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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

更新时间:2019-08-06 00:07:48
作者: 陈兴良 (进入专栏)  
何求不得。”冤案就是如此造成的。今天,赵作海的冤案虽然获得了平反,当年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王松林等人也被刑事追究。这个冤案总算有了一个好的结局:有冤的伸冤,作恶的受罚。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此,那么,这只是恶性循环的开始。只有从制度上杜绝刑讯逼供,才能防止类似赵作海这样冤案的再度发生。

  

   佘祥林案 · 案件回放

  

   佘祥林,又名杨玉欧,男,1966年3月7日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原系京山县公安局马店镇公安派出所治安巡逻队队员。

  

   1994年1月20日晚,佘祥林之妻张在玉从家中失踪。同年4月11日,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水库发现一具无名女尸,经法医鉴定系他杀。无名女尸经张在玉的亲属辨认为张在玉。1994年4月22日,京山县公安局以佘祥林涉嫌故意杀人将其刑事拘留,4月28日经京山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对其执行逮捕。

  

   1994年8月28日,原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荆州分院以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对其提起公诉,原湖北省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认定:1993年10月至12月期间,佘祥林因与原京山县高关水库管理处女青年陈某关系暧昧而与妻子张在玉不和,以致其妻精神失常。佘见其妻患精神病,遂起杀妻另娶之心。1994年1月17日,佘祥林从京山县马甸镇乘三轮出租车回雁门口乡何场村下车时,见车上有一蛇皮袋,袋内装有几件衣物和一双保暖鞋,便将该蛇皮袋提下车,放在白湾瓜棚内后回家。

  

   同月20日晚十时许,余将妻子张在玉从床上拉起来后,带到白湾瓜棚内关好门,自己返回家中,次日凌晨二时许,佘将小孩抱到其父母房内,谎称张出走了,然后拿着手电筒、麻绳和张穿的毛裤,一人推自行车出门。佘来到白湾瓜棚给张换上蛇皮袋内的衣服、鞋子,并穿上带去的毛裤,将换下的衣物放在棚内。而后,佘拿着蛇皮袋带张在玉到雁门口乡吕冲村九组窑凹堤堰边,趁张不备,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打击张的面部,将其打倒在地,紧接着朝张的头部乱打一阵。佘见张不动后,将张拖至堰塘的东北角,用麻绳将装有四块石头的蛇皮袋绑附其身后沉人水中。据此认定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佘祥林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一致认为,认定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缺乏证据,并指出:

  

   (1)佘祥林的交代前后矛盾、时供时翻。间接证据无法形成锁链,仅凭佘祥林有作案时间、作案动机以及法医鉴定,不足以定案。(2)佘祥林作有罪供述时,供述的作案方法多达四五种,内容各不相同,仅择其一种认定不妥。(3)该案凶器没有找到,仅凭佘祥林的口供认定凶器是石头,依据不足;蛇皮袋的失主未查清,无法印证佘祥林的口供;佘祥林供述将张在玉换下的衣物放在家中灶里烧毁,既无残片,又无证人证言佐证,衣物去向不明。(4)张在玉精神病没有医生诊断证明,即使有人证实其患病无出走习惯,也不能否定张自行或跟随别人出走的可能性。(5)原审定罪量刑的最重要依据是公安机关出具的提取笔录,该笔录记载“4月16日根据被告人佘祥林的交待在沉尸处提取蛇皮袋一个,内装四块石头”。但从案卷材料看,佘祥林在1994年4月16日以前并未供述用蛇皮袋装四块石头沉尸。因此,公安机关出具的提取笔录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鉴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以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此案发回重审,并将存在的问题函告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当时《刑事诉讼法》规定,于1995年5月8日和1996年6月28日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但检察机关未补充新证据。1996年12月29日,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京山县划归荆门市管辖,此案交京山县检察院办理。1998年3月31日,京山县人民检察院以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向京山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京山县人民法院认定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佘祥林不服,提起上诉。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佘祥林在上述裁判生效后,被投人沙洋农场劳改。

  

   2005年3月28日,佘祥林之妻张在玉突然返回京山县雁门口镇,京山县法院闻讯后派人进行调查,并作了调查笔录。公安机关也及时通过DNA鉴定,证实了其身份,并向法院出具了证明,证实回来的女子确为张在玉本人。据张在玉陈述,当年因与佘祥林经常发生争吵,后来索性离家出走(如何出走的记不清楚),来到山东枣庄与一男子结婚,生有一子。现因想家返回探亲。

  

   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3月30日作出裁定,撤销原裁判,发回京山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京山县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对佘祥林案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宣告佘祥林无罪。佘祥林随后获得国家赔偿和相应的政府补助。

  

陈兴良:佘祥林冤案反思 · 政法委不当协调出错案


   在佘祥林冤案中,同样存在刑讯逼供,在此不再谈刑讯逼供问题,而是讨论造成佘祥林冤案的一个体制性原因,这就是政法委的协调。

  

   佘祥林在1998年6月15日被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被荆门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之前,从1994年10月第一次被荆门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又多次发回,已经长达四年。显然,这是一个久拖不决的案件,其中的疑点始终不能排除。

  

   那么,为什么在1998年这个案件突然以有罪而定案了?从事后的材料可以发现,这一从疑案案件向冤案转折的背后推手,就是政法委:正是经过荆门市、县两级政法委的协调,佘祥林案件迅速得以结案,冤案由此铸成。

  

   政法委是党的内设机构,体现了党对公检法司的领导,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的。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作为办案机关各自的职权,坚持三机关互相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对于政法委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角色定位和具体职能,在相关法律中完全没有规定。

  

   因此,政法委在刑事司法运作中的权力来源并不是来自法律规定,而是来自政治体制。政法委设立的初衷是要在三机关之外形成一种对司法权统合性的权力,避免三机关各自为营,造成权力的分散,不利于对司法活动的管治。

  

   那么,政法委的具体职能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并不能从正式的法律文本中找到答案,而只能从党的文件中获得结论。根据有关文件的解释,政法委全称中国共产党党委政法委员会,它既是政法部门,又是党委的重要职能部门,是同级党委加强政法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参谋和助手,地方政法委的主要职责是:

  

   (1)指导督促政法各部门贯彻执行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及同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2)定期分析社会治安形势,对一定时期本地的政法工作作出全面部署。(3)组织推动政法部门开展新形势下加强和改革政法工作的调查研究,及时向同级党委提出建议和意见。(4)指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调各部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5)研究指导政法执委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协助组织部门做好政法各部门领导班子建设和科、处、队、庭、室干部的考察和管理。(6)切实履行政法委职能,抓好执法督促工作,支持和督促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协调政法各部门的关系,重大业务问题和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7)指导下级综治委、政法委工作。(8)地方政法委完成同级党委和上级政法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在以上八项职能中,与佘祥林冤案有关的应该说是第(6)项职能中的“协调政法各部门的关系,重大业务问题和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这项职能往往被简称为具体案件协调职能。尤其是那些大案要案、疑案案件,需要在公检法三机关之间进行协调,这也是政法委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工作之一。

  

   政法委对具体案件的协调,除了那些政法委亲自抓的重大案件,如打黑除恶案件以外,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三机关之间对某一案件发生意见分歧,应某一机关的请求,政法书记以召开“三长会”(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进行协调。

  

   由于过去公安局长往往兼任政法委书记,因此,在“三长会”上公安机关较有话语权,而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同属控方,其意见也较接近于公安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审判权的法院就成为弱势方。法院的杀手锏是向上级法院请示,在获得上级法院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坚持己见。不过,在佘祥林冤案中,法院的这一杀手锏也无法发挥作用,因为对佘祥林定罪是市、县两级政法委协调决定的。我国学者对政法委如何协调佘祥林案作了生动的说明和描述:

  

   政法委之所以过问具体案件,一方面是因为某些刑事案件属于“大案要案”,引起了群众关注,造成了社会影响,对这些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往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人民群众的反响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刑事案件本身并不符合司法机关的法律标准,案件处于“办不下去”的境地。

  

   例如,案件达不到立案、起诉、定罪的法律标准或者证据标准,在侦查、检察或审判机关受阻,如果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只会导致不立案、不起诉、宣告无罪的结果,而这种法律结果与社会舆论预期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在案件“办不下去”的情况下,就需要政法委发挥领导和协调功能。

  

   例如,在余祥林杀妻案中,由于证据中仅有被告人口供,且证据存在多处疑点,案件被湖北省高院一再退查,而在退回补充侦查之后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又拿不出更新、更有力的证据,荆门中院只有多次拒绝接受检方起诉,案件处于“办不下去”的境地;另外,来自群众和公安机关的要求严惩佘祥林的呼声又异常强大,在此情况下,在案件因行政区划的变更而寄送中共京山县委政法委员会后,报请中共荆门市政法委员会协调,于是政法委作出了降格处理的决定。

  

   而正是这个决定,在铸成佘祥林冤案的方向猛推了一把,可以说是造成佘祥林冤案的终极原因。佘祥林冤案促使我们反思政法委在司法活动中的职能,否则,还可能会有其他冤案在政法委这一“推手”的作用下形成。事实上,正如在佘祥林冤案中存在刑讯逼供,而在赵作海冤案的背后也同样出现了政法委协调的阴影。

  

1999年5月通过刑讯逼供获取有罪供述以后,河南省柘城县公安局将赵作海案多次向检察院移送起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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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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