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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亮:浅论新世纪小说的几种发展路向

更新时间:2019-08-13 23:31:47
作者: 郭宝亮  
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都给吴志鹏这颗“强行嵌进城市的一只柳木楔子”以最沉痛的生命体验和复杂难言的情感震撼。“我”(吴志鹏)本是一位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大学教师,“我”的生活本来也应该由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导—博导—著名学者的路子走下来,但由于不堪来自“姑父”等无梁村人的无尽“骚扰”(电话求办事),“我”毅然辞职下海,过起了城市漂游不定的“鼠族”生活——在“骆驼”(骆国栋)的组织下,“我”成为一名“枪手”,经历了万般辛酸掏得第一桶金,然后南下上海、深圳,投机股市,骤然暴富,成为城市里的暴发户。然而,城市的逻辑是欲望是投机,一旦搭上这班车,就不可能停下来,而且还会加速度运行。这是“我”感到莫名的“荒”的缘故。荒不是慌,是“空”,“但‘空’是空,却‘空’的没有缝隙。”吴志鹏感到:大街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几乎所有的头都是往前冲的,没有人愿意停下来,也没有人愿意回头看一看。”可见,吴志鹏以“我”的感受,成为时代的一个省思的视角。“我”急流勇退,而骆驼却停不下来。骆驼聪明机智、头脑灵活,又有韧劲儿,在城市这列高速奔驰的战车上如鱼得水。股市上他一夜暴富,但贪欲也日益膨胀,为了借壳上市,他不惜重金行贿高官,甚至挖空心思使用美人计……他无法无天,愈行愈远,他在和时间抢跑。欲望的饕餮吞噬着骆驼,也吞噬着范家富、夏小羽们,骆驼终于从十八层一跃而下,完成了生命的加速飞翔。在这里,骆驼的残疾与疾病(忧郁症),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城乡畸形发展的一个巨大的隐喻吗?

   李佩甫《生命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小说不仅仅写了城乡发生的各种事件,而且审视了城乡的各种生命状态和命运轨迹。城与乡就如同一棵树的两个分支,而每一个生命都是这棵树上的小枝杈。吴志鹏不断地声称自己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我身上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亩土地,近六千只眼睛,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嘴巴……”这既充分证明了走进城市里的吴志鹏与土地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也表明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背负着多么沉重的乡土传统负担的一次涅槃。因此,小说没有特意剪裁故事,而是以人物志式的结构,把乡村中的奇人奇事串联在一起,而这每一个人都与城乡这棵大树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是枝杈丛生的一个活的生命。老姑父蔡国寅与吴玉花的爱恨情仇,“各料”人梁五方的恃才傲物以及他的挨整、上访、最终成为“算命先生”,“袖珍”人虫嫂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抛弃人格尊严的卑微屈辱的一生以及儿女对她的嫉恨冷淡,因犯作风问题而下放无梁村的杜秋月与妻子刘玉翠的纠纠缠缠,生性腼腆而行事古怪的春才的挥刀自残……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就像那些平原上的植物树木一样,都有自己的生命轨迹,李佩甫通过“我”的讲述把他们复原出来,从而实现了长篇小说历史感、命运感、现实感的完美结合。

   关仁山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写农村的老手,他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金谷银山》,却也是一部典型的“城乡间性”小说。主人公范少山本是白羊峪的一个普通农民,五年前只身来到北京昌平以卖菜为生,家乡的贫穷,妻子的背叛,使范少山漂泊的心始终找不到停歇的港湾。一次偶然的回乡,邻居范德安在贫穷孤寂中的自杀事件,令范少山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从此萌生要回乡带领乡亲们创业,摆脱贫困的念头。放弃城里的生活回到农村,这是一种逆向的流动,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基本上是自找苦吃。况且,范少山在城里还认识了贵州姑娘闫杏儿,二人在城里打拼,肯定比在农村更具有优越性。然而,范少山为什么这样义无反顾地回到乡村呢?关仁山在此并没有从观念出发简单地书写范少山的迎难而上,像当年的梁生宝那样,如何带领乡亲们克服困难、艰苦创业的外在事迹,而是写出了范少山的内心逻辑。范少山之所以是新型农民形象,是说他已经不像梁生宝那样,是封闭在土地上的老一代农民了。范少山由乡村到城市,再由城市返归乡村,正是城乡融合之后的结果。农民进城,作为改革开放的一大新鲜事,极大地拓展了农民的眼界,也使城乡的融汇成为可能。然而进城的农民工的身份却是很尴尬的,他们似乎永远也难以融入城市,范少山在城里卖菜为生,打拼五年,虽然可以赚到比农村多得多的金钱,但却很难找到归宿感,打工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无奈之举:“范少山觉着自己个在北京就像一滴油花,漂在水面,看似光亮,却总也溶不进水里。而一滴油花能做什么?反而将水弄脏了。范少山是个啥人?城里人认为他是乡下人,乡下人认为他是城里人。他就像画好油彩扮上妆的演员,一登台,却被观众轰了下来。”范少山的归宿在哪里?只能在白羊峪。这是范少山回归乡村的心理基础,因而是令人信服的。而城市的生活经历,又使范少山具备了一般农民不具备的市场眼光。从范少山回归白羊峪所做的每一件事,无不显露出他的商业考量,这显然超越了梁生宝那一代农民。种金谷子,种金苹果,发展绿色农业,凿山修路,开发溶洞旅游……都是具有商业卖点的阳光项目。但范少山不是单纯的商人,他是有着远大抱负和宽广胸怀的白羊峪人。对故乡的热爱,对乡亲们的牵挂,对衰败乡村的秩序的强烈忧虑,使他雄心勃勃地要重建家园,不仅经济上让农民富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让乡亲们在精神上充实起来。

   80后作家石一枫,原本是书写都市青年生活的新锐作家,可是他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虽然写的是陈金芳的北京故事,她由乡下丫头变成上流社会的高贵女子(陈金芳变成陈予倩),但她的农村底层人的身份就像孙悟空的猴尾巴一样,永远无法掩饰。由此陈金芳的城市奋斗,与她的农民农村联系在一起,使小说成为地道的城乡间性小说。

   以上所举例子只是一小部分,其实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贾平凹的《极花》、陈彦的《装台》、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胡学文的《红月亮》、刘建东的《羞耻之乡》等。这些小说的出现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直接产物。现代性导致的城乡融合、城乡转型的社会文化现实,使得中国城乡由昔日的壁垒森严、二元对立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的衰亡与新生,农民进城与返乡,引发了由外而内的空前裂变,文学对这一大变革的捕捉与表现就顺理成章。

  

   三、“向外转”与“在地性”

  

   检视新世纪以来当代小说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路向: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开始自觉地面向现实,纷纷把目光投向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书写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生存状况,九十年代以来那种狭隘的“过分向内转”的“私人化写作”逐渐式微,代之于正面敞开式的现实叙写。可以说,大家呼吁日久的文学“向外转”真正地实现了。

   实际上,当代小说的“向外转”并不是批评界呼吁的结果,而是文学自身合乎规律的自觉演化。鲁枢元在80年代中期所界定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所以被普遍认可,⑦正是因为他所描述的是一种文学自身的客观现象。当文学过分向外,最终沦落为政治政策的廉价宣传的工具时,文学的向内转:回归内心,回归自身也就顺理成章了;反之,当文学过分自恋,一味地回归自身,甚至回到隐私,由“上半身”而至于“下半身”的时候,这种“向内转”也就“转到了尽头”,于是“向外转”便会自然而然地不期而至了。于是我们欣喜地读到了一大批优秀之作:像李佩甫的《生命册》、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刘醒龙《蟠虺》、贾平凹的《带灯》《极花》、苏童的《黄雀记》、关仁山《日头》、徐则臣《耶路撒冷》、范小青《我的名字叫王村》、格非的《望春风》、付秀莹的《陌上》、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周大新的《曲终人在》等长篇小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格非的《隐身衣》、弋舟《等深》《所有路的尽头》、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刘建东《羞耻之乡》《阅读与欣赏》《丹麦奶糖》、王十月的《人罪》、胡学文的《奔跑的月光》、张楚《风中事》、宋小词《直立行走》、李凤群的《良霞》、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等中篇小说;范小青的《谁在我的镜子里》、徐则臣《狗叫了一天》、弋舟的《随园》等短篇小说。这当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名单,在这里只能是一个概略性的统计。好在我的重点是在描述“向外转”的这一趋向,探讨这一拨小说“向外转”转到了哪些方面。

   首先,这些小说都敢于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主动触及当下各种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上访截访问题,社会道德问题,反腐倡廉问题,阶层板结问题等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以极大的善意批评了各级官员看似严格执法、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地为上级负责,实则却是不作为、乱作为的荒唐现象。一个小小的上访事件,二十年悬而不决,由蚂蚁变成了大象,原因何在?表面看来,各级官员似乎也没有什么错,我们甚至不能不同情他们的辛劳和严肃真诚的态度,然而,层层为上级负责,却没有人真正对人民负责,从而在总体上也没有人为中央负责的严酷现实,引发了我们对官场生态“平庸之恶”的关注。小说在不动声色的白描中,将生活中的荒诞和盘托出,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

   相对于长篇小说的宏大繁复,中短篇小说则更加迅捷地直达现实,特别是中篇小说,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发现力和概括力。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都把社会转型期的底层小人物的挣扎、突围、困顿的现实以及社会阶层板结的问题尖锐地摆了出来;刘建东的《羞耻之乡》《丹麦奶糖》、石一枫的《地球之眼》都对时代的社会道德问题展开了深刻的省思;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随园》则把笔触伸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理想主义由充盈到失落乃至虚无的历史过程。

   其次,这拨小说的“向外转”还不仅仅是我们常说的现实主义的复归,还有那种温暖的浪漫主义的持守。代表性的作品当然首推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和李凤群的《良霞》。

   《空色林澡屋》延续了迟子建一贯的寻美风格,但却抹掉了单纯明净而呈现出混沌朦胧之美。小说中的皂娘奇丑无比,但心地善良,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形象。她的第一任丈夫因嫌她丑陋而找茬休掉了她;第二任男人威呼郎是个货郎,严格说只是她的情人;第三任男人是一个被儿子抛弃的精神病患者老曲,老曲死后则唯有那只喜欢添乱的忠诚的母狗白蹄在陪着渐趋老年的皂娘了。年老的皂娘在叫做“空色林”的密林深处开了一个澡屋,为来往于山里山外的各色男人冲澡洗尘,外加按摩,而且只收取食物不收取钱财。那些来“空色林澡屋”洗澡的男人,有委屈的,有病入膏肓的,经过皂娘的洗礼全都神奇地得到宣泄和康复。至此,“空色林澡屋”和皂娘都获得了神秘的象征意蕴。叙述人所在的地质队每个人所代表的不同时代的烦恼、屈辱,并渴望得到皂娘“空色林澡屋”一洗了之的愿望也成为了一种象征。最终向导关长河的失踪,皂娘以及她的“空色林澡屋”的扑朔迷离,若有若无,“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理想的缥缈迷离轻飏,与世俗的艰涩结实沉重,形成反差,构成了巨大的张力,使小说具有了撼人的惊艳之美。

《良霞》则在平淡沉静的叙述中,表现了普通人面对贫穷、疾病、苦难和厄运的从容、隐忍之美。美丽而娴静如水的徐良霞,在人生的美好花朵刚要绽放的时候,可恶的疾病降临在少女的头上,命运的轨迹瞬时改变,恋人吓跑,哥哥婚姻受阻,家庭经济雪上加霜,良霞几次死里逃生,父母身心交瘁,双双离良霞而去。良霞非但没有成为哥嫂的累赘,而是那么隐忍、坦然、从容地活着,她甚至成为全家的主心骨。当全家人,乃至全村的大部分人到城里去打工的时候,良霞一个人自在而艰难地生存在家。她用一针一针的刺绣养活自己,用耳朵眼睛特别是鼻子照看家和村子,也观察这世事的变迁……她为自己的生命赢得了尊严,她成了全家乃至全村人的“我们的姑姑”……良霞的最终死去,写得那样的从容不迫:“徐良霞安静地平躺着……她沉着的气质一下子把人给镇住了,她的被遗忘的美把人给镇住了。那不可冒犯的感觉,使人一下子想起她二十岁的样子,那时,她令女人羡慕、男人垂涎。她羞涩而骄傲,对未来充满向往,谁都会相信她前程似锦。”小说就这样以舒缓从容的慢,写出生命自身的尊严和大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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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小说评论》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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