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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专著传统与中国学术:从首届“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谈起

更新时间:2019-08-07 16:07:36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农民工子女的“认同”不是来自学校的教育和课本,而是来自他们和家人的切身经验(“事件”),如在群际冲突事件中和警察或城管执法人员接触的经验,及其亲人所遭遇的各种各样障碍(“天花板效应”)和不平等待遇的经验(“故事”)。正是通过那样的经验,农民工子女方才认识到自己的特殊身份、处境和命运。同时,本书还证实,就读于公立学校和就读于私立民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在价值观方面并无显著不同,和一般城市儿童也没有十分显著的不同。这就超越了一些影响相当大的,主要依赖课本分析的西方“政治社会化”中国研究的前提认识和方法,也突破了一般以来自家庭、学校、媒体、社区等的价值观为主要关注点的政治社会化研究。

   与大多数的农民工研究不同,本书深入探索的是农民工子女的(可以称作)“心态”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容易掌握和付诸研究实践的问题。这是一本既有深度的经验研究(并附带有众多活生生的案例和洞见),也具有理论和方法创新的著作,是一本说服力很强的著作。它是一本中外学术界都罕见的,有独到见解的好书,也是一本对政治社会化和认同政治这两个重要的国际政治学学术传统领域作出新颖贡献的书。

  

   四、专著传统与中国学术

   经过此次评选,笔者得出一些关于中国学术专著的现状及其未来的可能途径的体会,谨在这里提出供读者参考。在现代西方,专著传统的建立和博士论文制度是紧密相关的。19世纪、20世纪西方广泛采用了博士学位制度,其核心是要求博士生撰写一篇(具有专著规模的)“原创性研究”的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其后绝大多数西方的大学都采用了这个制度,而且较普遍地将博士学位当作取得大学教授职位的必备条件。尤其在文史专业领域,根据博士学位论文的修改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专著较普遍地成为获得教授“终身教职权”(tenure)的主要条件。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更高度科学主义化的领域中,虽然多有接纳脱离专著而更加偏重“研究论文”的发表形式,但部分由于这些领域的学者依然是来自经历过博士学位论文培训过程的学人,发表专著的比例仍然较高。其中有一些社会科学院系(譬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的社会学系),采纳了一种两全的操作方案,认定六篇“研究论文”原则上可以在职称评审中被视作相当于一本专著的贡献。即便如此,其大部分的资深教授至少会写一两本专著。同时,研究生专业培训课程一般会要求他们掌握本领域最杰出和重要的专著(有的辅之以最重要的论文),将其当作进入每一专业领域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在历史学领域,专著传统更被制度化为两大类型培训课程的制度,一是“阅读课程”(reading course),由教授带领研究生们来掌握某专业所积累的比较突出的专著;二是“写作讨论班”(writing seminar),用来训练学生们使用原始资料来构建原创性“研究论文”,作为他们写作博士学位论文和未来的专著的基本训练。这样,研究生课程、博士学位论文制度、聘任和职称评审制度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环环相扣的体系,塑造了有分量、有深度的专著传统。

   中国固然也跟随现代国际学术潮流而采纳了博士学位和博士论文的基本制度,据理说,应该也会形成同样的专著传统。但是,近年来学术官僚们制定了一种带有计划经济性质和“赶超”意图的产出指标管理体系。首先是一个高度科学主义化的高等院校量化产出的评估制度,与国家所拨经费直接挂钩,促使它们对博士生施加同样性质的要求,很多院校规定博士生在毕业之前起码在所谓的“核心刊物”上发表两篇文章(但核心刊物一般较少会接纳在读研究生的论文,这就对研究生们形成极其沉重的压力)。在教员聘任中,名校一般会对发表文章有更高、更多的要求。整个制度迫使学生们脱离写作重量级的专著而偏重写论文来应付这样的规定和压力。结果是,将博士生们置于两种矛盾制度的拉锯之中,严重制约了有分量的博士论文和专著的写作。同时,学术官僚们还比较严格地限定了博士课程的时限(近年来已经有一定的调整),一般要求博士生们在三四年之内读完学位;延期大多不可超过一年,最多两年,有的还会终止奖学金和补助以及宿舍分配。一般博士生们只能在读博的最后一年撰写毕业论文(而这同时需要忙着找工作和满足量化论文指标),与美国一般会花一两年时间搜集资料,一两年来完成写作的做法颇不一样。结果是,中国的不少博士论文只可能是比较仓促完成的著作。在就职之后,青年博士们又必须面对更多、更重的量化产出要求,再次使他们无法聚焦于完成一本真正有分量的专著。其结果之一是,如今的研究生课程一直没有能够形成以本专业多本优秀专著为主的培训课程,大多要么依赖教科书类型的阅读资料,要么依赖从国外引进的(理论或专著)阅读材料(就连中国研究都如此)。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青年学者们很难写出优秀严谨的重量级专著,即便是具有两三年集中投入的专著也已经相对少见。而且,青年学者大多只能靠汇集之前发表的论文来组成专著,这和美国要求专著基本全新未经发表过的制度十分不同。在美国,学者们的第一本专著大多会经过总共三四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继之以三到五年的就职之后的投入和修改。即便是成名的学者,一般都会投入五年左右或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来完成一本专著。这和中国当前的专著情况很不一样。

   更有甚者,中国青年学者们面对的是比发达国家要复杂得多的思想和理论环境。在目前的“转型”过程中,在中西、新旧、革命与改革等思想潮流相互冲击而形成的漩涡似的大环境中,中国的青年学者必须面对众多学术和心态上的深层矛盾。他们之中很多人要么被卷入跟随某种意识形态或时髦理论做研究,或凭借某种“主流”理论话语或技术来取巧,一般很难摆开那样的诱惑来做出扎实求真和带有真正创新性的学术。有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则会相反地,过度极端地只做(考证式的)“纯粹”经验性研究,拒绝一切理论,因而缺乏概括能力以及连接经验与理论的锻炼。较少有青年学者能够既坚持自己的求真意识来作出扎实的经验研究,又能探寻出符合实际的创新性理论概括。这也是目前缺乏有分量的专著来培训下一代研究人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如今的思想和学术环境中,我们认为,中国的青年学者需要经过一种中国的环境中特别需要的“高等研究”理论培训,也就是说,需要掌握社会科学主要不同流派的基本理论。这是因为,对学术来说,它们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核武器”,需要掌握才不会受其摆布。同时,研究生和学者们很有必要借助它们之间的分歧来对其进行反思,需要认识到它们大多是根据西方经验而提炼出来的概括,因而大多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由于西方的理论建构一般都会依赖演绎逻辑推理(多被认为是西方独有的文化资源)来组建一个逻辑上整合的模式,很容易陷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强烈偏向单一元的思维,忽视二元并存和互动的实际。加上几乎不可避免的伴之而来的西方中心主义,会更加强烈地偏离实际,尤其是中国这样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实际。研究者需要的是,将主要西方理论当作对话对手或陪衬,通过对其的选择、修改、调整和重构来创建符合中国经验实际的概括。也就是说,不是从给定的(西方)理论到经验再返回到理论的研究进路,而是从经验到理论概括再返回到经验中去检验的进路。最好的专著很少会来自完全遵循某种现有理论的研究,而是需要紧密联结新的经验发现和通过对现有理论的反思而形成的新概括。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实践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它意味着中国青年学者不能仅凭某种“主流”或时髦西方理论或方法来做研究,而需要掌握不同主要理论流派的理论并借助非主流理论来对其进行深层反思,从而形成创新性的研究和概括。这比在不具有同等深层矛盾的学术环境中做学术研究难得多。

   固然,美国的学术环境也不是一个没有分歧的场域。今天,在其管理比较松散的学术环境中,可以说主要是由三个主要理论流派--新自由主义(和法学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别掌控的,“三分天下”或“三权分立”的局面。三大流派各有各所掌握的权势以及领域、院系、学刊,乃至于出版社。一个青年学者完全可以投身于其中任何一个流派而获得足够的专业指导和学位,以及论文和专著发表的出路。评职称时也能够(按照美国制度所要求的)获得足够的(该流派的)成名学者的支持和推荐,完全可以在那样的环境中获得充分的认可、“正当性”和晋升机会。当然,在中国的学术界中,也已经开始形成了这样的分流、分地盘的局面,如经济学院系之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院系,但起码目前,在中国学术管理比较严紧的体系下,还远远没有能够达到西方那样势力相对独立的,真正“多元”分权的地步。

   更有进者,由于西方当前的主要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之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大多是源自对西方自身经验的概括,不会像其被用于中国那样严重明显地偏离实际。因此,西方的青年学者,无论选择投靠哪一理论流派,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圆其说地为其所选择的理论找到一定的经验依据,不会像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那么明显地偏离实际。那样的研究,虽然未必能够成为出类拔萃的研究,但可以达到具备一定程度说服力的水平。这就和处身于漩涡似的理论环境和巨大悖论实际的中国青年学者的处境很不一样。

   虽然如此,我们如果从正面来看待上述的问题,这样的学术环境也可以成为特别杰出的中国青年学者能够做出特别突出的贡献的良机。理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从来就不应该被视作给定的答案,从来就应该是作为问题而不是答案来处理经验证据的一只手。在中国现今的实际和学术环境中,此点要比在西方更加必要,更加明显。这正是有独立思考和诚挚求真决心的最佳青年学者的用武之地。其研究的含义和可能的贡献,不会仅限于中国相对西方的“特色”的认识,而是能够在中国的更为众多、巨大的“悖论”实际的基础上,做出更为鲜明的纠正西方理论偏颇的贡献。其可能借用的资源,除了西方反主流的理论传统(如实质主义、实用主义和实践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还包括不少更符合实际的中国传统和现代(包括现代革命)的见解和思维。正是那样的研究,不仅能够成为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贡献,更能够成为延伸、重构现有国际社会科学理论和纠正其偏颇的贡献。一方面,这样的环境是中国青年学者面对的特别艰难的挑战;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求真恒心的中国青年学者的特殊机遇。

   “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的设立是为了鼓励青年学者们超越制度约束而投入时间和精力来撰写他们的专著。我们要对他们说:我们知道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中,集中投入来写一本有分量和优秀的专著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也知道,你们由于目前客观环境的限制,知道自己的投入实际上尚未能达到内心里对自己要求的理想状态。但是,我们要对你们说:在现存的环境中,你们能够作出如此优秀的专著,能够结合新鲜的经验证据和独到的理论概括来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是非常值得奖励的。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你们再接再厉写出更有分量和更具创新意义的专著,更多足可成为下一代研究生们必须掌握的典范性研究的专著,借此来为自己,为中国学术,也为国际社会科学学术整体,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The Monographs Tradition and Chinese Scholarship:

   Beginning with the "Best Young Scholar's Monograph Priz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of Practice"

   Philip C. C. Huang

  

Abstract:This article first explains why our "Best Young Scholar's Monograph Priz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of Practice" selection committee has chosen the three books International Law and Late Qing China: Text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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