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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满 郭苏建: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脉络、议题、方法、前景

更新时间:2019-08-22 20:36:39
作者: 张春满   郭苏建  
定量研究的兴起是政治学领域的一个整体趋势,并不是中国政治研究领域所独有的现象。对于这一研究方法的转变,美国学界的认识并不统一。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来讲,应用复杂的数据处理技术和先进的研究方法能够确保研究发现的科学性、学术质量和可靠性;但是看重田野调查的学者认为,这样的趋势会“鼓励”更多的人坐在电脑前完成中国政治的研究。

   从上文我们能够发现,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它曾经遭遇瓶颈陷入低谷,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获得蓬勃发展。下文将从议题、方法和前景三个方面进一步剖析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

  

   三、从单一到多元:美国期刊中国政治研究的议题

  

   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研究内容的多样化。1979 年以前,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在研究主题上不够多元,研究议题主要以政府、宪法和国家制度等宏大主题为主。这个状况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转变,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到中国政治研究的领域,研究议题也变得丰富起来。不仅传统的高政治议题(共产党、人大、军队)得到了持续的关注,一些曾经被认为不属于政治学研究范畴的低政治议题(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媒体等等)也得到了研究。而且从分析层次的角度观察,中层和微观视角是最为普遍的研究视角。

   从表1 可以看出,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选题非常多元。高政治领域和低政治领域都有多个议题出现了3 次以上。在这些研究议题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是农村政治研究(出现了12 次)。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农村政治研究从来没有被纳入主流美国政治学者的视野,但是为何在过去40 年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呢?原因比较复杂。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村是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在经济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活了农业,为后续的改革开放开了一个好头。在政治上,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试行到后来全面推行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政治面貌,吸引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第二个主要原因是选举是西方政治学界的长期研究热点。当中国开始施行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海外学界就发现了一个西方理论和中国案例的结合点。这种情况在美国学界的印度政治研究中也存在。在美国的主流政治学期刊中,选举研究是印度政治研究中的长期热点。因为中国的特殊性和1979 年之前一段时间的国际环境,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的很多方面都面临一些障碍。但是当外国学者进入到中国农村选举的研究场域不仅没有任何障碍,而且还具有理论和方法优势。

   除了农村政治,其他出现频次较多的议题还包括社会抗争、腐败(反腐败)、媒体与互联网和人大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议题也是中国社会的热点议题,说明美国学界对中国政治现实中的热点问题一直保持了高度的关注。有些议题只出现了一次,这些议题包括知识产权、群团组织、监察制度、民营企业家、公民偏好、政府回应性、法治、灾后重建、福利政策,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国政治宏观主题的研究在迅速减少,1979 年之后出现的很多新议题采用的分析视角是在向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转变。比如对于公民偏好、社会抗争和民营企业家等议题的研究,中观和微观的分析视角能够更加细致地剖析这些议题的内在价值和学术潜力。尤其是在中观层面,这些研究发现能够更好地兼顾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和政治学理论发现的普遍性。

   那么到底什么研究议题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比较大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本文对三本期刊中的121 篇中国政治研究论文进行了引用量统计。《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中的38 篇论文一共被引用了3617 次,平均每篇被引用95 次;《比较政治学》中的40 篇论文一共被引用了2598 次,平均每篇被引用65 次;《比较政治研究》中的43 篇论文一共被引用了2584 次,平均每篇被引用60 次。其中,引用量最高的10 篇论文中有一半出自《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见表2),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这本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及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在这10 篇论文中,农村政治是出现次数最多的议题,腐败问题和媒体与互联网是出现次数第二多的议题。值得说明的是,这些高引用量的论文产生的影响力甚至延伸到了学术界之外,一些研究发现甚至引起了海内外大众媒体的注意,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治的研究议题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得愈发多元,但是与美国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议题还不是完全契合。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第一个核心大主题是现代化,即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如何步入现代化。西摩·立普赛特、巴林顿·摩尔、西达·斯考切波和塞缪尔·亨廷顿等人的研究就是围绕现代化展开的。而在这个时期,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基本上没有回应现代化的问题。大部分的研究是着眼于理解中国新生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到了20 世纪的80 年代,比较政治学开始研究第二个核心主题:民主化和民主转型。这个主题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也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性成果和学者。有趣的是,中国政治研究再次与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趋势不相协调。正当第三波民主化推动着美国学界期待历史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案例的“不合拍”直接催生了“中国特殊论”的学术状况。这一状况的存在导致中国政治研究在西方的比较政治学领域“存在感”不太强。中国政治案例研究或从中国政治案例研究中提炼出的概念似乎并不为美国主流政治学界所认同,很难为主流的比较政治学一般性理论添砖加瓦,因为中国政治案例研究发现很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重复而进行科学证实或者证伪。从中国案例出发得到的一些新概念也没有被比较政治学界广泛接纳。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也很少被列入其顶尖高校的比较政治学课程大纲。

  

   四、定性、定量抑或其他:美国期刊中国政治研究的方法

  

   研究方法的进步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比较政治学从名称本身就暗含了对方法的要求和追求。在20 世纪70 年代以后,美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开始迎来大发展。阿伦德·利普哈特的《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方法》是这方面的经典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对四种主流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实验研究方法、统计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和西德尼·维巴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定性研究中的科学推论》是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中的里程碑式著作。这本书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兴盛。面对定量研究“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美国学界一些比较政治学者也在积极推动质性研究方法的发展和进步。近些年,在对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反思基础之上,学术界更加关注如何把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开展混合研究。

   在2007 年,格拉多·蒙克和理查德·施耐德发表文章对1989 到2004 年间三本比较政治学期刊的论文进行了方法论统计(见表3)。两位作者把方法论分为理论建构的方法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在理论构建的方法方面,使用频次最高的是归纳的、质性的研究方法,其次是演绎的、半形式(模型)的方法。在实证分析的方法方面,使用频次最高的是质性的研究方法,其次是定量的研究方法。近些年,部分文章采用了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因为在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中,理论构建的论文比较少,实证分析的论文是主体。因此下文将侧重于从实证分析的角度介绍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的方法。

   总体来讲,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积极迎合了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发展趋势。通过对121 篇样本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我们发现中国政治领域的研究方法是比较丰富多元的,方法使用偏好与蒙克和施耐德的研究结果也比较一致(参见图1)。本文把研究方法进一步细分为:描述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描述性统计法、统计分析法、大数据研究法、访谈/民族志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实验研究法和混合研究。描述性分析在20 世纪70 年代以前的中国政治研究中非常普遍。研究者重点是对中国政治的某一议题进行描述和介绍。在今天看来,这种研究似乎不够深入,研究发现也不够深刻。但是在当时的学科背景下,考虑到数据的缺失和研究资源和手段的缺乏,描述性分析是最为普遍的和实用的。描述性统计与统计研究方法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以基本的数据描述为主(数据的分布、均值、年度变化的等等),而后者是以高级统计研究方法做深度的数据分析为主(尤其是开展回归分析讨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

   我们统计发现,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文章达到了60 篇,占到了总数的一半。在这60 篇论文中,1979 年以前的论文占到了22 篇,1979 年到2008 年之间的论文占到了30 篇,而过去10 年的论文只有8 篇。这一趋势说明在本文所统计的三大政治学期刊中,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发表论文的难度在迅速变大。中国政治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文章达到了43 篇,占到了发表论文总数的36%。在这43 篇论文中,1979 年以前发表的论文占到了2 篇,1979 年到2008 年之间的论文有14 篇,而过去10 年的论文则高达27 篇。通过对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应用趋势进行对比,我们发现1979 年以来,在经历了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彼此平衡发展的阶段之后,在美国顶尖政治学期刊发表中国政治研究论文越来越依赖定量的研究方法。虽然在过去10 年中,新兴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法和大数据研究法开始兴起,但是定量研究方法目前是处于“一家独大”的发展状态。

当然作为比较政治学的经典方法,比较研究法一直备受学者青睐。在1979 年以来有12 篇论文是采用了比较研究法,在过去10 年也有5 篇论文是把中国政治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这些比较研究中,与中国进行比较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印度、中国台湾地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印度能够排在首位是因为两个国家在很多方面确实有太多相似之处。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经济表现都获得了世界瞩目。同时,这两个国家也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例如经济发展、腐败/反腐败、社会公平、环境污染,等等。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之所以被用来与中国进行比较,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比较类似。而台湾地区与大陆目前的政治体制是不同的,但是两者能够进行比较的基础在于都是华人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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