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世瑜:谣谚与新史学——张守常《中国近世谣谚》读后

更新时间:2019-08-05 00:00:24
作者: 赵世瑜  
嫌少;二不要官,嫌小;三不要命,嫌老。”此种讽刺格式,一直 到今天仍在流传沿用。

   《近世谣谚》一书引梁章钜《归田琐记》记载,某县令强调,绝不能担任重要城市的 附郭县的知县(所谓附郭县即县治在府城,如宛平、大兴即为顺天府的附郭县),有俗谚 说:“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其意是说 ,做知县不是一件好事,而做附郭县的县令则更糟,如果在省城(也是府城)做知县,就 是最糟糕的事了。这里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是在同一座城市里,有许多比自己官阶大的 人,有自己的上司,处事不易;二是要受上司的差遣办差,常常不胜其扰。明万历时沈 榜编《宛署杂记》,说因为所处地位尴尬,连地方志都不敢轻易编写,所谓“宛平建县 以来二百年余,无人敢任记事之责,其中固有呐于心而惴于辞者耳”。他进一步说:“ 赤县事体多于望紧不同。上干宫禁,则有齿马之惧,吾不敢记也;下关貂珰,则有投鼠之忌,吾不必记也;外涉部府,则有越俎之嫌,吾不暇记也。”(注:沈榜 :《宛署杂记》,北京出版社,1961年,第4、263—264页。)那就比省城的附郭县县令 更难做了。梁章钜说这条谣谚在宋荦的《筠廊偶笔》中就记载了,而且是他父亲宋权在 明末做县令时就知道的,因此历二百多年官场的情形未变。

   认真思考起来,这首谣谚应当不是出自民众之口,而是做官者的经验之谈。《近世谣 谚》引王夫之《读通鉴论》记,明崇祯时京城被围,兵部尚书王洽及李邦华等整顿军政 ,宦官极为不满,因此编造童谣说:“杀了王洽,鞑子容易杀;杀了李邦华,走破鞑子 靴。”童谣传到皇帝耳朵里,导致王洽被杀,李邦华被削夺官职。书中又引雍正《河南 通志》记,明末乡官张维世的家乡太康遭遇起义军进攻,当地人民没有抵抗的意思,于 是他私镌古砚,编造童谣,刻在砚上:“儿童拍手笑呵呵,闯贼死在太康坡。”将砚藏 在井里,等人们淘井时发现,以为谶语,便组织民壮,拼死抵抗。这些例子恰好说明, 虽然谣谚是民众口传文学的一种,许多谣谚反映了民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经验,谣谚的 形式也的确容易为普通民众记诵和传播,但并不等于所有谣谚都是民众的创作,以上这 些便清楚地说明了创作者的官绅身份。我们一方面可以将此理解为官绅利用了谣谚这种 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编造有利于自己的内容,并投放到民间去传播,从而说明谣谚的 民众性或通俗性;另一方面,谣谚作为民众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可以是一种共享的 文化,不必作为文化二元对立的某一方的代表,谣谚同样也可以是知识精英生活文化中 的一个部分。

   当然谣谚也多用来表现社会风貌,我们通过它们可以了解社会生活的许多细部。《近 世谣谚》引光绪《淳安县志》记,明万历时王国光做县令,遇有豪民杀人案,案犯送钱 来以求开释,被王国光斥责,说人命案虽未审理,但行贿这一条就已是非法的了,于是 判案犯有罪。此豪民的党羽于是编造谣谚,骂王国光虽然是清官,但断案却很糊涂:“ 丑妇贞,拙官清,穷吃素,老念经。”但是如果撇开上述具体情境,这个说法却道出了 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看法,而且不能仅仅从正面去看,还要从反面去看:妇女守节大 都不是因为某种理念的需求,而是由于相貌丑陋,漂亮女子往往不会守节;清官不是因 为他自己想清廉,而是因为他是笨蛋,聪明的官都去揽财,还不会让人发现;吃素的人 也不都是因为信佛,而是穷得没的吃;念经的人是因为老了怕死,而不是有什么信仰。 此谣谚传递的历史信息告诉我们,虽然这是一种比较绝对的过激之辞,不能涵盖一切事 实,但也绝不能过于相信表面现象,因为在表象的背后往往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动因。

   《近世谣谚》中又引一地方俗谚颇有意思,曰:“茌平、腰站,姑娘三万。”此“姑 娘”系指歌妓一类,数目“三万”当然是夸大之辞,但也表明此地之繁华。茌平、腰站 在山东西部,从南到北与运河山东段平行,是陆路德州经高唐到东平一线的必经之路; 从东到西则是从济南经东昌(今聊城)到河北大名的必经之路,因此为水陆要冲。但是这 个地方究竟有多繁华,其社会经济发育程度如何,为什么从事贱业或服务性行业的人口 众多,总而言之对明清时期这里的区域社会史,我们还没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中国的谣谚极其丰富,特别是保存在民众口头上的尤其多。对相当多的谣谚来说,我 们无法确切知道其产生的时代,即使是在某一个时候被记录下来的谣谚,我们也无法确 定那就是它产生的时间。《近世谣谚》多采录政治谣谚,如有关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 运动等,比较容易定时(timing),但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为我们注重时间的历史学 家提供了有趣的难题。

   《近世谣谚》从地方志中采录的谣谚不多,原因可能在于它们往往不是政治性的或事 件性的,而是生活性的。以民国《晋县志料》(河北)为例,所收谣谚分天象、气候、家 庭、治家、生活、社会、风俗、卫生、阅历、耕种、栽种、收获、常识等许多类,有的 显然是从清代一直传下来的,如:“县三月,府半年,道里的官司不种田。”说的是狱 讼往往拖的时间很长,同时告诫人们不可轻讼。民国《张北县志》(河北)也记载了大量 谣谚,如“有钱不种无粮地,有钱不娶活人妻。”又如“挨上好邻家,又吃酒又戴花;挨上歹邻家,又打板子又扛枷。”讲述的多是生活经验。光绪《宁远县志》(湖南)记录 了大量主张息讼的谣谚,如:“饿死莫做贼,气死莫告状”;“告人一状,三十六冤” ;“告官讨钱,水里捞盐”;“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等等,反映了民众对法制 保障公平的保留态度。从民国《续修盐城县志》(江苏)中可以看出,我们今天耳熟能详 的许多谣谚,都流传了千百年,如“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见之庄绰《鸡肋编》;“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见之《谈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见之《夷坚志 》,等等。以上这些显然都是生活史的史料。

   不过地方志中也不乏具有故事背景的谣谚,可以成为事件史、特别是地方史研究的史 料。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引《留青日札》谣谚:“李树生黄瓜,千里无人。”记述当 地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李树生黄瓜,后即有倭寇之乱。又引《水利本末》谣谚:“王 外郎,筑海塘,不要钱,呷粥汤。”记述了当地非常有名的王仲远筑海堤事。光绪《黄 岩县志》则记有“洋山青,出海精”之谣,说的是当地洋山山顶寸草不生,有草则海滨 不宁。据说元末方国珍出生于此,当时洋山之草青了。清乾隆初年,当地有士绅王鸣旦 常赈济饥民,于是又有童谣说:“没有粥,只吃汤;没有米,只吃糠。弗要慌,弗要忙 ,肚顑到西王。”(注:以上各例皆参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 料汇编》华北、中南、华东等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1991、1995年)。)

   除地方志外,还有大量谣谚活在民众的口中。20世纪80年代,文化部、国家民委、中 国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启动了编纂中国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三套集成的工程,全 国以县为单位,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采录工作,获得了许多生动的民间谣谚,其中不少已 流传多年,从中可以发现民众心态史的轨迹。

   谣谚基本上是一种民间的文学形式,它采用的是口语,而非书面语,但创作和传播它 的却不仅是普通民众,还有许多知识精英。我们可以看到,由知识精英创作并传播的谣 谚,往往具有特定的政治动机或目的,背后也有某个故事,是刻意制造的;而由民众创 作并传播的谣谚,往往是一般生活经验的总结,是泛泛地针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是 比较随意表达的。因此,这种可以共享的文化形式,在内容上出现了分离。这当然是由 他们的创作目的和面临的生存境遇所决定的:民众面对的是生计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和 与官府打交道的问题等,也即日常生活问题;而知识精英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政治的、文 化的欲求。但是它们的功能却又是统一的,无论如何谣谚都成为一种引导公共舆论,制 造流行观念,传播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共用工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复杂性 ,可以看出社会—文化分层既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又是一个需要超越的概念。

   其实,谣谚对于知识精英来说更多的只是工具的意义,在制造和传播谣谚的时候,他 们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他们还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书面文献来表达他们的思想。而对普 通民众来说,他们把传承生活经验的功能赋予它,然后把表达其他思想,如他们对历史 的记忆、对特定人物、事件、现象的看法,赋予了史诗、传说、故事、歌谣,因为那几 乎是他们惟一的表述工具。不仅如此,谣谚及其创作和流传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573.html
文章来源: 《历史研究》 2002年0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