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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皮尔:美国早期政治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国家理论

更新时间:2019-08-04 23:46:19
作者: 帕特里克·皮尔  
并以他们的名义行事,因此这种选举所产生的不是那种必须依照人民的指令而行动的代理人,而是应该遵循自己良知的代表。因此,帕克坚持认为:“当议会行动时,就是人民在行动……并且,只有人民自身能够采取行动,因为实际上,议会和人民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名字。”然而,平权主义者更为激进的民粹主义国家理论最终在革命后的美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二、人民实体:美国的语境

  

   在最近一项有价值的研究中,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er)揭示了集体主权与政府之间的区别(尽管占据了美国早期的政治和宪法辩论的重心)如何已经被大多数人所遗忘了。由于1940年代民粹主义的兴起、1861年的分裂危机、第十五条修正案(非裔美国男性的选举权实现合法化)的通过、取消重建的努力以及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的引入,到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把民众视为“政治实体”的观念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由人民构成的集体不能直接行动、而只能通过代表来行动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

   尽管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可以将革命描述成是“知识的以及政治的和军事的过程,但各种事件已经使人们对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和绝对的政府主权的完整概念提出了质疑”,因而完全混淆了革命派希望保持区分的两件事情——主权与政府。

   同样,法律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弗里茨(Christian Fritz)在独立考察了理查德·塔克所提出的研究思路后,在其《美国的主权:内战前的人民和美国的宪法传统》(American Sovereigns:The People and Americans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 Before the Civil War)一书中总结道:

   美国人激烈地争论着他们所拥有的权力的本质和范围,而这种权力是集体主权的一部分……他们在这一点上的分歧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通常被我们所忽略了的宪法传统。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如何集体行动,这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谜题。这个基本问题从美国独立时起就影响着有关宪法的辩论。

   正如弗里茨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些辩论得以展开所依靠的是“用作为美国新的主权者的人民集合体来代替作为主权者的国王这个具体的人”。

   理查德·塔克和弗里茨的研究强调的是,要想正确理解早期美国关于政治和宪法实践的辩论,就需要认识到人民集合体与政府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是民粹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所在。虽然后者最清楚地体现在威尔逊和圣乔治·塔克的研究中,但是在讨论他们的观点之前,我们将先考察美国早期的这些辩论,因为它们呼应了17世纪早期关于集体主权的各种争论,这种考察将突出美国人为了实现人民主权的具体体现而面临的各种理论难题以及他们所达成的各种解决方案。

   与英国主流的宪法理论相反,美国革命意味着人民在政治中的作用不可能仅仅被限制在政府机制中,即使再加上在革命动乱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保留权力,也是不够的。事实上,成文宪法属于基本的更高法律这一观念遵循的是批准这一法律的制宪会议的观点,这种观念源自如下看法,即人民集合体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政府,因而绝不可能将其等同于政府,而在英国,人民是通过议会与政府相等同的。作为美国革命论战的参与者之一,本杰明·希赫伯(Benjamin Hichborn)提出了以下观点:

   每一个个体都有权去自由思考其被要求服从的政府的性质,政府因其产生的根源而具有这种性质,这种权利是明确的和可理解的,因此,就作为实施这种权利的必要基础的公民自由而言,我并没有将其限定在宪章、权力法案或者契约所一致同意的“法治政府”的范围内,而是将其定义为在人民当中广泛存在的权力,它存在于任何时间。

   正如戈登·伍德(Gordon Wood)主张的,对美国人而言,人民主权因此变成了“政治科学中清楚明白的抽象概念,所有人都可以口头上说说而不用付诸实践。老旧的人民主权理论在美国人那里获得了真实性,欧洲的激进分子在谈论人民的权力时,几乎都认为除了在十分罕见的革命时期,这种真实的人民主权是无法想象的……美国人的自由实际上似乎是使革命成为了常态,使市民骚乱合法化”。

   面对着用人民集合体代替拥有至高主权的国王个人这一困境,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这样的一些理论家尝试着只是使美国政府的诸方面实现共和化,而不触动人民代议制这一方面,而人民代议制是帕克这样的理论家们所确立起来的,他曾经尝试过进行类似的替代。正如亚当斯在其《关于政府的思考》(Thoughts on Government)中所主张的:

   最主要的困难仍然在于建立代表大会,因而我们应该对其投以最大的关注。它应该是一个缩影,是人民的一种准确写照。这种代表大会应该像人民那样去思考、感觉、推理和行动。在任何时候都严格实现正义是这一代表大会的利益所在,它应该是一个平等的代议机构,换句话说,人民之间的平等利益在议会中也能得以平等体现。

   然而,在美国革命释放了民主力量之后,这一立场是无法幸存的。希赫伯和其他人所表达的情感过于民粹主义和激进,以至于无法被亚当斯的框架体系所容纳。在英国的均衡政体模式(包括君临国会[King-in-Parliament])中,人民(多数)可以在下议院中得到代表,君主(一个人)也可能在这一宪法结构中寻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贵族(少数)可以在上议院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美国革命之后,既没有建立君主制,也没建立贵族制,那么行政机构和上议院所代表的是谁呢?亚当斯提出的术语不能解决这个难题。

   在这个谱系的另一端,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他的《美国政治体制之痼疾》(Vic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中谈到,美国革命的后果表明,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将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结合起来(即立法机构中的人民代议制)的做法并不一定合适。实际上,公共自由的行使会导致对个人自由的侵犯。正如麦迪逊所言:

   如果法律的多样性和易变性是缺乏智慧的证明,那么其不公正暴露出的缺陷就更令人担忧:其之所以更令人担忧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更大的痼疾,而且因为它使更多人质疑共和政府的基本原则,而在这种政府中实行统治的大多数人是公共利益和私人权益最可靠的保护者。

   正如麦迪逊所正确指出的,解决共和政府的不正义问题的办法将不能依赖帕克—亚当斯的解决方案。然而,对麦迪逊来说,正如詹姆斯·克龙彭伯格(James Kloppenberg)所主张的那样,人民代议制理论本身必须从把人民定义成一个静态的实体转向承认在人民之中存在一个动态的“协商性和实验性的真理检验过程”:

   麦迪逊吸收了亚里士多德、休谟和亚当·斯密关于大国应具备的适当条件和利益交织的重要性的观点,并利用他们的观点反对孟德斯鸠提出的“不可能建立一个庞大的共和国”这一人们所熟知的警告。在此基础上,麦迪逊认为:“这样一个选举过程最有可能将社会大众中最纯粹和最高尚的人选拔出来;这样的话,这些被选拔出来的人将会拥有最强烈的动机来实现任命他们的目的。”

   麦迪逊并不是提议要建立一种相互竞争的群体在其中相互制衡、或者被赤裸裸的自我利益之间的竞争所主导的体制;相反,他相信代议制政府的各种制度能够为了如下目的建构起来,即教育个人“树立互惠伦理,并找到用仁爱来彼此对待的方法”。然而,正如克龙彭伯格所正确指出的,麦迪逊是在“努力寻找适当的语词来表达他的看法”,以此代替那种认为“政治是一种激烈的斗争,在其中,个人通过增进他们狭隘的私利来展开角逐”的观点。此外,麦迪逊关于规模扩大了的共和国中的代议制的观点可以依照精英主义的思路来解释,这种思路呼应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35篇中对“真正代表”的批评,他提出在新的宪法体制下,地位占优势的人将成为地位更低的人的代表。因此,汉密尔顿乃至麦迪逊的立场与帕克的反对平权主义的主张是类似的,他主张人民选举代表来为自己代言,并以他们的名义采取行动。

   在这场政治辩论的另一端,反联邦主义者谈到了一个民粹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的习语。与17世纪的平权主义者一样,反联邦主义者也非常关注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够说人民集体控制着他们的代理人。与更早期的持有民粹主义国家理论的思想家一样,反联邦主义者的思想在拥有主权的人民集合体与政府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像帕克这样的认为议会至高无上的人是无法作出这种区分的,因为他们使拥有主权的人民实体瓦解为议会制度本身。

   在署名为“农夫”(A Farmer)的人所撰写的一篇杰出的文章中,《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被指责未能区分“主权”与“行政机构”,因此,同样也没能区分“国家”与“政府”,而17世纪的激进分子强调这一区分,以便支持那些赞同民主国家的观点。“农夫”首先解释说,人类组成社会是为了“一致行动”,并且这种安排需要“存在某个公共权威去命令和指导每一个体在与社会本身或者该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发生关系时应该做什么”。他告诉他的读者,这种公共权威“由每个社会成员为了公共利益而让渡出来交由社会来行使的那部分自然的自由权组成”,这种公共利益就是“通常被称为政治权力的主权”。无论这一政治权力“是授予全体人民并由全体人民行使,还是被委托给由人民从自己当中选出的代表,……这种政府都被称为民主政体”。“农夫”明确指出,这种权力模式与如下模式形成对比,在后一种模式中,主权属于“一个特定的公民阶层,而这些公民与普通的人民或者民族实体没有共同利益”,换句话说,这个模式就是一种贵族制。同样,政治权力归属于单个个人,就构成了君主制或“专制体制”。他总结说,这些国家都可以被称为主权国家。“农夫”继续说道,只有民主主权国家才能够与其他民主主权国家组成一个联邦共和国,因为只有这些国家(就像那些有能力实行自治的个人)才能够“让渡出自己的部分主权组成一个普遍的政府”。相比之下,君主制国家只能彼此之间结成联盟。

   同样,布鲁特斯(Brutus,此为化名。——译者注)在《纽约杂志》(New York Journal)中主张,人民政府的核心是对人民负责:

   当任何一个人或者人民实体被授予强大的和非同寻常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行使可以被用来压迫人民时,极其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有力的制约体制来防止滥用权力。而向某种更高的权力负责可能是最强有力的限制权力的机制。因此,共和政府的实际政策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设计的,即所有与政府有关的人员都要就其职务行为向某一上级负责,这种问责最终取决于人民。

   或者正如自称为“联邦主义者农夫”的人所简要指出的那样:

   这种人民实体主要肩负着其共同体的各种责任,无论是在制定法律还是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它们都应该有权控制其中的重要事项,否则,它们在短时间内就可能走向毁灭。

此外,像平权主义者一样,反联邦主义者对问责问题的关注把他们推向了地方主义并支持一系列的制度机制,比如陪审团、新闻和言论的自由、自卫队、公职人员的轮换以及针对政府机构的民事诉讼。事实上,《权利法案》的绝大部分内容以及反联邦主义者提出的观点都能够依照民粹主义的思路来理解。因此,与共和主义者支持自由的观点——一个人必须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才能自由——形成呼应,一位大陆军的军官说:“国会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因而各州和人民的自由就不能依靠一部法案或者《权利宣言》得到保障。”因而,反联邦主义者的思想与民粹主义极度想要控制政府的念头深深地纠缠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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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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