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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汉东:新时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试论习近平关于知识产权的重要论述

更新时间:2019-08-14 23:58:38
作者: 吴汉东  
对新技术、新方法、新业态作出制度回应。诸如大数据、基因发现、商业方法、人工智能生成物等,已成为知识产权法律现代化改造的重点和难点,对此或传统规则再造,或专门法规新创,无不是探索法律保护的新路径;二是注重知识产权运用,“尽快完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3]。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形式,即是知识产权运用。修订专门法律,规范交易行为,促进科技成果运用和增值,是创新发展的法律要求。三是注重法律实施,“研究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职务发明条例”等。{12}商业秘密保护、职务发明权益分配,分别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中有原则规定,但条款粗疏、不敷使用,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门条例。

   在知识产权政策制定、实施方面,习近平阐述了营造“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的工作目标。公共政策是政府主体制定的关于公共事务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在知识产权政策体系中,主要包括战略纲要、发展规划的本体政策,涉及成果转化措施、产业发展目录、企业促进办法的关联政策,以及含有财政、金融、税收、人才奖励的支持政策等。{14}习近平特别关注创新人才的合法权益保护,明确指出“要探索网信领域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配机制,在人才入股,技术入股以及税收方面制定专门政策”[4];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包括“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探索对创新人才实施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15}这些都是具有本土资源意义的重要政策思想和政策主张。

   (四)建立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

   习近平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思想者和设计者。建立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是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推进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主体框架及其运行模式、机能的变化和调整,实现从分散管理向综合管理转变、由简单管控向科学治理转变。2016年12月5日,习近平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上述思想理念,并主持审议通过了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紧扣创新发展需求。”{16}构建与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相匹配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是制度文明选择。在知识经济时代,基于知识、技术、信息资源而产生的各类产权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知识财产系统。应“发挥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的引领作用”[5],为创新发展提供重要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

   建立“公共服务体系”,{16}构建与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相一致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是政府治理能力再造。从“和谐善治”目标出发,政府期待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民众支持。{17}习近平特别强调“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构建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16}探索“知识产权运行机制”。{16}在国际社会以及大多数国家中,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家管理部门,都是将知识产权事务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建立起统一集中(即专利、商标和著作权“三合一”管理模式)或相对集中(即专利、商标“二合一”管理模式)的治理体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适应创新发展需求的多门类集中管理体制,是知识产权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项改革任务。习近平强调,推进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改革,旨在“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责权一致、运转高效的体制机制”,{16}明确地表达了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战略构想。

   (五)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

   习近平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并主持审议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方案。2014年6月6日,习近平在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设立知识产权法院,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6]这一重要论述,为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基本目标及其实现路径。

   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先声。司法现代化的基本面相就是司法专门化和一体化。专门管辖是司法现代化的可行方式,也是对特定司法体系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重要措施;而一体化司法,不仅意味着司法单位的独立设置,而且在诉讼管辖方面具有统一性。上述情形在知识产权司法体系中,即是专门法院的设置。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授权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具体筹划,北京、上海、广州先后成立知识产权法院。实行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适当分离的错位管辖制度,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设立是一种先行先试的重要突破。

   知识产权法院的运行,依赖于司法保护制度的全面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不仅意味着赋予知识产权法院以专属管辖职能,建立专门审判制度,而且还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强调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司法主体体制改革、司法运行制度改革、司法保障体系改革等。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知识产权法院“通过推进审判机构专门化、审判人员专职化和审判工作专业化,对统一裁判标准,提高审判效率,提升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水平,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18}

   (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知识产权保护,是国际经贸领域的法律秩序,也是中国创新发展的制度基础。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反复强调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关于对外开放,习近平庄重表示:“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各国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7];关于国际竞争,习近平精辟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8];关于知识市场,习近平特别强调“塑造良好营商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调动拥有知识产权的自然人和法人的积极性和自主性”。{4}这些讲话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保护,是国际贸易纠纷中的热点话题,更是中国创新发展面对的焦点问题。习近平对法治环境治理有着敏锐的观察,提出了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系列思路、原则和途径,极具现实指导意义。平等保护。习近平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外资企业有要求,中国企业更有要求,中国政府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知识产权。同时,我们希望外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9]根据国际公约的国民待遇原则,中国政府对中外企业和各类主体的创新成果一视同仁、平等保护,表明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立场。

   协调保护。习近平在强调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同时,也注重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表示“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5}从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出发,中国已然形成一种知识产权

   大保护格局,即以司法保护为主导,包括司法裁判、行政执法、专业仲裁、第三方调解、行业自治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保护体制,表现了“多元共治”的现代国家治理理念。

   严格保护。习近平强调,“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震慑违法侵权行为”[10]。通过提高立法标准和司法水平,加大侵权行为惩治力度,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从不断加强转向全面从严,尽力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协议》关于“加强救济、强化威慑”的国际义务。

   (七)重视自主知识产权创造

   面对创新发展的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习近平从中国创新发展战略需要出发,准确把握知识产权“创新之法”和“产业之法”的制度功能,精辟分析了知识产权与科技革命、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的关系,彰显了具有战略眼光的新发展观和安全观。

   培育创新型企业。习近平准确判断:“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19}“要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20}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其动因是科技革命,其表现是产业革命。知识产权将企业的创新、研发、制造和营销等有效地连接起来,引领现代知识经济发展,这是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所承载的时代使命。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习近平告诫我们,“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11],“企业必须在核心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19}由此必须认识,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产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知识产权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高度的战略内涵。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益的自主知识产权是创新能力提升、创新成果产出、创新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尺度。因此,应围绕国之重器的高新技术领域,加强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

   保障国家安全。习近平清醒地揭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19}这一论述说明,现代经济整体上依赖于某种形式的知识产权,或者说,与专利、版权、商标等相关联的知识产权密集性产业是现代国家创新发展的支柱。我们不能指望所有领域都能“引进吸收再创新”,而要寻求关键领域的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及其自主知识产权,才能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文化主权和科技发展主动权。

   (八)倡导知识产权文化

   习近平十分重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文化养成问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有关会议上强调“倡导创新文化”“坚定创新信心”“提升产权意识”[12],这些无一不是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知识产权文化培育与养成,其基本任务是构建知识产权法律的文化基础,实现知识产权文化的现代化改造。文化建设既是精神文明建设之本体,也是制度文明建设之构成。相对于知识产权立法进步和政策发展而言,中国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尚处于薄弱环节。习近平深刻观察并分析了侵权行为背后的文化缺失问题,对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作出重要指引。

   知识产权文化是一种开放性、现代化文化,应是社会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目标追求,其基本构成包括创新文化和法治文化。习近平所倡导的“创新信心”,即是凝聚创新价值共识,“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应作为知识产权主体和整个社会普遍形成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认知;习近平所主张的“产权意识”,即是塑造法治价值共信。在知识产权语境下,法治共信具体表现为“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市场秩序”。基于这一法律认同,以养成全社会思维定式和行为方式。习近平的“创新观”和“产权观”,阐明了知识产权文化再造的重要任务。

   (九)强调知识产权立法宗旨

习近平对现代知识产权立法宗旨有着准确的把握,并作出科学的阐述。知识产权立法宗旨,在于保护创造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知识产品的广泛传播。这种二元法律价值目标,是以权利保障的激励机制为基础,以利益平衡的调节机制为手段来实现的。知识产权与思想、技术、信息、知识的表达和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保障创造者权益的同时,必须考虑知识产权广泛传播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公益目标。加强权利保护与注重利益平衡的思想,可以同时见之于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中。习近平从创新发展的正确导向出发,明确指出知识产权制度构建的政策立场:“设立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是保护和激励创新,而不是制造甚至扩大科技鸿沟。”{21}在全球化进程中,诸如“技术鸿沟”“数字鸿沟”,反映了不同国家、地区、族群之间对信息技术发展及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差别造成的“知识分隔”“信息落差”和“贫富分化”现象。{22}从根本上说,“技术鸿沟”“数字鸿沟”等反映的是一种差距和不平等。在以知识、财富划分社会阶层的现代社会,这些“信息落差”所造成的差距正在成为继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脑体差距“三大差距”之后的第四大差距,而在以知识等级划分的经济版图的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数字鸿沟”的背后是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竞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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