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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虎:双轨价格实践与理论探源

——对王晓鲁意见的补充意见

更新时间:2019-08-14 00:13:08
作者: 黄小虎  

   顾准是难得的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他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断,表现了极大的理论自觉、自信,但却给自己带来灾难。他写这篇文章时候,已经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文章发表后,康生看了说,这样的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于是,他1957年和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长期下放农村劳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但他却自强不息,乐观面对厄运,抓住一切机会,追踪国际学术思想的前沿进展,始终坚持对中国命运、社会主义命运、人类命运的研究思考,直至在困顿、病痛中告别人世,未能看到后来的平反昭雪,终年59岁。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他的一些思考才被保留下来,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又如孙冶方。他与顾准一样,既是老革命又是理论家。他主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主张企业核算,利润挂帅,自负盈亏;主张产品按生产价格即按资金利润率计价,等等。尽管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产品经济,但是他借用商品经济理论范畴的研究方法,还是给了人们很大的启发。由于他在经济界的地位高、影响大,被陈伯达诬蔑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文革前就遭受批斗,文革中更经历了7年牢狱之灾。但他铁骨铮铮,迎风而立,在任何压力下,都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还有一些老经济学家,改革开放前孜孜不倦,为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做出突出贡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改革开放事业,卓有建树。

  

   例如薛暮桥。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在无锡举办“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经济理论界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重点讨论:1.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2.价值规律与扩大企业自主权;3.价格问题。薛暮桥是这次会议的主要领导者,致开幕辞和闭幕辞之外,还作了题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的重点发言。他结合自己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着重分析国家计划不能管得太多、太死,要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各类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生产、销售。这时,他已初步形成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这次会议,全国各地的经济学者和专家300多人参会,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并加以论证。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12]1980年9月,薛暮桥代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全国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要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改革的主要方向,过去只有计划调节而无市场调节,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僵化的体制。在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这样讲,还是第一次,引起领导干部们的热议,反对声音不少。后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肯定了他的提法,从此成为我国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13]1984年6月,他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不失时机推动价格调整。[14]1985年实施价格双轨制以后,一度社会商品价格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失控,出现较大的混乱。薛暮桥研究分析,主要原因是货币超发,产生普遍的通货膨胀。货币超发,又缘于基本建设规模失控。他于1986年6月向中央建议:“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说:改革不合理的结果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我想加上一句: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包括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保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从而理顺经济关系成败的关键。”[15]

  

   类似薛暮桥这样的老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比较知名的如于光远、许涤新,还有当时属于中轻年学者的苏星、张卓元、吴敬涟、刘国光、孙尚清等等。至于名气小一点的学者,就更难以胜数,他们都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我罗列上述陈年旧账,并不是为了否定1984年莫干山会议,和实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建议的重要性。莫干山会议,是80年代一批中青年学者,走向改革开放一线的重要标志和里程碑之一。包括价格双轨制建议的许多会议讨论的内容,对推动中国改革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没有疑义的。

  

   我想说明的是,作为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改革开放,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在这过程中出台的各项重要改革措施,也都有确定的时间节点。但是,许多重要改革的实践探索和基础理论的建设,则可以归根溯源到改革开放之前30年。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几代人的接力赛,恐并不为过。走得再远,也不应忘记来时的路,把几代人的努力归结到某个人身上,确实不够恰当。

   (2019年8月1日星期四,崇礼)

   注释:

  

[1]王晓鲁:“关于价格双轨制之争及其他”,《华夏日报》2019年7月8日。

   [2] 参见上文。

   [3] 张卓元:“中国价格改革三十年:成效、历程与展望”,《经济纵横》2008年12期。

   [4] 这里的数据,系笔者2014年在网上查到的,标题为“乡镇企业”,无作者署名,出处不详。近日查阅相关研究,发现数据出入较大,例如王曙光教授“社队企业与新中国乡村工业化的探索”一文说,1958年社办工业260万个,产值62.5亿元。哪个正确,姑且存疑。

   [5] 资料来源同上。

   [6] 陈云:“要把市场搞活,以适应人民需要”,《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

   [7] 陈云“大计划,小自由”,《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

   [8]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P13,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

   [9]转引自张学兵:“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地下经济’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4期。

   [10] 参见薛暮桥:“我的经济观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我的经济观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11] 参见王曙光:“社队企业与新中国乡村工业化的探索”,《中国农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12] 参见《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文章选编,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1月。

   [13] 薛暮桥“我的经济观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我的经济观5》P13,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14]薛暮桥:“建议不失时机调整价格”,《薛暮桥改革论集》P101,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6月。

   [15] 薛暮桥:“生产资料调价的关键是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薛暮桥改革论集》P108、109,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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