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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共同体主义——21世纪国际关系的新范式

更新时间:2019-08-16 01:43:08
作者: 鄢一龙 (进入专栏)  

   【编者按】以“世界大变局与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主题的第二十九届万寿论坛2019年6月25日在京举行。来自20个国家的近百名政党和智库代表与中方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大变局与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受邀就“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发言,本文系鄢一龙的发言稿,作者会后又作了修改。

   Editor's Note:The 29th Wanshou Forum, with the theme of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World and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s", was held in Beijing on June 25, 2019. Nearly 100 representatives of political parties, think tanks from 20 countries, and Chinese experts and scholars conducted in-depth exchanges on this topic. Yan Yilong, vice dean of th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was invited to speak on the topic of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and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His statement is that communitism is a new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rrespondent to the global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challenges facing global governance. It absorbs and integrat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reviou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t also  transcends the two dominant paradig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lism and idealism.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n upgraded ver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promoting its development in a more righteous, inclusive and robust direction, rather than replacing and reinventing the current system.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仿佛进入了一个空前焦虑的时代,冷战以来关于全球化的乐观情绪正在消失,逆全球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卷土从来,种族冲突、国家冲突、文明冲突的言论甚嚣尘上,人类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

   今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似乎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自由主义已经过时,[1]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冷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政治在2019年正走向崩溃”。[2]那么国际政治是否要退回到现实国际政治的丛林状态?特朗普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特征的政治家,但是特朗普国际战略的困境,恰恰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理论在处理21世纪的复杂性的困境。

   参加本届万寿论坛的有二十个国家的代表,从各国代表的发言中可以听到一个普遍的心声,美国所代表的旧世界秩序正走向衰弱,世界将往何处去?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世界的东方,希望在中国这里寻求关于新世界秩序的答案。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实践,实际上已经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不同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一种新的范式——共同体主义。

   现实主义理论的前提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特别是大国)对于权力的无情的追逐。然而,我们要看到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绝不是一种丛林状态,而是已经形成了一套为大家共同接受的理念、规则体系、多边国际机构,我们需要做的是改革升级,而不是弃之如敝履。就如同自由主义理论范式所强调的,全球化已经带来了高度相互依赖性。国家之间相互依赖性不仅是紧密的,而且也是双向的,任何完全“脱钩”都是难以想象的,任何单方的遏制行为,都会遭遇相应的反向作用力。

   这两种理论范式都没能有效回应的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两大现实。第一是全球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不平衡性、不均衡性、不平等性。第二是全球公共场域的持续扩大。这使得现实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日益落后于时代的需求,也使得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国际秩序是不稳定与脆弱的,在处理复杂的国际挑战上也显得乏力。

   共同体主义不但是顺应了21世纪国际政治现实,回应21世纪国际政治的挑战,同时也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相比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共同体主义的安全观是普遍安全观,超越了均势安全观与集体安全观。

  

   不论是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还是自由主义的集体安全观,都没能解决国际政治的“安全困境”,战略均势并不能解决各国共同安全问题,而且还会导致国家权力竞争、军备竞争、不同联盟之间的对立。在权力不对等的条件下,集体安全维护机制,经常成为霸权国家合者用,不合则弃的制裁对手的工具,在维护世界秩序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敌人。

   共同体主义的普遍安全观,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倡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3]

   普遍安全观是统筹各方关切的共同安全观。在一个相互依赖、多元一体的现代世界,任何国家不应追求绝对安全,安全应该是共同的、相互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安全事务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例如,伊朗核问题的恶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霸权国家追求单边绝对安全,执意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造成的。

   普遍安全观是统筹各种机制的合作安全观。一方面坚定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安全机制的权威。同时,要反对动辄采取武力恫吓、单边制裁等手段,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创造新问题,而是要通过合作求安全,通过协商对话促进共同安全。例如,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通过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平等协商、协调并进的方式,照顾各方关切,实现各方协调合作,才有可能迎来光明的前景。

   普遍安全观是统筹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综合安全观。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的迫切性使得我们已经很难区分所谓的“高政治”与“低政治”的问题,需要综合加以应对,而不能像特朗普政府那样从一国私利出发,对气候变化等人类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置之不理。

   普遍安全观是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可持续安全观。“发展本身就是最大的安全”,[4]没有发展的安全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不但通向了繁荣,也通向了持续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总体和平的时代,同时也是安全风险不断加大的时代,我们面临的安全挑战没有变小,而是更大,更复杂了。共同体主义的普遍安全观为人类破解安全困境提供了新路径。

  

   二、共同体主义发展观是共同发展观,超越了零和发展观与自由发展观。

  

   在本届万寿论坛上,有非洲代表提问到:以前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都来过,非洲曾经充满了期待,但是除了被掠夺资源之外,非洲一无所获,今天中国人来了,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不会再被伤害一次?

   对于这个问题,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旧思维框架下是无解的,共同发展观是超越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观,为人类破解发展困境提供了新路径。

   对于现实主义而言,发展就是争夺资源、争夺市场、争夺控制权的零和博弈,共同发展观认为发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赢发展,发展本质不是争夺蛋糕,而是共同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自由主义认为只要维持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竞争,政府其他什么都不要做,但是自由主义发展观同样未能破解世界发展不平等、不平衡、不均衡的困境。共同发展观认为不能走西方将发展中国家作为资源掠夺对象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帮助所在国提升内生发展能力,来实现共同发展,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关键投资缺口,是雪中送炭,而不是什么“债务陷阱”。例如,今年刚通车的肯尼亚蒙内铁路,不但帮助肯尼亚人民实现了新的铁路大通道的梦想,推动铁路联结东非各国的梦想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且通过技术转移、培训等方式初步实现了属地化管理,通过进出口银行低息贷款,弥补了肯尼亚关键的投资缺口,同时由于铁路的修建,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提高了土地等资产的价值,提升了肯尼亚政府的偿还贷款的能力。[5]

   共同发展需要各国更紧密的协作,需要不同国家之间通过战略对接、规划对接、政策对接、项目对接,通过协调财政、金融、投资等政策,实现不同国家的联动发展。

   共同发展需要提供全球发展的公共物品,“一带一路”就是全球发展最大公共物品。例如,通过不同国家设施联通,就可以大大降低物流成本,使得原先成本高昂的国际贸易线路变得有利可图。

  

   三、共同体主义的文明观是文明交融观,超越了文明冲突论与多元文化主义。

  

   当前,文化多元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国内与国际政治中都遭遇空前的困境,一些美国政客又在重新鼓吹文明冲突论,例如,今年5月份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主任斯金纳把中美竞争视作美国首次面对非西方世界对手的文明冲突。[6]

   文明交融观认为不同文明是平等的,并无高下之分,中心边缘之别,谁也不该取代谁。文明不但不会冲突,还可以互相学习借鉴。文明的多样性并不意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人为地去强化不同群体界限,而是可以通过文明对话,寻找文明交融共通之处,今年5月在中国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一个既尊重文明多样性又寻找文明共通交融的文明盛会。文明交融观不鼓吹普世价值,而是倡导共通价值,不输出发展模式,而是贡献各国的方案与智慧。

  

   四、共同体主义是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超越了地缘政治学。

  

   现实主义地缘上的理论就是海权、陆权、世界岛等地缘政治学。“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主义)在地缘上的伟大实践。无论何种地缘政治理论都难以解释“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政治学,而是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对关键地缘的控制,目的在于实现本国安全利益最大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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