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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

更新时间:2019-08-06 00:07:48
作者: 陈兴良 (进入专栏)  
检察院拒不受理。及至2002年全国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活动期间,柘城县政法委召开会议协调研究该案,认为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商丘市检察院可尽快起诉。后商丘市政法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由市检察院重新阅卷。同年11月11曰,河南省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对赵作海案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由此而使赵作海案走上了通向冤案的“快车道”。

  

   应该说,如何看待政法委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上,在我国始终是存在争议的。党的领导也许是政法委存在的最崇高的理由,也是最拿得出手的理由。但是,因此会有造成冤案可能的时候,这一理由还能否成立,就是可疑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我国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

  

   这种情况下,依法办案就是最大的服从党的领导,办案的法律效果就是最大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难道协调三机关违法办案就是党的领导吗?难道协调三机关办成冤案就是党的领导吗?答案的否定的。

  

   由此可见,政法委协调案件并没有加强党的领导。我国学者曾经提出了“保留中央政法委员会,取消地方政法委员会”的建议,指出:“党对司法工作的全局性领导方式决定了党不宜插手具体案件的审理,否则既与司法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驰,也不利于党集中精力搞好对司法工作的总体规划和部署”。

  

   对于这个意见,我深以为然。

  

   冤案在任何司法体制下都不可避免。但是,越是完善的司法体制越能够有效地防止冤案的发生。即使是在冤案发生以后,也越能够得到平反。我国目前冤案频频暴露,显示了现行司法体制的缺陷。当然,造成冤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司法体制原因是最为根本的。

  

   为了有效地防止冤案的发生,必须完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途径,尤其是要以审判为中心建立刑事诉讼结构,同时还要在具体案件的办理上赋予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以更大的独立权限,使之能够抵御来自外部的干预,包括政法委的干预。其实,干预没有当与不当之分,一切干预都是违法的。即使是没有造成冤案的干预也是违法的,审判独立是神圣的,这应当成为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理念。

  

   冤案平反以后,公检法办案人员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政纪或者法律的追究,但是从来没有造成冤案的幕后推手政法委的相关人员受到责任追究。可见,政法委不当协调这一司法缺陷不除,冤案难止。

  

   于英生案 · 案件回放

  

   于英生,男,1962年出生,原任蚌埠市东市区(现龙子湖区)区长助理。1996年12月2日上午,于英生之妻韩某被发现在位于蚌埠市蚌山区南山路的家中遇害。12月22日,于英生因涉嫌杀妻被依法批捕。经由蚌埠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于英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英生不服一审判决,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裁定维持原判。终审裁定生效后,于英生本人及其父亲和哥哥申诉长达十余年。

  

   2013年5月31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3条第1款之规定,决定对该案立案复查。6月27日,安徽省高院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同年8月13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英生故意杀人案再审一案公开宣判,认为原审认定于英生故意杀害其妻韩某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判决宣告于英生无罪。

  

陈兴良:于英生冤案反思 · 有罪推定陷歧途


   从1996年12月22日于英生被捕丧失人身自由到2013年8月13日于英生被安微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重新获得人身自由,过去了将近17年。

  

   案件的事实与证据都没有改变:事实还是那些事实,证据还是那些证据,但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17年前判决认定于英生杀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而判决于英生罪名故意杀人罪名成立。17年后判决则认定于英生杀妻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宣告于英生无罪。

  

   这是为什么?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就在于对案件事实与证据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变化: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有罪推定是指有罪是不需要证明的,需要证明的是无罪。换言之,不能证明无罪就是有罪。

  

   有罪推定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你是否承认有罪?”犯罪嫌疑人回答:“我没有罪。”警察质问:“你没有罪怎么会在公安局接受审讯?”警察最后这句话的问题在于:一个人为什么在公安局接受审讯,恰恰是公安局需要回答的问题。这名犯罪嫌疑人并不需要证明自己无罪,而是公安机关应该证明这名犯罪嫌疑人有罪。

  

   无罪推定是指无罪是不需要证明的,需要证明的是有罪。换言之,不能证明有罪就是无罪。因此,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在逻辑上是出于对立地位的: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反面。过去有一种说法,我们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搞无罪推定,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其实,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实事求是是以查清案件事实为前提的,在案件事实已经查清的情况下,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但在案件事实难以查清或者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既不能证明有罪,又不能证明无罪,怎么实事求是?

  

   对此,只有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两种选择:要么是有罪推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证明无罪,所以有罪;要么是无罪推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证明有罪,所以无罪。

  

   可见,那种主张以实事求是原则取代无罪推定的人,其实根本没有理解无罪推定的真正含义。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所要解决的是一个举证责任问题:在一个刑事诉讼中,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应当由控方承担,犯罪嫌疑人既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也没有自证无罪的责任。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明确规定:“告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在刑事辩护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当然可以进行无罪辩解或者无罪辩护。

  

   但法官只能根据控方的有罪指控是否达到法律所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而不是根据被告人或者辩护人的辩解或者辩护是否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为根据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

  

   我国《刑事诉讼法》为有罪判决确定了证据判断标准,这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该说,这一标准本身是明确的,但在具体案件中,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其判断权在于办案法官。

  

   值得反思的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矫正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这就是所谓“两个基本”的证明标准。“两个基本”成为事实上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以后,适用这一证明标准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界定这里的“基本”。

  

   这里的“基本”一词,在汉语中通常是指“主要”。因此,基本事实可以解读为主要事实,而基本证据可以解读为主要证据。“主要”是相对于“次要”而言的,但是如何区分这里的“主要”与“次要”?在有关“两个基本”的论述中,都提及不要纠缠于细枝末节。所谓细枝末节,就是指对于定罪量刑没有根本性影响的细节。对于这些次要事实与次要证据没有必要强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应该说,这个思路本身没有错误,也反映了认识的相对性和证明的相对性原理。但是’“两个基本”所体现的对刑事证明标准修正的思路也潜藏着向降低刑事证明标准方向发展的危险。这就体现在“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的“两个基本”被曲解为“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

  

   在于英生冤案中,是否存在证据标准掌握上的问题,不得而知。但事后被证明杀妻的真凶不是于英生而是另有其人,对于这样一个冤案却被认定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见在证据认定上存在重大错误,这一错误导致了冤案的发生。

  

   在赵作海冤案中,在只有被告人口供而没有其他客观证据的情况下,就是通过政法委协调,以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为由决定起诉的。由此可见,“两个基本”几乎成为对于案件证据标准降格以求的根据,其潜藏着造成冤案的危险。

  

   当然,于英生冤案的平反还是值得称道的。前面所论及的赵作海冤案是因为真凶现身而被平反,佘祥林冤案是因为死者(被害人)复生而被平反。而于英生冤案则是在真凶没有归案的情况下被平反的:2013年8月13日,安徽省高院再审以犯罪证据“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宣判已服刑近17年的“杀妻案犯”于英生无罪,警方随即启动再侦程序。

  

   警方称,专案组克服多种困难,从嫌犯遗留痕迹物证中检测出DNA样本独特信息,经排查锁定嫌犯。由于案发时间久远,摸排工作困难重重,专案组通过缜密分析、大胆设想,联系全国多家刑事科研单位进行反复比对、分析,运用高科技手段成功检测出犯罪嫌疑人DNA样本中的独特信息,经江苏、安徽等多地警方的密切协查,最终从排查的数千名犯罪嫌疑人中锁定武某某,并于今年11月27日将其拘传到案。

  

   至此,本案真凶落人法网。于英生冤案据称是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安徽首次执行“疑罪从无”。无论这一表述是否存在瑕疵,通过于英生冤案的平反,无罪推定的思想获得了一次肯定,得到了一次曝光,这是值得欣慰的。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的应有之意:在法院判决的时候,基于罪疑从无的精神,应当作出无罪判决。在这方面,李怀亮案件是一个积极的典型。李怀亮案至今还没有找到真凶,但其还是在羁押了十余年后,获得了无罪判决。在申诉的时候,基于罪疑从无的精神,也同样应当予以平反。在这方面,于英生案是一个正面的典型。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案件都能做到这一点的。

  

进人公众视野多年的聂树斌案就是一个典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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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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