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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从“经济大国”到“仁智大国” ——国际秩序之变与中国作为

更新时间:2019-08-19 09:18:52
作者: 王逸舟 (进入专栏)  


一、中国的累积式巨变

  

   纵观最近一段时期的历史,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中国领导人的话讲,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现在追求强国梦。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被列强瓜分和看不起的“病夫”,成为全世界多数国家公认的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的新兴超级大国。尽管中国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但其他国家—不管是发达还是不发达、离中国近还是远,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可以跟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日本、欧洲一些智库认为,他们国家是中等国家,美国、中国是真正世界级的大国。当前中国在全球大国中发展最好、机会最大,也提出了世界级的目标愿景。从国家的体量、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生产总值、军费支出和军事装备等硬指标衡量,中国多半能够位居世界前三的行列。中国领导人说“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就是依据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定位和影响力的变化。这种真实而突出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连续渐进过程,是昂扬向上的积累和“好运道”的共同结果。

  

   “革命”时代,实现了“站起来”,要“砸碎”西方统治体系。随后开启了建设时代和活力之源,进入世界体系来汲取力量,变成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某种程度上带动了全球就业、脱贫、粮食生产。但至八九十年代,中国仍是一个刚解决温饱问题的较弱的大国。其后两代领导人继续有力地推动建设,中国“人世”以后髙速增长,农民进城、企业长足发展、财政充足、提髙福利、取消农业税、基建迅猛等都是重要现象。今天全球五百强中百余家中国企业,也都是在那个时期規露头角,并开始成为世界角色。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新兴大国的说法,是在世纪初由郑必坚首次提出,也是中央借重要智囊发出信号。

  

   2008年北京奥运会象征了中国的“起飞”、“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口号,更代表了从上到下人心和精气神的状态,中国真正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大国,可以在全球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在此以前,我们的研究中很少出现“大国外交”“强国外交”“全球外交”此类表述。我当时看到某位台湾来交流的年轻人博士论文写中国新世纪以来大国外交,第一反应是非常惊讶,印象也特别深。2008年以后,中国崛起的声势越来越强,与美国、俄罗斯相比运道也不差。今天中美力量对比之态势,很大程度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经济下行、中国经济一直往上走的结果。

  

   从历史的连续性正视这个时代,中国是经过长期贫困、动乱,从休养生息到恢复发力、羽翼渐丰,开始进入踌躇满志、向世界进发的状态。从解决温饱、建设小康到全面小康、初级发达、中等发达,这些目标随着国力和人气的提升逐步提出和实现。中共十八大时,一批长在红旗下的领导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执政时国家实力已较强,在国际上越来越成为次主角、主角,自然就有大国领袖的追求和底气。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宏大的全盘规划和政治口号,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追求在一般国家是很难想象的。相比美国这种世界领袖与霸主,中国是把自己定位为全球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或许将来历史会写:中国进入3.0版,特点是推动全球化,例如“一带一路”、全球护航、全球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二、世界处在长期“置变”中

  

   百年巨变主要是就中国的发展与影响而言,还不能轻易说世界变局已发展到清晰可见、影响长远的百年巨变。所谓百年巨变应该有世界史全方位的影响,为各大洲的政治家和人民所认知和接受。出现世界巨变,可能因为战争(如两次世界大战)、重大政治变化、科技革命(如三次工业革命)、疾病肆虐(如中世纪末黑死病)、气候或地质变化(如冰川期)等。与今天的变局相比,一战、二战、冷战结束是真正产生世界影响、缔造不同世界的巨变。对一些国家而言,9.11对其都不算很大影响。

  

   经过一战,帝国、殖民体系开始向共和国、主权国家体系过渡,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开始大量研究国际法、国际联盟和国际条约。现代会计制度、常备军制度、教育制度、铁路制度等,也是始于一战后。当时中国也向民国过渡,成为世界潮流的一部分。

  

   二战以来,核武器诞生,亚非拉民族纷纷独立,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建立,这些现象的影响远超出此后任何单纯的节点。人类彻底终结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开始进入更加追求和平、文明、正义、公正的时代。后来出现两级和冷战,但和热战不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应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待。冷战结束给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带来全方位巨大冲击,世界进入一超多强时代。海湾战争、911以后美国一系列对外打压战争都和这一背景下西方的傲慢有关,同时金砖国家开始崛起。当前世界变局还不足以与这些巨变相比,很难找到类似的爆炸性、断裂性、质变性事件,并未产生新的国家、国际力量结构。当前仍是一超多强、西方相对优势的阶段尽管新旧力量此消彼长,但是没有根本扭转,处在渐变、置变的长期过程。有些人把百年巨变理解为,中国和中国代表的模式起来了,美国和美国代表的制度不行了,至少中国要发挥与美国相媲美的影响力。但事实确然如此吗?媒体某些宣传是过度了,例如《厉害了,我的国》给国民造成一种中国各方面已数一数二的想象,其实中国数一数二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还不是全方位强国。

  

   如果我们告诉世界,中国崛起带来世界百年巨变,其他国家是否认可?各国或许认同西方确显乏力,但“中国模式”还谈不上被许多国家接受。例如从对待生态环境而言,中国模式未必有很大吸引力;从加速发展之力道而言是北欧、新加坡等地所不需的。在各国看来,中国带来了钱和项目,是一个解决脱贫、民生问题的了不起的干活角色、经济巨人。“一带一路”品牌为各国所知,但它主要限于经济,文化、政治、安全、环保、教育等各方面的含义较弱。

  

   欧洲、日本、东南亚、中东等地,并未看到百年巨变。非洲需要脱贫,这也是中非关系进入新的质变时代的重要原因。但非洲的巨变是二战后独立解放,再由西方主宰命运走向谋求自主发展,与中国、日本、印度关系未必很大。“一带一路”给非洲带去机遇,推动其发展,将来可能带去安全保障,但远未到帮助其焕然一新的地步。非洲的智库学者指出,中国人在当地主要是干活的,他们的大学里没有一位中国的全职终身教授。拉美上世纪70年代出现一批美国控制的右翼军人政权,在美国“松绑”后得以经济自由、民主化,但美国控制这个“后院”的局势没有根本变化。中国等国家虽然在拉美有工程项目,但此外几乎没有影响力。

  

   如果将博鳌论坛和达沃斯做简单对比,也会看出我们的强项和不足。博鳌论坛在交通、接待、安保上做得很好,但让人看到的还只是经济优先、发展第一的各种招商会、推介会等活动,能感觉到中国政府的强力推动、中国和亚洲经济的强有力脉动。博鳌对很多国家尤其老百姓来说未必知名,与中国有合作的政要和经济学家才知道它。而达沃斯是世界经济论坛,它所发布的关于世界经济的展望是全方位的最新指南。它更是思想风暴、创意集聚的世界级高水平论坛,是各种新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思想方式交汇之地,充满了对人类发展和人生意义的前沿思索和展望,花样之多令人难以想象。例如哈佛大学在那里有专门的实验室,一批顶尖科学家向人们展示未来人类生活状态;在那里看不到瑞士政府的招商行为,却能看到扎着马尾辫的年轻部长给人们讲安乐死、同性恋、新药物。人们在那里探讨设计新的生活领域,例如未来如果每周工作一天就足以创造所需物品,剩余时间如何更有价值?到达那里并不方便,路途辛苦,但仍挡不住各国领导人、智库、经济学家的热情,他们的某些新观念就与在那里的交流有关。


三、理性才能前进

  

   强调今天的百年变局,亦即定位于时代开拓者和潮流引领者。其实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跃跃欲试的过程,“新长征”刚刚开始。中国领导人所讲的百年变局是有条件限制的,但现在很多领域都在不加区分地使用这种表述,都在从自己出发“开启”百年变局。很多媒体、学者甚至外交人员宣称我们开启了百年巨变的新时代,仿佛中国已“憋足劲”了。但事情绝不可能那么简单,欲速则不达。要特别清楚百年变局的定位和指向,避免盲目的战略性误判与透支。

  

   我们应该更加谨慎、冷静,发现成长中的不足,埋头改革与发展,继续保持良好的上升态势,避免犯错误。很多朝代都是在鼎盛时期歌舞升平、盲目自大、大打出手,紧接着就是萧条、溃败、战乱。要认真研究历史,从中洞悉未来,立于不败之地。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如果从上到下都卧薪尝胆、埋头苦干,这恰恰是上升期的表现;如果从上到下都是一片吹捧和靡靡之音,可能就行将走下坡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从上到下都像干海绵一样,勇于承认自己落后,迫切地引进、吸收、追赶,特别努力地埋头干事。大学生以刻苦读书为荣,周末不轻易休息,看场电影都自觉罪过。今天却有一部分人觉得,发达国家不如我们钱多、车好、地铁新,从飞机上往下看要数中华大地建筑更多、变化更多。

  

   “盛景”滋生了某种膨胀心态,认为别国不再有值得学习之处,可以输出模式、教育别人了。例如部分叫嚣应该教训那些老是“挑事”的小国,轻视别国的语气很惊人。这虽然都是个别现象,但肯定有值得反思之处。小国往往说话办事很谨慎,而大国容易犯下不敏感、较粗暴的毛病。也正因此,当我们对外宣称百年巨变时,一些国家可能产生不必要的疑忌。中国要有谦和的大国风范,继续成长,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世界做出贡献。

  

   若想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办好自己的事。小国不管做得多好,都有可能在地区和国际局势的起伏中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而核心大国、中等以上强国,其强弱兴衰更多取决于自身体制机制。例如苏联的不战而败、分崩离析,有西方演化、外部矛盾的原因,但二十年停滞期内丧失活力才是内因。中国有很光鲜的地方,也应该细查自己的短板和软肋。如果讲成就者多,谈问题者少,或者说出来不受待见,就不是一个旨在引领时代和输出模式的大国的应有氛围。

  

中国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要学会继续埋头苦干,不断自我改进。好比早先很多老板都是野蛮生长,其受过髙等教育的子辈就会采取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受过更好教育的再下一代会做得更精致。国家发展也会经历类似过程。中国目前仍处在邓小平时代的大背景下,好不容易满足了生存权利,要继续解决经济需求、挖掘发展活力,改善国民生活特别是基本需求,但这是发达国家早已解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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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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