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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新彬:天生的作家──访严歌苓

更新时间:2019-08-03 13:43:24
作者: 田新彬  

  

   九月下旬,台北天母西路美国在台协会宿舍大厦,一个七十坪大、四周都是大窗、视野极佳的单位住宅,米色地毯上散放着大大小小的盒子、几个非洲木雕、待挂的画、幼儿手推车……餐桌椅背上还搭着一件小小孩的围兜、一只小袜子。一眼看去,就知道主人刚搬进去,尚未布置妥当。

  

   这,就是红遍两岸的旅美作家严歌苓在台北的新家。严歌苓的丈夫——中文名字王乐仁的美国外交官,最近奉派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任期三年。严歌苓说,她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认识、亲近美丽的宝岛。

  

   其实,严歌苓对台湾并非全然陌生。一九九一年她以《少女小渔》获中央日报短篇小说奖,九五年《扶桑》获联合报长篇小说奖,九七年《人寰》获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奖……十年内,她把台湾所有文学大奖得个遍,尤其《少女小渔》获奖时,严歌苓刚从大陆到美国不久,边读书边打工,正是生活上最窘迫的时候,台湾各类文学奖的优厚奖金,帮了她很大的忙,至今仍深深地感念,这也是为什么知道丈夫被派到台湾工作后,她特别兴奋的原因。

  

   在此之前,严歌苓来过台湾几次,或是领文学大奖,或是为新书在台出版作宣传,但每回来台都被媒体簇拥着,没有太多的时间细看台湾。这次,她希望能到乡下或山里住住。对什么都好奇的她说:“到哪里,大城市都是一个样子,乡村则各有不同面貌。听说台湾的原住民粗犷、豪放,喜欢喝酒、跳舞、唱歌,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问她会不会以台湾为背景写一本小说,她笑着说:“看看吧!我在西藏高原住了一个多月,写了《雌性的草地》;前年到河南农村的窑洞里住了一段时间,回去写了《第九个寡妇》。”

  

   严歌苓在离开中国到美国之前,她的写作才华已露端倪,写过《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三部长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她离开大陆到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留学,西方文明大大拓展了她的文化视野,自身及周遭朋友的血泪移民经验,则触动她关注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于是陆续提笔写下《少女小渔》《女房东》《红罗裙》《海那边》《扶桑》《无出路咖啡馆》等。这些作品虽然也以移民为背景,却以多元文化的观点深入探讨、刻画普世的人性,大大超越了早期移民文学怀乡思亲的情感渲泄、移民生活奋斗挣扎的写实经验,以及对东西方文化差异慨叹之类的狭窄写作视角,气度明显更胜一筹,俨然成为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典范,更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分析、讨论的重要文本。

  

   就在评者热热闹闹地从女性主义、文化边缘、文化错位、离散、漂泊等各种角度分析着她的作品时,严歌苓的笔锋却又一转,写起中国大陆土改、文革题材的小说。去年出版的《穗子物语》(台湾版由三民书局出版),透过一个女孩的眼睛看“文革”时人性的扭曲,明显有严歌苓自己的身影;最新出版的《第九个寡妇》(台湾版由九歌出版社发行),描写大陆“土改”时期,一个河南村妇将遭到枪决却意外未死的地主公公藏在地窖二十多年的故事,书中大量使用当地土语,被形容为“土得掉渣”,在大陆甫出版即销了十万册,让她轻易撕去“海外华文女作家”的狭隘标签。

  

   对这种出人意表的转变,严歌苓的说法是:“刚到美国,对西方事物处处感到新鲜,觉得都是写作的好题材,可是在美国住了十五年,再回头看大陆,却又觉得大陆生活很新鲜,特别是反思自己童年时期舞蹈演员、青年时期文艺大兵的经历,还有以前看到的或听到的一些动人故事,都是那么的独一无二,让我有一种非写不可的冲动。不论美国或中国,都只是我写作的场景,人性的复杂多变才是我真正想呈现的。”

  

   严歌苓一向关注社会边缘人,笔下所描述的也多是边缘人或社会底层人物。《扶桑》里的中国妓女、《海那边》的智障少年泡(Paul)、《谁家有女初养成》被拐卖的巧巧、《第九个寡妇》里的童养媳王葡萄,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为他们一掬同情之泪。她说:“边缘人多半处于非常态的环境下。在被逼到绝境时,人性最本质的东西常会蹦出来,那才是我最感兴趣的。”

  

   八一年至今,散文及电影剧本不算,严歌苓写了九部长篇小说,许许多多的中、短篇小说,一本传记,以及一本英文小说,作品不只风格多样,产量也让其他作家既妒且羡。严歌苓把这个成绩归功于丰富的想象力。她说:“我写小说时从未有意识地要表达什么,我只对人物及故事感兴趣,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想把它好好讲出来,看到一个特殊形象,即引动我意念飞驰,不自觉地为他添血加肉。我的写作状态是非常浑沌的,写作过程常是一鼓作气如泥沙俱下,绝少回笔,写完也不修改,以免破坏了来自内里的、最直觉的腔调。”

  

   文学研究者常常分析她的作品里有着什么什么意象,这些意象意味着什么。严歌苓很坦白地说:“写作时,若是揣着这些想法,我恐怕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写作前,严歌苓常花很多时间找资料,特别是收集细节,写《扶桑》时,她用“掘地三尺”形容自己钻在图书馆故纸堆里找资料的样子。待酝酿成熟开始执笔时,她便谢绝所有社交,每天早睡早起,振笔疾书,任想象力奔驰。她一天可写五、六千字,用铅笔写,省力,修改错字也容易。如此这般,《扶桑》两个月就写完了;二十多万字的《第九个寡妇》,也只写了两个多月即告收笔。

  

   不写稿的时候,严歌苓就比较放任自己。喜欢看电影的她,一天可以看好几部,哪里有热闹往哪里钻,和朋友聊天喝酒,深夜不散。“我喜欢苦乐对比悬殊,干什么都尽兴。”脸蛋甜美、身材细溜溜的她,说这话时,竟有着男子的豪迈。

  

   文学是一种心灵的奔驰,文学家需历遍各种情境与生活,才能激荡出匪夷所思的小说情节。之所以能跳脱纯粹中国的思维,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来观看、书写这个世界,严歌苓自承异国婚姻对她创作生涯的影响至为巨大。她说:“从婚姻里,我了解了美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了解了这些,我不论写什么,都不只是单从中国人的视角来写。”

  

   严歌苓十二岁就进了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专业舞蹈演员,后来又在军中从事文艺创作,二十五岁才离开部队。王乐仁(编者按:即Lawrence,王乐仁为其中文名)是美国外交官,能说流利的华语,两人相识于华盛顿。结婚前,严歌苓在中国的军人背景,受到美国 FBI 的怀疑,调查跟踪外,还规定她必须接受测谎。王乐仁认为这是侮辱,宁愿辞去外交官的工作,不让她接受测谎。婚后有几年,王乐仁失业,严歌苓暂时放下小说,专写电影剧本,一肩挑起家庭生计。直到前年,王乐仁才申请复职。严歌苓说:“我的先生是一直非常诚实且通情达理的人,对我非常好,若没有他,我根本无法专心写作。”

  

   在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修习英文写作的经验,让严歌苓多年来对用英文写小说一直跃跃欲试,却总觉得准备不够充分。去年,她觉得时机成熟,一鼓作气写了《宴会虫》(The Banquet Bug) 一书,今年六月已在美国出版。这本书写一个冒牌记者到处参加美食新闻发布会,趁机骗吃骗喝的有趣故事,对中国吃的文明颇多着墨。严歌苓到美国后才开始学英文,从听、说学起,练就用英文思考的能力,不像很多中国人说英文必须先在脑子里过一道中文,因此,下笔快速毫无滞碍。被问及用英文书写幽默会不会有文化上的“隔”?能否出入中西两种幽默间游刃有余?严歌苓自信地说:“我先生是一个非常爱讲笑话的人,我早从他那儿体会西方幽默的真谛。”

  

   两年多前,因为拍戏的需要,严歌苓和演员陈冲到安徽马鞍山市的一家孤儿院参观,看见一个小婴儿不断朝她微笑,心念一闪,立时动了收养的念头。经过冗长的领养手续,她和王乐仁终于有了一个女儿,小名叫 Baby。朋友都说Baby 长得很像严歌苓,让她非常开心。这回,两岁多的 Baby 也随他们一起来到台湾。“有了孩子的羁绊,以后不大可能再四处乱跑了。”严歌苓笃定地说。

  

   今年的台北,秋天似乎来得比往年早,九月下旬,下午五点,天色已开始昏暗起来了,歌苓要到附近的托儿所接 Baby。我们相偕步出她家大门,微笑挥手道别。走了十几二十步路,回望那穿着恤衫、牛仔裤,推着幼儿车的严歌苓,不禁疑惑起来,那明明是一个心满意足的母亲嘛,怎么竟然能从她手中蹦出那么多动人的篇章呢?

  

   2006年9月台北天母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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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人Scholar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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