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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新文化背景下的文言与白话

更新时间:2019-08-07 23:37:39
作者: 刘梦溪 (进入专栏)  
章太炎对拼音字母的编列就贡献过心智,现代语言学的翘楚赵元任更是不遗余力。而到20世纪三十年代末有《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和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六百多人签署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的刊布。他们的良苦用心是,汉字必须改革,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希望。1949年之后推行的力度更大,以致1958年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正式公布,国家语文委员会办起了《汉语拼音报》。当时我还在高中读书,看到《汉语拼音报》,我和我的老师都知道自己变成文盲了。今天反思五四以来的百年文化变迁,很容易惊异当时名满天下的新文化潮流的弄潮儿,何以走到如此偏颇的地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载体,汉字没有了,我们的固有文化何处安存?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如何承传?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不说五四先贤因操之过急而违背了历史不能割断的文化规约。

  

   但他们的用心是好的,他们想尽快改变现状,摆脱近代以来国力积贫积弱和被动挨打的局面。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生活方式的落后固然,但所有这些落后的背后,是文化的落后。所以他们向中国固有文化开刀了,而且方便地找到了汉字这个“替罪”的羔羊。他们勇猛地不顾一切地冲向传统的网罗。鲁迅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决心和气势的确为已往所无,当时有人以五四狂飙称之,可谓若合符契。可他们又是一批有成就的旧学修养深厚的学者和文学家,他们的“反传统”是理性地检讨传统的各个方面,目的是找病因,救治病痛。为此他们已经到了饥不择食、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连陈独秀都说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罪难之答辩书》,载《新青年》六卷一号)并不可取。

  

   所以当钱玄同等五四先进遭到社会诟病的时候,蔡元培站出来说话了,这就是1919年3月18日刊载在《公言报》上的有名的《答林琴南书》。针对林纾提出的“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之说,蔡先生回答道:“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面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历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译之《城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其为新文化领军人物和前驱人物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所作之辩护,可谓爱屋及乌,曲尽其情。

  

   如今是非经久而论定,重新回思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环境和发展过程,我们是否也会对当时那些文化前辈采取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在不讳言其思想不无偏颇的同时,也理所当然的感到其心可嘉、其情可悯呢?平心而论,当时的新派人物,思想有新也有旧,而旧派人物的思想有旧也有新。就个人德品修为而言,包括蔡元培、胡适之、钱玄同在内的许多贤者,无论衡之以新道德标准还是衡之以旧道德标准,几乎鲜有瑕疵,他们不愧为时代的文化典范。

  

   当五四百年之际,我们反思新文化背景下的文言与白话问题,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白话不可逆,二是文言不可废。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走极端。前些时看到几位研究古典的人倡议文言写作,其实那个倡议用的文言就有很多不通的地方。文本书写的主流必然还是白话的时代,白话照样能写出好文章,写出好的语体诗。新诗的成就不应低估,出了许多第一流的诗人。写古体诗当然可以,问题在于是否修炼到可以写好的地步。当代写古体诗的,真正写好的屈指可数。近年我提出在小学、中学、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其中就包括中学开始适当增加文言文的写作练习,冀图将来的文化人和知识人,或深或浅多少都能写一点文言,以备不时之需。文言有一种特殊的文本庄严,最能体现“临文以敬”的古训。

  

   正如马一浮先生所说,立言为文,不仅在说理,还要达礼。达礼就需要临文以敬。早在抗战时期,马先生就对国家复兴后的文体问题,抱有极大的期待,提出:“飞书走檄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中土如有复兴之日,必不安于鄙倍。但将来制诰之文,必须原本经术,方可润色鸿业,此尤须深于诗书始得。”(马一浮《示王子游》,《马一浮集》第一册,第667页)“鄙倍”一语,是曾子的话,他将“出词气,斯远鄙倍”(《论语·泰伯》)视为君子的一项可贵之道。意即发为言说,应该顺理成章,而忌讳有鄙恶倍戾之言入於词章。特别是一些特殊的礼仪场合,关乎贺祝、赞颂、碑铭、哀吊、祭奠等文事,以及国家的重要文告,适当使用文言可以让文本典雅蕴藉而又肃穆庄重,其效果远非通常的白话所能比并,则文言又岂可全废哉!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本文系作者在2019年5月14扬州讲坛演讲的基础上修润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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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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