辑。[28]一年之后,三个科学家团队先后发表文章证明了CRISPR-CAS9技术的有效性:它不仅可以用来编辑老鼠的基因,也可以用来编辑人类基因。[29]到2016年,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双聘教授兰德尔已经可以宣称:“我们很难想到一场比CRISPR更加迅速地席卷整个生物学的革命。仅仅3年以前,科学家宣布,CRISPR系统,一种微生物通过记录和精准打击入侵病毒的DNA序列来保卫自身的适应性免疫系统,可以被赋予新的用途,变成一种用来在活体细胞中编辑哺乳动物和其它生命体的基因组的简单而可靠的技术。”[30]

   CRISPR-CAS9技术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除了预防乳腺癌外,它还可能有如下用途:(1)预防和治疗任何基因突变导致的疾病;(2)修改人类的“正常”基因,人为导致基因突变,从而预防和治疗某些并非基因突变导致的疾病,如艾滋病;(3)修改人类的“正常”基因,人为导致基因突变,从而改良人的体质或智力。

   “贺建奎事件”所涉及的就是第二种情况,因此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其中的基本原理。有接近1%的白人(主要是北欧血统的人)天生就具有对艾滋病的免疫力,他们的免疫细胞压根儿就不会被HIV入侵。科学家已经发现,这是因为HIV入侵人类免疫细胞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借助免疫细胞表面的一些“路标”蛋白来指明方向,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个名为CCR5的蛋白。在天生带有艾滋病保护伞的这些幸运儿身上,编码CCR5蛋白的基因出现了突变,因此这个“路标”蛋白无法被HIV识别。1995年,美国人蒂莫西·雷·布朗被确诊为艾滋病。2006年,他又罹患致命性的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但这两种致命疾病的结合反而给了布朗重获新生的机会。他的主治医生格罗·休伊特(德国著名血液病医生)提出了一种一石二鸟的治疗方案:彻底清扫布朗体内带有艾滋病毒且又已经癌变的骨髓细胞,再专门选择CCR5基因突变的骨髓捐献者,给布朗进行骨髓移植。这个方案最终彻底治愈了布朗的艾滋病。[31]如果能够借助基因编辑技术直接剪掉CCR5基因,尤其是在胚胎阶段进行这种操作,就可以“制造”出免疫艾滋病的婴儿。[32]

  

   三、“贺建奎事件”所呈现出的法律问题

  

   2018年11月26日,一篇题为《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报道在人民网上发布。[33]这篇报道完全以正面肯定的口吻描述了这一石破天惊的事件,但随后的舆论反应基本上完全是负面的。当天下午,“知识分子”新浪微博账号就发布了一份由122位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专家署名的“联署声明”,对贺建奎的行为表示反对和谴责。[34]随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部等中央部委先后要求广东省有关部门对此事展开调查。2019年1月21日,新华网发布了广东省有关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其中写道:“2016年6月开始,贺建奎私自组织包括境外人员参加的项目团队,蓄意逃避监管,使用安全性、有效性不确切的技术,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该行为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和科研诚信,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35]

   调查结论将这起事件定性为“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为追逐个人名利,自筹资金,蓄意逃避监管,私自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表示“对贺建奎及涉事人员和机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对已出生婴儿和怀孕志愿者,广东省将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与相关方面共同做好医学观察和随访等工作”。南方科技大学已于2019年1月与贺建奎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进一步的法律后果正在等待着他。

   那么,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则有哪些呢?首先,对贺建奎本人及相关医疗机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处理,其实不用借助专门规制基因编辑技术临床应用的法律,而只需要借助现行的规制医疗活动(包括人类辅助生殖服务)的法律即可。贺建奎的活动已经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而是很明显的临床医疗活动。科学研究与医疗活动(包括临床研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实验室开展的不影响活着的人的身心状态的研究,而后者则是干预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活动。哪怕是出于研究目的的临床医疗活动,也必须由医生而不是由不具备医师资格的研究人员来进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第35条规定:“医疗机构对传染病、精神病、职业病等患者的特殊诊治和处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第48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28条规定,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以5 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对于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14条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第39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医师吊销其执业证书;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36条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次,由于基因编辑婴儿的父亲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贺建奎还违反了国家关于传染病防治方面的法律。艾滋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所界定的乙类传染病,对于传染病病毒携带者的血液、精子采集,有明确的记录、报告和监控要求。《刑法》第330、331条对于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而给公共健康带来危险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刑事罪名。

   不过,只有当我们搁置行医资格问题或无视基础科学研究与临床试验之间的区别时,才可能揭示“贺建奎事件”背后更深刻的法律问题。首先,贺建奎施行基因编辑时所在的医院违反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其中第7条要求从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必须设立伦理委员会,第14条要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伦理委员会设立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机构的执业登记机关备案,并在医学研究登记备案信息系统登记。而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调查后发现和美妇儿科医院虽然设立了伦理委员会,但该伦理委员会并未按规定备案。其次,贺建奎还违反了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第6条:“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遵守以下行为规范:(一)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二)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且不说法律位阶问题,仅从规制效果上看,这两份部门规章都无法有效防止类似“贺建奎事件”的再次发生。和美妇儿科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未按第一份规章备案,但这是一个与事情的发展没有必然关系的偶然事件。而第二份规章明显缺乏“牙齿”,如标题所示,它只是一份“指导意见”,其中没有任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

受这一事件促动,相关领域的立法工作开始引起重视。科技部党组在2019年1号文件中提出要“加快推进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立法工作,加强对基因编辑、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技术研发的规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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