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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西方民粹主义的话语政治及其面临的批判

更新时间:2019-08-04 23:43:43
作者: 林红  

   内容提要:建构“人民”,定位“人民”的敌人,进而确立“人民”对“其他人”的二元世界观,这是西方民粹主义话语政治的内在逻辑。这种话语政治凸显一种反抗性特质,有其特定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根源,前者指向各种经济与社会需求的不能满足,后者涉及政治生活的冲突本质。民粹主义政治的孕育发展依赖其标志性的话语动员策略,即诉诸否定性话语动员、简单化政治和激情政治等手段。面对民粹主义的挑战,欧美主流政治全面反击,为其贴上了极权主义、暴民政治和不事建设等标签,但是却对民粹主义的认识论价值缺乏足够理解,对造成民粹主义的制度根源缺乏足够反思。民粹主义的挑战与主流政治精英的围剿周而复始,正是西方政治深陷其中的真正困境。

   关 键 词:民粹主义  反抗性政治  大众政治  话语动员

  

   在西方政治史上,民粹主义被视为最棘手的秩序挑战者,代表着一种彻头彻尾的反建制力量,代表着一种来自“中心地带”(heartland)的反抗政治①。反抗性是西方民粹主义承自古老传统的基因,在政治史上有过最激烈的展现,是观察民粹主义与西方主流政治相互关系的最佳视角。当下,欧美主流政治身陷民粹主义之困,民粹主义持续挑战,建制派精英则全力围剿,本文认为,有关民粹主义的研究需要超越现象描述,深入到民粹主义的观念内核与话语体系,从反抗性政治的维度来理解民粹主义与主流政治的复杂关系,进而认识自由民主政治的历史性局限。

  

   一、民粹主义的“人民”建构与二元价值观

  

   民粹主义的反抗性特质来源于它对理想政治生活的设定。民粹主义对政治主体与政治对手有着独特的想象,正是以这种想象为基础,它建构了一套只属于自己的对抗性话语,在现实世界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大众反抗政治。

   顾名思义,民粹主义是一种宣称“以民为粹”的主义,召唤“人民”、诉诸“人民”是其标签式的印记。虽然“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每一种设计,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每一个行动并不本质上都是民粹主义的”②,但是在民粹主义的范畴内,“人民”以确定的、肯定的方式存在着。作为一种唯一诉诸于人民力量的思想或运动,民粹主义需要一种具有超然伟力和崇高道义性的“人民”,就如同许多国家写在宪法中的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一样。“人民”是构成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内核,它具有以下概念特征:

   第一,主体性。在民粹主义中,“人民”是普遍政治主体或历史行动者,这一“‘人民’并不存在于任何有限的意义上,他们是政治话语的一种声音”,是在政治话语的质问中存在的一种主体、一种主体性或一种主体状态③。当“人民”成为政治的主体时,民粹主义便开始建构自己的政治逻辑。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 Laclau)在论证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逻辑时,认为“人民”成为一切重建的且有效的政治规划的希望,成为了政治的唯一主体④。主体理论是在黑格尔(G.W.F.Hegel)提出作为主体的世界精神、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出社会-主体的概念之后逐渐形成,马克思进而提出了著名的阶级主体概念,论证了人民成为主体的观点。虽然拉克劳否认他的“人民”的概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是相同的思考社会同一体建构的方式⑤,但拉克劳关于人民主体性的见解,显然渊源于马克思。

   第二,抽象性。人民虽然可以在现实层面有具体所指,但在民粹主义话语中却是抽象的、高度概念化的,就像宪法中提到“主权属于人民”时所指的人民,如同“宪法中的上帝”,或者“制宪权的归属主体”一样超越具体。换言之,人民是被外部力量如宪法、历史或者政治人物塑造的抽象概念。拉克劳指出,人民“从来都不是一种基本事实,而是一种建构”⑥,他提出过一个非常复杂的虚空能指的概念,用来指把不可能性作为可能性表达出来的概念,也就是仅把意义领域的界限表达出来的概念⑦,适用于这一理论的概念有社会、权力、霸权,也包括人民。拉克劳在2006年发表的“为什么建构人民是激进政治的主要任务”一文中特别讨论了“民众阵营的符号统一体的建构”问题,认为人民是必须建构出来的抽象概念。

   第三,同质性。这意味着人民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它与人民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是一种异质、多元的关系,比如人民与精英之间是对抗性异质关系,但是人民内部却是一元的、同质的。拉克劳认为,“一切政治同一体必然都是民粹的”⑧,根据奥尔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y Y Gasset)的观点,人民群众的形成“往往意味着组成群体的个人在欲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一致”,他担心“一个同质化的大众正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⑨。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用“中心地带”的政治来指代民粹主义政治,这个“中心地带”就是一个不可分割、无差异的人民的象征,“‘人民’被描述为一个整体,他们被视为一个缺乏基本分化的单一实体,是统一的、团结一致的。”⑩强调人民的同质化特征正是为了创造民粹主义所需要的源于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感,因此,民粹主义倾向于忽视人民内部的差异性,主张人民是超越阶级、性别与代际的多样性而存在的。

   第四,道义性。民粹主义者从来没有掩饰对人民的创造性和道德优越性的崇信,认为人民具有极高的道义性,“美德只存在于普通人身上,他们是占绝对优势的大多数,美德也只存在于集体的传统之中”(11),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等同于人民至上主义或者拜民主义。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人民》一书就是为人民献上的赞歌,在他看来,人民是慷慨大方的,愿意自我牺牲和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12)。民粹主义者用人民来命名他们的主义,就是将人民视为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概念,充满着道德感和历史进步性,“我们的‘人民’概念是指那些不仅全力参与历史的进程,而且占据历史、加快它的前进步伐、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的人民。”(13)有了这种极具道义性的人民,那些能够更为有效且真实地代表“人民的意志”的力量(个人或组织)就有了足够的行动合法性,因为“人民的意志”具有最无可辩驳的道德合宜性。

   民粹主义创造具有这四种特征的人民,出于一个不言自明的动机,即通过建构人民,宣称与人民有直接、紧密的联系,成为人民的专属代言人,因为“谁开始代表‘人民’说话,反对当前权力集团的汇聚,谁就是游戏的赢家,尽管只是就时下而言”(14)。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必然存在多样化的声音和认同,这意味着共同体内部必然是异质的,政治家希望代表全体人民的任何要求都无法令整个共同体满意。“当一个民粹主义领导人声称要为‘人民’发声时,被称为‘人民’的主体不包含、事实上也无法包含既定共同体内的所有公民”,民粹主义者只是“把政治共同体所有公民中的‘平民’(中下层)等同于‘人民’”而已(15),这些中下层平民成为渴望安定与秩序、信守传统并且维护道义的人民,而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如权贵精英、外国移民不能算作人民,底层社会中“具有破坏性的危险群体,如失业者、盗贼、乞丐、市井无赖等”也很难被归入人民之列,因为“他们是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16)于是,那些不属于人民范畴的共同体成员从“纯粹的人民”中被剥离出去,民粹主义就这样通过确认谁不是人民而确认了谁是人民,“人民的存在来自于其在组织构成上的被排除在外的对立面,来自于敌人被外化为实际的侵入者、障碍”(17)。

   因此,支撑民粹主义话语世界的,除了“人民”这个核心概念,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关于“人民”对抗“其他人”的二元价值观,这是民粹式反抗性政治的价值观基础。民粹主义的人民在这种对抗性关系中成为了“我们的人民”,即作为“我们的同胞亲朋”的人民,这无疑是一个对抗性、排他性的概念。当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2017年初接受正义和发展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说“我们是人民。你们是什么?”的时候,当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竞选期间宣称“真正重要的是人民的联合一体,因为其他人毫无意义”的时候,当英国独立党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宣布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是“真正的人民的胜利”的时候,他们用的就是民粹主义的人民概念。在民粹主义的政治话语中,“我们人民”和“他们其他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二者必然地存在一种从根本上对抗的关系。这种对抗性来源于这一小撮其他人(精英或外国移民)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所施加的广义上的政治迫害(18)。

   民粹主义的二元价值观体现在两种对抗关系之上,即平民对抗精英和本国人民对抗外国移民。前者更多地导向反抗权贵阶层的激进的左翼政治,后者则可能催生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极端的右翼政治。关于前者,“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的二元对抗,这是一种纵向的对抗,是共同体政治中最基本的敌对关系,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认知之上,作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人即人民无论是在品德上还是在能力上都优越于制定规则的统治精英(19),但是这个垄断了权力、财富、名望与文化的统治精英阶级,他们强加给人民的当前社会秩序是令人憎恨的,他们所掌握的资源与他们的数量相比不仅不成比例,而且直接影响到权利、福利的合理分配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Shils)认为,统治阶级是由跨越政、商、媒体、学术等各界的精英共同构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这些人默契地联手欺压人民,不但从人民手中篡夺了财富,而且把持了政策与话语权(20)。民粹主义勾画了一幅深刻分裂的社会心理图像,即人民与精英阶层被对立起来,“我们人民”(平凡的小人物或平民)遭受“他们精英”(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的背叛、压制与盘剥,结果导致了“敌对-恐惧-威胁”的种种场景(21)。在历史经验方面,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9世纪后期俄国民粹派和美国人民党的实践已表明,民粹主义始于一种对精英所拥有的压倒性权力的抗议,具有较鲜明的左翼激进政治的色彩。

   关于后者,“纯正的”本国人民(本民族)与“寄生的”外国移民的对抗,这是一种横向的对抗,是对全球化日益侵蚀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应激反应。在民粹主义者看来,人民遭受的“政治迫害”有可能来自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但这首先要归罪于本国统治精英奉行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宽松的移民政策。本国精英的错误政策导致了“敌人-外来人口和外来文化已经成功地闯入了民族国家的壁垒”(22),造成了“优等的本国国民”与“劣等的外国人”,“追求绩效的公民”与“社会寄生虫”之间的对抗(23)。这些威胁到“本国人民”“本民族”的外来族群通常是指外国寻求庇护者和移民劳工,他们得到了国内自由主义精英的帮助,抢走了“我们人民”的工作机会,破坏了“我们人民”的社区关系、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从而威胁到“我们人民”的主导性、正统性和纯粹性。这里的“其他人”或“他们”不是根据一国之内既有的权力、资源与地位差异来限定,而是根据种族、出生地或宗教进行限定。这是一种新的“限定的他者”(被从“人民”中排除的社会成员),“我们人民”又多了一个要反抗的敌人。英国脱欧公投、欧洲各国的疑欧主义政治以及给美国内政外交带来重大改变的特朗普主义等现象表明,右翼民粹主义正在成为欧美主流政治的强劲对手,对自由民主价值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民粹主义的话语政治:何以反抗?如何反抗?

  

建构“人民”,定位“人民”的敌人,进而确立“人民”对“其他人”的二元世界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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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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