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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涛: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对党内共产党理论的清除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19-08-18 07:39:50
作者: 张文涛  
均应积极铲除”, 涉及面更为广泛。此次全会决议审查案则明确规定国民党此前“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 一律撤销”, 不仅如此, “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出党籍者”其原决定“一律无效”。其后的会议宣言更为集中地表达了国民党思想“清党”的意图, “近数年来, 国人受帝国主义与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生之反动的共产主义之流毒, 忘却国民革命之整个的责任, 于虚无缥缈之间, 假设其代表阶级之观念, 左倾右倾之流毒, 深中于人心”;并主张“自今以后, 一切过去之纠纷轧轹, 应完全抛弃。全党新旧同志之间, 不得再有以派别自居, 以派别攻人之谬见, 尤不得模效共产党徒暴乱之言行”;且特别强调“自今以后, 不特从组织与理论上绝对肃清共产党与共产主义, 尤须从组织与理论上建设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

   二届四中全会上思想“清党”议题的确定对国民党意义重大, 蒋介石深信国民党会因此“能团结起来, 共同一致来领导国民革命, 整理本党的理论与方法, 使革命前途放一光明”。需要指出的是, 蒋介石等所谓“一反其义”的思想“清党”, 说到底就是凡中共的主张一律反其道而行之, 其中的核心便是全力清除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会后各地国民党人根据“一反其义”的原则“对症下药”, 清除阶级观念。如福州就特派专门人员“分赴各中学校演讲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之优劣, 国民党政策与共产党政策之良恶, 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之邪正”, 其目的在“俾一般青年同趋正轨, 不致堕落为赤化所诱惑”。其时矛盾重重之国民党内各派大员均积极探讨辟“阶级”之法、唯恐人后。1927年6月才“改旗易帜”的阎锡山, 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就倡言“清其人尤须清其法”, 声称“我同志苟不根本觉悟、涤洗旧污, 则虽全国上下一致清共”, 然“其人或可以屏诸党外, 其方法仍可以煽惑乎人心”, “如彼之利用农民协会与工会, 团结农工以袭击非农非工之人, 是为马克思之阶级斗争, 而非先总理之全民革命。此种方法, 万不可行”。率先“清党”的桂系自然不愿落后, 1928年6月白崇禧在北京女子大学演讲《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其中就有谓:“世界革命之标榜, 为共产主义, 意将社会一切阶级, 尽行推翻, 世界资本制度, 完全打破”, “国民党容共之时, 北方传称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之一部, 国民革命之成功, 乃世界革命之成功。似此谬论, 理宜严办”。这显然是一个极具时代特征且相当个人化的表述, 完全无视国民党主流昔日视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的普遍认知。国民党地方党部也积极响应, 如1928年6月由国民党浙江党务指导委员会创刊的《浙江党务》主张:“对于党的理论也想尽量的加以确立与阐发, 务使一切庞杂反动的言论, 铲除净尽。”该刊所载的王淑芳《党的改组与党的整理》一文, 亦明确指出其时国民党人于理论上“在消极的设法清除共产党的理论及策略, 积极的谋建树本党的真正理论和策略”。

  

   二、国民党由思想“清党”而统一自身理论的诉求与困境

  

   国民党力图清除中共理论影响与其谋统一自身理论, 乃一体两面之事, 同属于思想“清党”的范畴。这也就是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宣言中所说:“自今以后, 不特从组织与理论上绝对清除共产党与共产主义, 尤必须从组织与理论上建设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在《革命与不革命》一文中也认定:“把共党的一切理论方法和口号全数铲除了, 中国社会稳定了, 本党基础巩固了, 然后我们就要来实现三民主义最终的步骤。”不过, 无论就事实、还是程序讲, 国民党从清除共产党理论影响到统一自身理论都有一个过程, 前者的成效会直接影响到后者的可能。

   (一) “一反其义”思想“清党”方式的争议

   就事实而言, 对于国共分裂后站在反共的“中国国民党立场上的忠实党员”来说, “肃清共产党理论”的确是“个个都觉得必要”, 几乎成为“一致的主张”。但是, 除了一致反对阶级斗争理论, 国民党内各方事实上并不知道如何清除共产党理论, 又具体清除共产党哪些理论。在此强制却又缺乏确定性的政治舆论语境下, 国民党内就出现一方面一致同意清除共产党理论, 另一方面却在不自觉中运用共产党理论的局面, 事实上根本无法做到对共产党理论“一反其义”予以清除。因为, 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理论对国民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要想彻底清除共产党理论影响并与之一刀两断, 就只有整个抛弃国民革命理论,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正因为此,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一反其义”的思想“清党”很快就引发争议, 遭到来自党内的挑战。

   在二届四中全会上, 国民党主张以“一反其义”的方式清除共产党理论对国民党的影响, 但在实际推进中国民党人却未必如口头上反对阶级斗争般一致。会后不久, 汪精卫指派要员陈公博挑起有关国民党阶级基础问题的大论战, 此正是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等“一反其义”思想“清党”的集中写照。陈公博1928年3月出单行本并引起论战的《中国国民党所代表是什么?》一文, 原本写于武汉“分共”时期, 本为对抗中共而作, 但在思想“清党”的背景下因其自身的阶级分析遭到国民党内“老同志”的特别关注与批判。陈公博以国民党“左”派自居, 认为“中国最终革命的鹄的在民生, 并主张国民革命应该以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 试图通过构建“小资产阶级革命论”对抗中共。但是, 其“小资产阶级革命论”的前提是肯定阶级分析的有效性, 此与汪精卫本人及改组派内温和派的态度有别, 更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背道而驰。不过, 陈公博的主张确实代表了国民党内部分有激进色彩党人的声音, 尤其得到那些希望分共、但更恐怖“分共之后而致开倒车”的党内青年的欢迎。

   1928年5月, 陈公博创办《革命评论》系统阐释其政论, 并先后与《中央日报》主笔彭学沛、国民党内“老同志”代表吴稚晖等展开为期数月的论战。整个论战内容本身并非本文论述的重点, 此处仅以作为论战落幕篇的缪斌《我们要认清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及陈公博的回应, 来说明国民党“一反其义”思想“清党”与来自党内挑战间的矛盾与冲突。缪斌此文是为吴稚晖助阵而作, 他在文中视思想“清党”为国民党反共合法性的真正来源, 称如果共产党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不管”“可以来借用”, 那么“清党”“简直是和共产党争权”, “还有什么价值”。因是之故, 缪斌称借用阶级分析的陈公博为国民党内的“共产主义者”, 刻意给陈公博论述中的共产党理论算总账。他火药味十足地说道:

   在陈公博的大著上, 经常看到主张国民党要用以党专政的方法来销[消]灭阶级, 好像俄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专政一样……所谓销[消]灭阶级, 而以小资产阶级和农工阶级为联盟的国民党来消灭……陈公博如果是一个忠实的三民主义信徒, 难道总理的大贫、小贫的遗教还没有弄清?现在细看陈先生等的言论, 和以前容共时代的共党言论有什么两样?如今共产党的左派主张杀人放火, 陈先生等稍温和些, 〈亦〉不过是一个共产党的右派而已。这种阶级论调, 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便用不着。既要做国民党员, 又是信仰共产主义唯物史观, 这种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 实有肃清的必要。

   至此, 双方在理论上的分歧已经凸显无疑, 其背后的政治欲求也将图穷匕见。双方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的一致之处始终如一, 但彼此的方法却南辕北辙。可以说, 陈公博乃是以共产党之法反共产党之人, 而国民党内“老同志”则主张“清其人尤须清其法”, 且有视“清其法”为“清其人”合法性的倾向。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所确定之思想“清党”, 无疑是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和助推剂。这一切在9月1日陈公博《答缪斌先生论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一文中得到清晰的呈现。陈公博责问缪斌“是不是替主张继续清党的人打先锋”。至于缪斌因他提倡国民党代表农工小资产阶级而批判他为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右派, 陈公博则明确表示他从“没有听道[到]共产党要代表农工小资产阶级, 当日在广东以至两湖之共产党都要打击小资产阶级”, 他“诚恳奉劝缪先生, 多研究些学问, 多注意些事实”。

   陈公博反对蒋介石等“一反其义”的思想“清党”, 代表其时国民党内相当一批有激进色彩的年轻人主张。当时一名叫张肇融的国民党青年就认为, “因反共的关系, 大家讳言共党所用过的名词, 甚至把三民主义里一部分的理论与共产主义有近似的地方, 一概清除出去”, 乃是“矫枉过正”。他不仅反对二届四中全会上“一反其义”的思想“清党”方式, 还折中陈公博“小资产阶级革命论”和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论”, 主张“中国国民党应该以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 来完成国民革命”。张肇融此例只不过是这场由国民党思想“清党”所引发论战的一个注脚。究其原因, 恰如《革命评论》上署名“健”的读者在给陈公博的信中所认为, “有些军阀领袖, 利用几个文人, 在其管辖区域, 办党报, 发小册, 把三民主义的革命, 曲解得莫名其妙”, 其结果则“使我们一般青年真是傍彷歧路, 莫知适从”, “本党的理论”“有不能统一之势”。陈公博言说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些“莫知适从”的青年, 然而就他对谋求统一理论的国民党的客观影响而言, 亦与“健”所言的军阀文人相去不远。

   同时, 也正是因为“清党”后国民党理论被“曲解得莫名其妙”, 国民党内遂出现一片“统一党的理论”的呼声。其时的盛况, 在《双十月刊》上作者署名“肥遯”的文章《党的理论问题》中得到很好诠释。“肥遯”在这篇文章中绘声绘色地写道:

   “建设党的理论”、“统一党的思想”、“整齐理论”、“统一意志”、“清除共产党的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 不会产生革命的行动” (这句话好像是共产党常说的, 我是引之于再造十三期罗什先生一文, 恐遭误会, 特此声明。) “如何保障三民主义?”“可在意的农工小资产阶级革命同盟论”。这一大堆的呼喊声, 如督战鼓似的一时紧张一时一天紧张一天。的确, 没有革命的理论, 不会产生革命的行动, 没有整齐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尤其不会有整齐统一正确的革命行动。

   “清党”反共后, 国民党对统一理论的渴求, 竟然以“没有革命的理论, 不会产生革命的行动”这样的共产党理论来论证, 且论者明知故犯, 这不能不说是对蒋介石等“一反其义”思想“清党”的讽刺。

   当然, 上述国民党人统一国民党理论的呼声很快形成党内共识。具体地说, 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声言清除共产党理论和方法半年之后, 统一革命理论即成为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中心议题。1928年6月16日的《中央日报》社论《对于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希望》认为:“我们对于这一次中央全体会议, 所以要特别注意, 就是因为从前的全体会议, 多注重在革命, 这次的全体会议, 将注重在建设。”43在建设的氛围中, 统一、建设国民党的理论尤其得到国民党人异乎寻常的关注。蒋介石对此更是积极, 他奔走各方、多次发表讲话号召统一思想, 其中六七月间最为频繁。6月29日, 蒋介石赴武汉, 就自谓“余此次提倡思想统一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己任也”。又如, 1928年7月24日, 蒋介石在对北平学界公开讲演时亦称:“思想不统一, 诸事是无所宿的, 所以现在应当将共产学说及国家主义等, 极力排除, 将思想统一。”

   (二) 国民党思想“清党”具体对象的确定与困境

1928年8月15日,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 国民党人对之寄予厚望, 多以为是国民党革命时期结束、建设时代到来的标志。在两个多月的提案期内, 各地个人和党部所提与统一国民党理论相关的议案层出不穷。其中,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提出《整理革命理论案》和《奖励党义著作案》两个相关提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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