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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地虽近而心渐远——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和日本

更新时间:2019-08-03 13:30:55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壹、前言

  

   今天我要向大家报告的,是一个有关亚洲或者说东亚的历史与文化认同问题。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是因为就这个问题,近五、六年以来我一直跟国内外的一些朋友有争论。记得二○○○年我去日本,就和东京的一些日本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了。到了二○○二年,我到台湾开会,当时台湾大学建立了“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作为台湾最重要的文科研究基地,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讲“东亚”或“亚洲”,所以,我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想像的,还是实际的──关于晚清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论说》,后来也发表在《台大历史学报》上。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因为很多人要把“亚洲”或者“东亚”当作一个研究空间,当作一个具有共同性、同一性的历史空间来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并不追究这个“东亚”或者“亚洲“是否在历史上、文化上一直就有认同,却把它看成像老欧洲一样,好像自然而然就是在历史上、文化上有同一性似的,所以,有一些人主张建立亚洲的知识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意思是与“欧洲”互为他者,可是,我总觉得这种想法缺乏历史感,所以,我就写了那篇文章,会后我还曾经和出席会议的林毓生先生简短地讨论过。到了二○○三年,我去韩国参加大文化讨论会,又和韩国学者有一些讨论。一直到二○○五年一月份,我到东京大学文学部去演讲,会上包括法学部的渡边浩教授、文学部的末木文美士教授、小岛毅、一桥大学的坂元宏子教授、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尾崎文昭教授等很有名的研究日本、研究中国的教授,都在一起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就是在二○○五年四月,东京大学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个“东京大学二○○五论坛“,这个论坛,最后让我和渡边浩教授进行了总结评论。于是,我又开始老调重弹,我发现,我的观点可能使那些主张亚洲研究或者强调亚洲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朋友听得不太愉快,但我认为自己已经讲的很委婉和客气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题目的时候,首先要和大家交代一下的背景。

  

贰、东亚或亚洲:想像的同一性与实际的差异性

  

   大家知道,在中国学术界,大凡搞文化比较的人,所用的比较单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东就是西”,就是东方对西方。换句话说,我们一开始走的就是“东西文化之比较”这条路,从梁漱溟开始,而且,“东方”实际上就是中国,仔细想想,除了甲午战争之后的那几年,在文化上,中国学界并不怎么关心日本、朝鲜等其他国家,就像将他们当成裤腰上栓的小挂件似的,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中国一开始做的文化比较,总是“东”和“西”,或者“中”和“西”,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所以,我们通常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至少在明清、在清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真正有重要影响的,是东亚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等,而西边,是中亚和南亚诸国。那个时候的所谓“中”和“西”还不大成为问题。

  

   为什么中国人常常忽略邻居而关注远客?为什么学者总是“中”“西”比较,而不太像日本、韩国学者那样,习惯考虑“亚洲”这个空间和概念?这是有它的背景的。

  

   第一个背景,它和中国传统的天朝大国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好的观念,这种自大的观念是有它的问题的──由于长期以来作为朝贡体制的宗主国,那种历史记忆在中国人的心目里是很深的。特别是在晚清以后,中国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恰恰被逼出激烈的民族情绪,因此要凸显中国中心的意图就十分明显。所以,一般来说,他们不太愿意去谈论亚洲。尽管有些日本学者用孙中山的例子来证明“亚洲主义”在中国也曾得到呼应,但是请大家务必记住,这有点儿是一厢情愿。孙中山当时讲亚洲主义的背景,是当时他在神户,并且有求于日本,而且是日本人要求他讲这个题目。所以,历史上总是自居大国的中国人,通常不太会把亚洲当作一个天经地义的共同体,或者是一个文化区域。这是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跟中国特殊的,即晚清以后废除科举进入现代西方学科体制有关。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历史学自从进入现代大学体制以后,很快,就彻头彻尾的接受了一些区隔的观念,尤其是大陆的大学。历史系分世界史和中国史,可世界史不管中国史,中国史不管世界史,我们是“没有世界的中国史“和“没有中国的世界史”。譬如现在有很多学世界史的人,洋文讲得很好,西方的事情也知道的很多,可是对于中国却不怎么了解,于是,就像洋人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一样,世界近代史里看不到中国的身影。而中国史的研究者呢?也不太懂世界史或者亚洲史,像周一良那样兼通中西的学者太少,好像都被“专门化”了,铁路员警,只管一段。所以我们说,确实我们存在学科体制的问题。

  

   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我们中国人也许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总觉得,日本和朝鲜和我们是同文同种,他们都是学了我大中华的文化,是吃一个奶妈的奶长大的,说明了中国也就说明了他们了,其实这是不了解日本和朝鲜,中国和日本、朝鲜的文化差异,未必比中国和法兰西、英吉利的文化差异要小。地理的接近不能证明文化的相似,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也不能证明现在文化上的一致,特别是经历了近几个世纪的天翻地覆,更不能停留在汉唐时代来想像异国。

  

   所以,你如果说“亚洲”这个概念的话,中国即使有研究亚洲的学者,通常他也在一个不包括中国的亚洲史里面。反过来看日本,日本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学科传统:从明治以后,他们的历史研究是是三分天下:西洋史、东洋史、本国史(日本的历史学科分布与中国不太一样)。这个“东洋史”在很大程度上,虽然和我们所说的亚洲史即没有日本的亚洲史可以重叠,但是,他们的东洋史和本国史又始终分不开。我想这也有三条原因:第一,在文化传统上,日本一直离不开紧靠着它的中国和朝鲜──当它回头东望的时候只有茫茫的大海,而西面则有隔着对马海峡的朝鲜以及庞大的中国。所以,它一直离不开后两者,即使他们在书写自己本国史的时候,由于这种密切关系的存在,研究日本史的人多多少少要知道朝鲜和中国的历史,这是它的传统。第二,自从江户时代以来,日本人为了确立自我,要挣脱中华帝国文化阴影的笼罩,在确立自我的时候,一定要确立自我的对立面即他者。这个他者,在日本来说就是中国,也就是确立“中国跟我是不同的、分开的”这种概念,子安宣邦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巨大的他者:中国”。过去,很多日本人受到中国影响,观念上会认为,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在确立自我主体意识的时候,首先会把中国、朝鲜与自己分开,只有分开,才能划清界限,才能确立自己的存在。所以,那个时候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三分天下的情况──对于日本作为他者的“东洋”、跟东洋作为对照的“西洋”、自己也就是在东洋和西洋之间自称是“中华”的日本。

  

   但是,要分开,就得先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反而使东洋和日本的历史之间,有了纠缠的关联。第三,从明治以来,日本有一个“脱亚”的思潮,但是,脱亚很难,“入欧”也是入不了的,到现在也是如此呀,即使它可以参加西方八国会议,人家也不大把它看成是真的西方。入不了怎么办呢?在十九世纪末打败中国、二十世纪初打败了俄国以后,日本的心里面很自豪,因为不仅过去强大的中国,连西方诸强之一俄国也为我所败。但是,当他要取代俄国在中国东北的霸主地位的时候,发现自己受到一系列的抵制,甚至连法国、英国都不允许他取代俄国的地位。于是,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德富苏峰的,就大哭,很悲伤,没想到折腾了半天,日本还是被欧洲排除在“西方”的外面。于是,此时日本出现了一个反向的运动,叫做“亚洲主义”,就是强调自己同亚洲的连带关系。这其实就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思潮的一个前身。既然入不了西方,倒不如在自己已经比较强大的情况下,联合亚洲其他国家组成一个联盟,自己做“盟主”(めぃしゅぅ),同英美等西方世界对抗。这就如日本在二战侵华战争中所打的旗号一样,“将中国从英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救出来”。可是,在这里面就有一个亚洲或者东亚谁是盟主的问题,日本人当然的认为自己是盟主,由此,日本就产生了所谓的“亚洲主义”或者说“亚洲连带论”。当时就有许多日本学者跟着当时的政治思潮而产生了一种要把亚洲作为一个空间来研究,建立一个亚洲文化或者知识共同体的一个想法。

  

   最近这些年来,我感觉到特别麻烦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日本、韩国很多学者,几乎可以说是主流学者,在书写历史的时候,研究文化的时候,都喜欢用“亚洲”这个单位。从宫崎市定以后,他们就特别爱讲“ァジァ史”,这简直成了风靡一时的东西。到了九○年代,在韩国、日本和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高峰和热潮。比如说,在中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沟口雄三这样的学者,他和其他日本学者主编了一套影响很大的书,一共七册,叫做《ァジァから思ぇ》即《从亚洲出发思考》,同时,日本和韩国学者又写了一系列以亚洲或东亚为主题的书。大家记住,这个时候说的亚洲,实际上就是东亚。

  

   可是,日本和韩国学者的这一些做法和想法很有吸引力,现在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学者,也去谈论亚洲和东亚。我当然理解,用亚洲作为一个空间单位来研究历史,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局限性,这是它的好处,我们也承认它的意义,但是也要注意,在谈论这个“亚洲“或者“东亚”的时候,人们也很容易忽略一些历史问题。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我对这个“历史问题”的看法。请注意,在标题上,我们用“十七世纪中叶”这个词语,实际上讲的就是满清帝国。满清帝国是一六四四年建立的。


参、明以后无中国:朝鲜人这样看清帝国


   我们首先来看朝鲜。下面是一个朝鲜使者来中国写的诗:“自古中华帝者都,只今回曩涕空双。山川不是陵为谷,风景殊非河异江。万代衣冠终泯灭,百年流俗尽蒙丧。夜来僧舍愁无寐,月满空庭风打窗。”在他的诗句里,过去的北京还是“帝者都”,用“帝者都”这个词,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还是认同中国就是明帝国的。但是,大家看到诗中提到:“万代衣冠终泯灭”,这就不同了,为何朝鲜人会这样说呢?这便是下面要说的故事了。

  

最近,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看《燕行录》,而《燕行录》就是朝鲜使者到中国来出差,写的日记、散文或诗歌。这种日记是非常细致的。现在的韩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已经编了一共一百零六册。其中明代的有一些,主要是清代的,满清帝国在一六四四年建立以后,这两三百年间,正月、冬至、贺岁时以及皇帝生日等等时间,朝鲜的使者要到北京来朝贺,他们对中国的观察,非常仔细,仔细到让人简直不能想像的地步。同时,这些资料非常的多,现在有一百卷是韩国教授林基中他们自己编辑出版的,还有六卷是日本学者,京都大学的夫马进教授搜集了在日本保存下来的《燕行录》。我看过其中的大部分后,有很深的感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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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3卷第1期(总第5期) 2006年6月页27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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