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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侃:反现代性、阶级分析与“后人类”

更新时间:2019-08-09 00:13:05
作者: 王侃  

   中国的女性文学/性别写作的批评和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被认为是“显学”。毫无疑问,较之整个80年代在性别研究层面的勉强、无力和尴尬,90年代的学者和批评家已握有更为得心应手的理论利器,庖丁解牛式的批评结论常常应声而出,海量的研究成果、壮观的研究队伍,无不确确实实地展示了这一学术领域作为“显学”的力量感和存在感。但如今的问题是,这“力量”竟已渐趋疲软,难以再有作为,曾经奇崛的波澜难以在20多年的时光沙滩上持续奔突,而所谓的“存在”,如今也在学院内部四处遭遇不再掩饰的讽意,20多年来一直尾随其后的某些“私下”的鄙夷,如今也可以罔顾“政治正确”的学术约束,公然展开赤裸裸的语言攻击。

   至少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较之性别研究的其他相关学术领域——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法学等在水平和成绩上的突飞猛进,中国的性别写作研究与批评却存在着无效的话语增殖、低水平的成果重复等重大缺陷。这些缺陷在最近十多年里持续放大,构成了它最遭贬抑的部分。时至今日,无论是女性写作本身,还是与之相关的批评和研究,都需要做反思、检讨和清算——而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一领域、这一学科一直疏于进行这样的反思、检讨和清算。毕竟,事实已证明,仅仅倚仗“政治正确”这一纸质盾牌不但无力自保,而且还一览无遗地示人以虚弱。

   性别写作研究和批评之所以深陷如今的困窘,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单从理论上来说,某些认知和理解上的误区和短板,是造成其停滞不前的关键性原因。归结起来讲,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现代性”的迷思

  

   作为一个全新的、“历史分析的有效范畴”,性别或“女性”是一个现代性的政治概念,女性主义自然也被视为一种现代性话语。不过,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建立的学院派的女性主义理论,是作为对“现代性”进行政治与文化反思的理论成果,因此它本身必定包含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包含了对由“现代性”派定的种种政治与文化结构的批判。由性别理论发展而来的酷儿理论,本身就说明了性别理论内部的后现代特性。因此,严格说来,从这一理论问世之始,它便天然地是一种现代性的“自反”,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但是,一般而言,多数人在理解、讨论和使用女性主义理论时,往往只注意到了它的“现代性”,却忽略了它的“反现代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性别写作研究和批评被“现代性”所裹挟。女性主义者通常以“现代性”自命。在简单地将“现代性”等同于“进步性”的机械理解中,性别写作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被定义成是追求“更为现代的人生”。这样的结论,差不多是基于一种集体的盲视:大多数的性别写作研究者并不清醒地意识到,她或他们当下正身处其间并竭力批判的“性别结构”,其实就是她或他们竭力追随的“现代性”所派定的。

   “现代”以降,“现代性”便迅速而有力地重新塑造了世界的整体面貌。若以结构主义式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现代性”为这个世界重新派定了诸种权力结构。这其中包括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城乡结构、家庭结构以及全球范围的政治地缘结构。当然,所有人深陷其中的“性别结构”也自此派定。或许是因为“现代性”的魅惑,或者是因为对“现代性”之合法性的前提性认定,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性别写作研究大多将批判性的结论限定在“性别结构”的话语空间内,而殊少指向“现代性”。在她或他们看来,是“现代性”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批判的武器——这包括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以及在上世纪90年代屡试不爽的个人主义话语。她或他们认为,性别这一权力结构虽然先于“现代性”而存在,但在进入现代以后,在“现代性”的宰制下,这一结构所标示的“幸福指数”已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凯特·米莉特在其著名的《性政治》一书中就深刻地揭示了这样的性别处境:“现代性”丝毫没有改变性别“这一根本性的权力概念”,相反,性别这一根深蒂固的“剥削制度”在“现代性”的特定修辞机制中形成了表里不一的实践形态,即柔性的制度外表和实际上更为严酷的内在压迫(我曾在《“城/乡”性别化与现代性叙事逻辑》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性别写作研究和批评对铁凝《哦,香雪》存在严重误读,指出现代性及其叙事逻辑对于女性形象的巧妙征用和恶意榨取,指出现代性以其修辞机制如何使女性自动取消了政治对立)。正是对这一制度特性的清晰认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的诸种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强调其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内涵为表征,强调在“现代性”语境下性别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强调女性主义作为针对“现代性”的一种解构理论的不妥协性,强调女性写作要对纯粹诗学畛域进行超越从而具有更广泛的政治与文化覆盖,强调性别理论的跨学科性质从而使性别理论成为分析现代权力机制的文化研究。

   归结起来说,在由“现代性”派定的种种权力结构中,“性别结构”仅为其中之一,而女性主义的理论方向,是要经由对“性别结构”的批判,从而进入到对“现代性”这一总体性结构的批判。因此,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话语,既是关乎性别的但又是超越性别的,女性主义并非一种只把自己限定在“性别结构”中的狭隘理论,相反,它具有人类性的宏观视野,具有整体性的终极抱负;它对性别这一“根本性的权力概念”的分析,既是关乎历史的,也是关乎未来的。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性别写作研究和批评,以及经由其时中国女性作家通过文学写作所表达的性别话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局限和缺失。一是,这些批评或话语,进乎“性别结构”,但难以出乎“性别结构”,批判的锋芒未能触及“现代性”这一“总体性结构”;二是,这些批评或话语,由于前述局限,难以让人辨识理论方向以及对未来的设定。阅读这样的研究和批评文章,我总是会问:它们的政治诉求是什么?它们的文化关怀是什么?——基本上,答案都是模糊的、虚无的,至少是褊狭的。这基本上可以说明,为什么当下的性别写作不再具有曾经的冲击力从而越来越被读者漠视,而我们的性别写作研究和批评尚不曾对此作过有效的分析,并藉此对自己习以为常的批评实践作出过有效的反省。

  

   二、小资、个人与批评失语

  

   女性主义门类繁多,性别理论派别丛生。不过,众所周知的是,经典的女性主义理论源自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立场。我们在警惕食洋不化的理论反刍时,常常会仔细厘定西方理论的话语边界,认真甄别其在中国本土的适用度。西方经典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也经历过这样的反刍、厘定和甄别——尽管这项工作实际上做得并不出色。然而,这么多年来,却罕见有人认真地检讨我们自己的理论立场:在我们的研究和批评实践中,我们随时随地不断祭出的女性主义,究竟是何种女性主义?它的话语边界在哪里?如何厘定?它是放之四海皆准,还是有其特定的适用度?这适用度又该如何甄别?

   我想直截了当指出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在研究和批评实践中所采用的是知识女性的女性主义。用一个更为恰当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指称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这个指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标出了这一理论话语的文化立场、政治视野以及美学趣味。这个指称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这些年的研究和批评会聚焦于冰心、早期丁玲、张爱玲、张洁、翟永明、陈染、林白等作家身上,热衷于讨论冰心的婉约、张爱玲的苍凉、张洁的愤世、翟永明的黑暗、陈染的自恋以及林白的颓废。基本上,我们的理论话语只在前述作家那里产生了共振,只有在往前述作家那里投射时才收获了“有效性”的回应。而后期丁玲逸出了我们的理论边界,王安忆则在我们的评述中不得不趋于扁平,最后,当面对郑小琼这样的诗人时,我们的批评干脆就哑火了。

   小资产阶级的立论,多从自我和个人出发。这类女性作家通常都视伍尔芙为精神偶像,将“自己的房间”视为最后的停泊地。陈染就曾以所谓的“阿尔小屋”来呼应伍尔芙式的“自己的房间”。不能不说,个人主义对于9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上的多元格局贡献颇巨,它也强有力地驱动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写作,使其成为这一多元格局中令人瞩目的文学景观,也使相关的批评和研究一度成为“显学”。这类女性作家的写作,在某个层面上切入了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命之痛,发掘了在以往的中国文学中不曾展露过的精神矿层。但是,个人主义说到底还是现代性话语,在终极处它并不对“现代性”构成颠覆,相反,它服务于“现代性”这一总体性结构。个人主义只是暂时地、局部地为她们争得了“阿尔小屋”式的话语空间,然后,这个“小屋”反过来成为她们新的桎梏,成为无形的囚牢。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这类女性作家在举目四望时总是觉得“无处告别”,总是觉得身临绝境,困窘、无助、绝望、受伤、挫败、哀怜、逃离、颓丧等成为她们叙事中的关键词。个人主义尤其是极端个人主义,表面上为女性写作提供了话语凭藉,但最终却将她们引渡到一个更为危重的孤绝境地,引渡到一个弃世并被世界所弃的荒原。在她们那里,“私人”和“生活”被人为地割裂,强调有“私人”便没有“生活”,有“生活”便没有“私人”,她们仿佛总是处于两难的极端选择之中,孤立无援。而在每个叙事的终端,“孤绝”却必定是唯一被允许的结局。她们最后总是被封存在那个狭小的“自己的房间”里,孤悬于世外。她们的命运与马克思的名言相逆:她们在这次斗争中失去的是整个世界,而得到的只是锁链。

   今日,个人主义的叙事能量已然耗散。由小资女性发起的对“孤绝命运”的痛陈也早已不被当下的叙事伦理视为天经地义。相反,多数小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优雅、富足、平和、保守,与她们在叙事中展现的孤愤、不堪、厌男和偏激,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落差和不言而喻的错位,而这落差和错位,却实实在在地破坏了、悖逆了基本的叙事伦理。

   在经典的西方女性主义之外,有所谓的“少数族裔的女性主义”,有“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这些理论派别,突显了种族、国家在话语中的结构性意义。如前文所述,作为现代政治概念、作为历史分析范畴的女性主义,从来不是仅仅为性别写作量身订制的,相反,它从一开始就是超越诗学畛域的、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这意味着,“性别”作为一个孤立的分析范畴,其话语的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当下对压迫性的权力机制进行分析时,阶级、种族、性别这些具有同构性质的分析范畴彼此联手,组合成了一个动态的分析结构。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中,萧红、后期丁玲、郑小琼这样的作家和诗人才会被重新纳入性别研究的分析视野,并使其价值得以在其中充分阐释,王安忆这样的作家也只有在这样的分析结构中方才显示出其意义的丰富和完满。这也在某个层面说明,为什么有一些女性作家如王安忆,不满于“女性主义”的理论褊狭,不愿意被“女性主义”的标签所贴附。

   其实,女性主义从其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就是有阶级属性的。当我们说“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说“小资产阶级女性”的时候,“阶级”都是其中醒目的标志。只不过,1978年以后的中国,因为官方在政治上强调了阶级斗争已然消弭的历史结论,“阶级”不再作为一个硬性的分析范畴被使用。吊诡的是,正是因为阶级话语被腾空,小资女性的女性主义才得以填补而入,在缺乏阶级分析的话语空间里一度被认为是女性主义唯一的正宗。

“性别”与“阶级”相遇,意味着女性群体内部的政治分野。这是一个重新阶级化的时代,阶级分化的复杂度甚至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女性在这个时代里出现了身份的高度多样性。她们当中,有的人既有“私人”,又有“生活”;有的人可能仍然需要在“私人”和“生活”间做两难抉择;而有的人则可能既没有“私人”,也没有“生活”。之所以要指出之前中国的女性主义只是小资女性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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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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