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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斌:琉球地位的变迁及其复杂性

更新时间:2019-08-19 22:15:53
作者: 修斌  
这一权利虽然象征意味浓厚,但又带有根本性;而日本的“治权”,则是通过非法手段掠获,并通过萨摩藩在琉球的“领事”、“驻军”等直接控制来强力实现的,进而又强行将琉球纳入幕藩体制;琉球的自我定位是:琉球是中国的“外藩”,日本是琉球的“近邻”。但是,前者更多地是一种文化和价值的自觉认同以及国家体制机制的坚守;后者则是对外所表现出来的无奈的、虚假的“认知”。琉球与中国、日本这种尴尬的被日本学者称之为“两属”的关系,虽然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琉球地位的真实状态,但是所谓“两属”的性质截然不同。包括佩里舰队在内的西方人士对琉球地位所表现出来的疑惑不解,不仅源自日本萨摩藩所采取的隐蔽控制政策,更源自西方人对东亚世界特有的封贡体制缺乏认知。[16]

   明朝以前日本与琉球因地缘关系时有往来。到琉球国建立,两国之间的交往关系主要反映在琉球与九州岛的萨摩藩之间,并逐步密切,此时日本(萨摩)和琉球之间只是友邦(近邻)关系,通贡往来时有断续。1609年日本萨摩藩武力入侵琉球,从此以后琉球开始被萨摩藩非法控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其经济和政治附庸。此后,萨摩藩和德川幕府一方面借助琉球与中国的封贡贸易获利,一方面想伺机将琉球完全据为己有。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步西方列强后尘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清朝极力维系传统的东亚封贡体系,但是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双面夹击下日渐招架无力。在台湾发生的“牡丹社事件”成为日本吞并琉球的借口和契机。清朝与日本签署的《北京条约专条》,也为琉球国的灭亡埋下了隐患。19世纪70年代,日本加快了侵略控制琉球的步伐,先后强行“废琉置藩”、“废琉置县”,将琉球国变为日本的“琉球藩”和“冲绳县”,最终于1879年通过武力完成其所谓“琉球处分”,吞并琉球。虽然琉球上下不甘心就此亡国,但囿于国力弱小,最终无力抵抗日军。

   此时,在清国的琉球使节尚德宏向李鸿章呈上了一封求助信,表示日本要“灭数百年藩臣之祀”,琉球上下正是“主忧臣辱”,“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厉鬼”,恳请清政府“威惠于天下”,希望能“速赐拯援之策,立兴师问罪之师”,救琉球国于水火。[17]但东南海疆的琉球危机又正好与西北边疆的危机碰到了一起,清廷无法倾注全力拯救琉球。面对尚德宏的泣血哭诉,清政府在犹豫不决之中让日本占夺优势。此后,日本在琉球实施殖民同化政策,教育方针是皇民化教育,其目标是彻底的“日本人化”。

   “二战”结束以后,占领琉球的美国将琉球群岛视为被日本所统治的殖民地,因此计划将琉球群岛渐渐从日本分离并使其独立。得益于美国治理下宽松的政治环境,琉球人的民族意识高涨,掀起了公开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这期间,琉球涌现出一大批主张“独立”或要求“自治”的组织。如琉球人柴田米三等领导的“琉球民主党”、牧志崇得等组织的“共和会”、大城赡养等组织的“成人会”等,其宗旨均在启蒙琉球人的民主自立精神。1947年前后成立的三个政党也不约而同地持有明显的独立倾向。率先成立的“冲绳民主同盟”明确提出要“建立独立共和国”。随后成立的“冲绳人民党”、“社会党”,其独立倾向也非常明显。在主张脱离日本的党派中,最为活跃的是“琉球青年同志会”,其宗旨是“鼓吹革命,解放琉球,归属中国,并启发琉球之民族思想,击破日本之侵略政策”。该会战前被日本武力解散,战后迅速恢复活动,1947年初更名为“琉球革命同志会”,成员发展至6800余人,在琉球和台湾两地积极开展琉球独立运动,吁请中国国民政府在讨论对日和约时将琉球问题列入议题,并表示琉球同胞一致要求归属中国,要求迅速将此强烈愿望转报中央政府。[18]

   1972年5月,美国按照与日本签署的协议,正式将琉球的施政权交给日本。虽然台湾当局对美国不顾其主张而私下将琉球“归还”日本表示“至为不满”,但是台湾当局在既成事实面前也无可奈何。

   “冲绳返还”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在琉球的工会和知识界中间出现了“自立论”的讨论,提出了冲绳“自治县”或“自治州”等构想,还制定了各种版本的“宪法”。到了90年代,琉球更首度出现了官、民共同推动的“自立”运动。自此以后,谋求“冲绳自立”成为冲绳社会的主流意识。积极主张的团体主要包括来自文化思想界的“二十一世纪同人会”,学术界的“冲绳自治研究会”,以及明确把实现“琉球独立”为唯一目标的“琉球独立党”。琉球独立党成立于1970年,2008年3月3日正式更党名为“嘉利吉俱乐部”。据2005年的调查,18岁以上的琉球人中,40.6%的人认为自己是琉球种族,而不是日本种族。而且,24.9%的琉球人表示支持琉球独立运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立”取代“独立”成为冲绳知识界的一个潮流。[19]2013年5月15日,由日本当地知识分子、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市民团体成员组成的向联合国“脱离殖民化特别委员会”陈述冲绳独立的意愿。此间,中国《人民日报》载文主张琉球归属问题“可以再议”引发议论等事件。[20]在此背景下成立的“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就更引人关注。

  

   四、结语

  

   近代以前东亚传统的国际秩序框架是封贡体制,它是以宗主国的册封和藩属国的朝贡为基本前提构成的国际秩序。明清时期封贡体制走到了鼎盛,也开始走向衰亡。封贡体制功能的丧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琉球王国是这一时期封贡体制内的重要成员,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和东亚地区形势变化,琉球逐渐走向灭亡。琉球的亡国对传统东亚封贡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封贡体制的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琉球亡国的原因和它走向衰亡的必然。日本挑战封贡体制,以强盗逻辑废琉置县,理当揭露批判,但揭露和批判并非怀恋赞美远去的封贡体制。

   萨摩藩的入侵给琉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成为琉球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琉球由此陷于中日所谓“两属”同时又是“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琉球仍然延续着对宗主国的封贡关系,是中国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另一方面琉球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逐渐被日本萨摩藩实际控制,成为萨摩藩的附庸国。但是藩属国和附庸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对部分琉球和日本学者的“两属”话语若不加辨析地使用容易误判该时期的琉球地位。

   明治政府在琉球王国走向灭亡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它推动了东亚封贡体制的解体,并在中琉关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吞并琉球、侵略台湾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开始,是日本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重要一步。以往对明治维新的正面评价占压倒性地位,从中国的立场看需深入反思。明治维新后到日本“二战”战败,日本的对外政策是以扩张和侵略为主基调的。明治初期,琉球是最大的受害者。作为历史运动的“琉球独立”已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作为现实社会运动的“琉球独立”是极少部分“琉独”人士的目标和一部分琉球民众抗争美日基地政策的手段。“琉球独立”在短时期内难以构成琉球社会的现实可能。

   总之,琉球群岛纵贯千里,是中国走向太平洋必经的一道障坎,它在历史上曾“自成一国”,是中国最重要的藩属之一和东亚海上贸易的主要枢纽之一,它的血液中曾深深浸透着中华文化基因。从现实意义上说,琉球群岛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潜在而敏感的神经,是中美关系在东亚的大暗礁,是两岸关系发展复杂而颇具前景的交集,是中国拓展海洋战略空间的重要“门闩”。琉球群岛地位及其今后走向,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凸显。客观认识琉球的现状和社会生态,审慎确立对琉球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政策主张,对于妥善处理中日关系,推动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琉球这串海上明珠历经风雨至今依然闪烁在浩瀚的大洋之中。但是当今琉球群岛并无法真正自主自立,经济对外依赖性强,文化认同也模糊游移,良好的自然环境生态和畸形的人文社会生态都吸引着世界的目光。琉球似乎在三种力量之中寻求着张力的平衡,即日益同化于日本、融入全球化特别是区域一体化、寻求全方位的自立自强和特色发展。[21]历史和现实诸多问题的复杂交织,还将一直影响着琉球和冲绳的历史,影响着琉球人和冲绳人的意识和行为,作为一个问题区域,琉球未来的走向具有不确定性,也正因为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中琉关系的重要性,研究琉球,研究琉球地位问题才格外重要。学界有必要超越以往对琉球问题局限于琉球自身或中琉关系、日琉关系、琉萨关系等单边和双边的视角,将琉球放在东亚区域乃至西力东渐带来东西接触的全球背景下考察。

   [①] 常胜君:《钓鱼台主权与礁层公约》,中国国民党中委:《钓鱼台列屿问题资料汇编》,1971年,第56页。

   [②] 徐勇:《琉球谜案》,《世界知识》,2005年第15期。

   [③] 史楠:《1879:琉球的血色黄昏》,《世界知识》,2005年第15期。

   [④] 李薇:《冲绳问题的复杂因素及其本质》,《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

   [⑤] 汪晖:《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⑥] 孙歌:《内在于冲绳的东亚战后史》,《读书》,2010年第2期。

   [⑦] 陈荔彤:《台湾国际法之回顾与前瞻》,法学丛刊杂志社主编:《跨世纪法学新思维:法学丛刊创刊五十周年》,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80页。

   [⑧](日)新崎盛晖着,胡东竹译:《冲绳现代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5页。

   [⑨] 参见(日)松島泰勝:《琉球の自治》,东京藤原书店,2006年;(日)又吉盛清:《日本植民地下の台湾と沖縄》、沖縄あさ書房,1990年。

   [⑩] 时间分别为1853年5月26日、1853年6月23日、1853年7月25日、1854年1月21日、1854年7月1日。参见修斌、刘啸虎:《<日本远征记>所见琉球国的国际地位——兼论琉球与日本、中国之关系》,修斌主编:《海大日本研究》第四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11] 港川人,冲绳县出土的被认为是史前人类遗骨,在1967年冲绳县岛尻郡具志头村港川海岸附近的割石场发现,推定年代约17000-8000年。它们也是东亚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现代智人的完整骨骼。

   [12] 《明宪宗实录》卷202,成化十六年四月辛酉条。

   [13] 修斌、付伟:《清琉封贡关系的确立及其影响因素探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4] 修斌等:《琉球史略》,修斌主编:《海大日本研究》第三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3-144页。

   [15] 冯承钧撰,邬国义编校:《冯承钧学术著作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72页。

   [16] 修斌、刘啸虎:《<日本远征记>所见琉球国的国际地位——兼论琉球与日本、中国之关系》,修斌主编:《海大日本研究》第四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1页。

   [17] 《附:琉球国紫巾官向德宏初次禀稿》,光绪五年五月十四日,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45页。

   [18] 修斌、常飞:《琉球复国运动的历史回顾》,《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9] 林泉忠:《沖縄住民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調査(2005年―2007年)、琉球大学法文学部《政策科学・国際関係論集》第11号、2009年3月。

   [20] 张海鹏、李国强:《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人民日报》,2013年5月8日。

   [21] 修斌、姜秉国:《琉球亡国与东亚封贡体制功能的丧失》,《日本学刊》,2007年第6期。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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