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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阳:父亲的遗言

更新时间:2019-08-20 19:59:42
作者: 贺阳 (进入专栏)  

  

   今天,小齐在整理母亲床头杂物时,发现父亲生前写的一篇短文——贺文贞和我。这篇短文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从稿纸的破旧程度可以看出,父亲去世后的15年,这篇文字母亲不知看过多少遍。

   短文是2003年1月写的。一年后的2004年1月14日凌晨,父亲在家中平静地离去,走前一小时还坐在沙发上……我想,临终没有痛苦,也许是应了“善有善报”、“好人好报”的老话吧……

   现将老父亲生前的最后一篇作品陈列如下。我想他老人家即便是在天国,也一定会继续祈盼他们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自由民主和国家兴旺……

  

   2019年5月31日

  

贺文贞和我


   时光老人把我送上了81岁的台阶。原想离世前写几句话告别关心我们的朋友,怎奈近来视力日下,莫如早点吐出来为好。

   贺文贞和我1949年5月21日结婚,至今已经半个世纪有余。多次读过有人介绍他们夫妻一生从来没有红过脸的文字,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我和贺文贞可不是这样,我们是和谐中有争吵。

   我们俩在性格上是有矛盾的,主要是热与冷的矛盾。她为人热情,好客,在家庭生活中,今天说三,明天道四,一切都要按照她的安排运转。我是相对地冷,有点不苟言笑,对她生活中的指指点点,我有的表示赞成,许多时候反应冷淡,对后者她是不高兴的。争吵时有发生(年老后少多了),离婚两字不止一次脱口而出。但是,谁都坚信船是翻不了的。

   一根政治的链条把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1946年在争自由民主的学生运动中,我们相识并相恋。婚后一直没有离开这条航线,为此我们相濡以沫几十年。教科书上说,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在1949年就已经完成了,但我们认为现实并非如此。50年代的反右派运动中,50余万为自由民主而呼喊的知识分子被推下陷阱,不就说明问题吗?

   1955年我涉嫌胡风一案,久攻不下,遂将我发配新疆。贺文贞当时是北京市受到市长表扬的中学校长,她不得不扔下心爱的工作,携儿带女(尚在襁褓中)跟我一起西去。反右派运动中,我幸运过关。1959年的反右倾却过得不平静。当时我对贺文贞说过的话,其尖锐程度超过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讲。她如果顶不住压力(当时夫妻互相揭发者并不鲜见)吐露半句,我就会陷入“现行反革命”的灭顶之灾,一家人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贺文贞顶住了。其动力就来自她对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

   1961年我在劫难逃。受毛泽东“三不”政策的“启蒙”,我就国家形势和指导思想讲了一些真情和真心话,因此被戴上“反党反三面红旗”的帽子,遣送戈壁荒滩劳动改造。期间她在北京学习,几乎每封信都叮嘱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因为她坚信千百万受打击者是无辜的,问题在打击者。

   贺文贞是我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伴侣,是我相依为命的伴侣。近来,我多年的肺气肿急剧恶化,导致呼吸困难,生活难以自理,她为我做饭,帮我洗澡,关怀备至。我不能没有她。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此话讲得有理!

  

   曲方明

   2003年元月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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