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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先:晚清民国旗人社会变迁与文学的互动

更新时间:2019-08-05 23:26:00
作者: 刘大先  

   内容提要:晚清至民国的旗人文学伴随社会时势变迁经历了三次转型:一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尽管已经出现了对于帝制王朝及其意识形态的犹疑与焦虑,但依然葆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信,并体现在文学书写的想象性纾解之中;二是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旗人群体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出现分化,伴随着新兴媒体的崛起和底层旗人社会位置的变化而带来关注民生的启蒙式书写,既有怀旧式的认同,又有向往革命的追求,由此带来了写实的美学风格与通俗的白话技巧;三是民国初至1949年间,旗人作为职业性为主的族群向现代国家里的少数民族“满族”的转化,这中间经历了对于从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从满洲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的重塑。作为文学史的侧面,旗人文学的嬗变生动地显示了近现代中国转型里多元族群分化重组的历史过程和心理过程。

   关 键 词:八旗制度  旗人文学  身份认同

  

   在一般历史叙述和文学史断代中,1840年被视为近代史的节点,此后一百余年正是中国从“天下”式的王朝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历经抗御外衅、内部自强、保教保种、维新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与独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历史行进的曲折过程中,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秩序都发生堪称天崩地裂的“整体秩序变动”(upside down)①。“中西古今之争”的结果是启蒙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同时并行的是价值观念的重构,“文学”的观念和叙述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形式、技法和理念的演进,进而形成今日关于文学的知识型构、美学范例、评价典律。此段时期的中国文学,在近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脉络中,已经积累了丰厚的资料与成果。本文选择旗人文学作为对象,则接续并开拓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中相关满族文学研究的路径,试图在近现代文学断裂、赓续、传承、新变的既有论述中引入较少为人专门关注的旗人文学现象与文人群体,以期补苴罅漏,形成更为完整的近现代文学史图谱。想要提出并且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旗人如何通过想象与表述界定自己的身份,从而在变动的秩序中定位自身,融入到不断发生裂变的社会之中。这个过程与怎么样确立一个现代中国,以及中国人在近代以来全球秩序重组的过程中如何认识自我密切相关。

   旗人在有清一代具有统治族群的特殊性,而旗人文学的嬗变则生动地映现了近现代转型里中国多元族群分化重组的历史过程和心理过程。自努尔哈赤在17世纪早期开始建立起军民一体的八旗制度,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旗人与帝国之间家国一体的联系得到固化。清顺治年间开始实行旗民分治②,以八旗制度统辖旗人(其内部构成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而“首崇满洲”;而族裔来源则包含了满、汉、蒙古、库伦、维吾尔甚至俄罗斯等多种族群),以州县制度管理民人(主体为汉人,包含其他少数族群)。这使得旗人成为一个多族群的融合体,较少种族含义而更多职业身份的意义。八旗制度不仅仅是帝国统治与控制的基础之一,而且同旗人的切实利益、风俗习惯、伦理人心及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旗人与八旗制度之间彼此建构,通过征战将东北、西北、西南疆域统一,使得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联合,让长城南北、塞外绝域皆成“中国”,定鼎后以理学为基础,将原族群的萨满文化因素融入,形成了既接续中华文化“大一统”的主流正统(道、学、政一体),又保留了制度性与族群性要素并行的特征,渐至形成了一种半封闭半开放的“旗人社会”及其文化。

   这里涉及到的“旗人”概念,常与“满洲”、“满人”、“满族”交织在一起,需要略作辨析。“满洲”早先是女真部落集团的组成部分之一,元明时期还只是女真的属部,直到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统一女真各部,满洲部落坐大。1635年皇太极明确恢复“满洲”族号以实现民族认同,于是该词就“从专属于某一小民族的族称成为其统治之下其他小民族的共同的称号”③。“旗人”和“满洲”以及晚清才出现的“旗族”虽有重叠,但并非同一内涵,它们都是复杂的人群联合体,二者交叉重合,却又无法等同划一,并且各自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演变。④在清代和民国,在日常和书面语中也常用“满人”指代“旗人”和“满洲”,这些词语与后来才诞生的“满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联,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需要还原到其源起语境中去看。⑤“满洲”因为1930年代伪满洲国的历史污名问题,后来较少使用,而“满族”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概念,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由民族调查、识别与命名,并由宪法锚定下来。“满族”与“满洲”、“旗人”有传承的延续性,但在历史叙述中将后二者用“满族”来指称,却是后来历史书写中往前追溯的结果。

   晚清七十年与现代民国三十年是“旗人”向现代少数民族“满族”转化的一个世纪。八旗制度在这个时候显示出它的弊端:“一种社会的制度构成了社会的子宫,个体就在其中成长和社会化,结果,制度的某些方面被反映在他们自己的人格之中,其它的方面对于他们似乎就是人类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外在条件。传统的制度使社会生活稳定化,但也导致了僵化性,这种僵化性使社会生活很难适应条件的变化”⑥。最为突出的无疑是困扰着有清一代后半段始终的旗人生计问题。尽管艰难,但细微的转化从19世纪上半叶嘉庆道光年间民人涌入原本只许旗人居住的北京内城时就已经展露苗头⑦,除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的直接反应之外,在文学书写中也以隐蔽的方式显现出来,关涉到历史时势变迁中旗人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嬗变,美学观念与语言技法的更新。已经接受儒家理学正统意识形态的旗人一步一步从帝国王朝认同于文化民族的子民,转化成现代政治国家中少数民族的一份子,它具体化为旗人文学中从旗人生计到满汉关系,从文化氛围到价值观念,从“排满”浪潮到身份凸显,从遗民情绪到爱国激情的书写当中。旗人文学显示出日趋改变的意识观念与情感结构,并且通过心象的主观方式参与到文化实践当中,与外部社会、政治、体制和文化的整体结构变迁形成既有同构又有辩难的互动,显示出文学在历史中的能动力量。这种力量看似细若微尘,却又绵延不绝,对于确证旗人自我身份乃至整个中国在变化了的世界局势中的认同有着难以令人忽视的认知功能。

   按照关纪新的归纳,19世纪以后,“满族由一个尚武民族向文化民族的过渡,至嘉、道年代格局概定”⑧。从“尚武”到“重文”的群体性趋向,不啻是“民族精神”的一大转变。但是这个“文”显然不是满洲的文化,而是接受汉文化正统后的新产物,从文学上来说,不仅意味着汉文的广为采用,也是对附着在汉文表述背后的一系列美学、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接受。这种过渡在乾隆盛世时就让统治者感到了族群特质失落的威胁,因而乾隆晚年的一系列文化工程,如《满洲源流考》⑨《钦定八旗通志》⑩,一方面是文治武功的展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化建构旗人与满洲文化认同,而之所以要强调满洲认同,恰恰是缘自满洲特质的弱化。这种意识形态的努力起到了部分作用,但就文学而言,儒家诗文正统始终是主流,词曲小说也基本从属于宋元而下的汉语文学传统,体现在旗人精英的书面文学那里。旗人文化只是作为亚文化进入到主流文化之中,渗入到八旗下层官兵那里兴起的子弟书、八角鼓等曲艺样式之中。两者结合,形成了一种闲适轻逸、精致娱乐的、具有“民族性”意味的旗人文学特征。

   此种“民族性”不仅仅是旗人所专有,而是整个主流满汉文化精英层面共享的悠久“大传统”。这种积淀在文化记忆深处的诗人传统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在遭逢外来冲击时仍然顽强地表现出因循已久的惯性。但是到19世纪中叶之后,因为遭逢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的整体文化语法发生变化,敏感的士人对于既有传统开始反思,文学也随之发生革新的倡议。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儒家理学话语在日益失去权威性,在内部是“京师”受到来自龚自珍所谓的“山中”之士的边缘话语的质疑(11),在外部则被坚船利炮和追求富强的新价值观所冲击(12)。文化权重的位移,投射到旗人的心灵之中则是身份危机的出现。

   旗人作为中国人的认同出现了细微的分裂:固然中华文化的道学政合一的正统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无意识,但作为特殊制度中的人群,旗人不言自明的地位优越性显然受到了威胁。出于一种怖惧熏灼而又竭力把握住可以攀附之物的纠结心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895年甲午战争之间的旗人文学,映射的正是王朝的焦虑与想象的疗救。尤以“同治中兴”前后为著,旗人群体基本上回返沉浸在帝国再次复兴的迷梦之中。此际的旗人文学以费莫文康《儿女英雄传》和顾太清的《天游阁集》与《红楼梦影》为著,通过贵族家族小说的历史隐喻,分别与曹雪芹的《红楼梦》进行了互文对话乃至逆写,凸显出外患日亟,内部中央集权涣散,满汉分野格局逐渐被打破的情形下,旗人的心理焦虑以及通过文学弥补修复内心失落感的努力。而最初有机会亲身体验域外经历的下层官员斌椿,在其日记《乘槎笔记》和诗集《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中还不曾觉察世界大势质变的到来,或者说略有体会,却无力应对,更有可能是他被异域的陌生性所震骇而产生了文化休克,只能回归到传统的思路之中,反映在其书写异域风土人情的文化翻译式叙述和抒情的方式之中,有一种胡志德所谓的“将世界带回家”(13)的归化色彩,这是在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语境中意图保留古老美学方式的隐在心理,从中可以发现世界观念的更新与传统天下观念的执守。其时的民间文学,如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则构造出具有旗人文化特色的“官侠合治”模式:上辅君王,下安黎民,实为维护统治秩序的叙事尝试,从较为底层的角度,折射出世情风俗和大众心理。

   但与19世纪之前的盛世毕竟不同,晚清旗人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和影响,从经济地位到政治身份,再到西方文化与文学观念的摄入,它都已经不得不进行应对,进而产生怀旧与变革的不同取径。旗人生计作为一直以来困扰着整个清代的潜在问题,于此之时日益恶化:(14)内部开始分化,少数旗人仕途发达,凭借高位权势积累大量财富;而多数普通旗人则丧失或部分丧失原有的经济来源,因为兵有定额,造成大量闲散又按制度规定不能从事他业,无力养家的旗丁负债累累,甚或出现了隐瞒身份冒充民人卖身为奴的事件。从康熙朝开始,清政府就曾考虑从长远的角度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并采取过沿边驻防、井田、屯庄、垦植等措施,然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15)这种普遍性贫困不仅是经济上的窘迫,也直接影响到精神面貌,在一个外来者的眼光中,晚清的旗人“经过四个世纪悠闲懒散的生活,他们已经失去了蛮勇气概,失去了激励他们横扫中原的冒险精神,失去了使他们的冒险行动得以成功的大胆、刚毅和使用武器的技能。即使他们已经丧失了其蛮族祖先的尚武天性,但仍然保留着祖先的骄傲、无知、残酷和迷信。满洲人已经失去了天性中的自由与淳朴,并把那些恶劣的品质都施加在汉人身上”(16)。这种刻板印象后来还出现在一系列旗籍出身作家的文学描写与自我反思之中(17),也成为汉文化中心式书写中一个经久不衰的文学母题。

同时,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伴随着地方对中央的疏离,满汉在整个制度体系中的轻重关系也发生了逆转。但八旗特权和政府偏袒旗人的情形在洋务运动时也未有改观,满人有识之士,也已忧心忡忡。光绪八年(1882),宝廷(1840-1890)就曾上疏论及八旗文风的衰落,原因在于:“一由于官学废弛,教育无法。虽不乏读书应试之人,而专攻举业,所学非所用。一由于开捐以来,进身太易。捐一笔帖式,谋入档房。但能奔走攀援,虽目仅识丁,不十年即可富贵。纵有聪明可造之才,沾染陋习,亦渐于轻浮卑佞。”(18)宝廷是爱新觉罗氏宗室,曾位居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的高位,他的焦虑显示了至少在少数旗人高层那里已经感受到了政府腐败与制度不公所带来的旗人文化衰颓。此是就内部而言,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外部西方世界的扩张已经打破了中华帝国一直以来的“超稳定结构”。在充斥着革命、资本和帝国的“漫长的十九世纪”(19),几乎与清帝国盛世的结束同步,欧洲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结合之后兴起的民族国家将自身的政治模式与文化观念通过经济与战争的方式向世界其他地方推广和普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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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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