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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地虽近而心渐远——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和日本

更新时间:2019-08-03 13:30:55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给大家讲几点──我姑且举些例子来讲。

  

   第一点感受非常深的是,他们对满清,从文化上是很蔑视和仇恨的,鄙夷之心简直是不得了。那鄙夷表现在哪里呢?举一个例子,很简单,就是看你穿什么衣服,是什么打扮。因为衣服是一种民族、传统和文化的象征物。

  

   说起来,历代中国政府对朝鲜是另眼相看的,为什么呢?古代中国王朝历来认为,周边蛮夷之中,最接近中国的,就是朝鲜,是化外之人里面最化内的人──也就是说,是野蛮人里面最文明的。大家看到,当各种《职贡图》画朝鲜国的官员的时候,这个衣服、官帽、袍子,都很像明帝国的。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朝鲜人在明代的时候,不止是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也认同明帝国。他们认为,明代的汉族政权象征和代表着中华文化,所以不止政治上臣服,在文化上也认同。他们在穿衣服上,完全模仿的是汉族人,也就是大明衣冠。大家看《皇清职贡图》上的“高丽国民人”,朝鲜的老百姓即使没有带乌纱帽,他们穿着的也是汉族的衣服。

  

   可是,当朝鲜朝贡使者到满清帝国来出差的时候,他沿路所有看到的人都是梳着辫子、穿着满清衣服的,于是他心里马上产生了一个感觉:这一国的人显然已经变成夷狄了,因为他们穿的都已经是夷狄的衣服了嘛。这些朝鲜人有时也很刁钻,我可能看到过《燕行录》里面有上百处这样的记录和描述,朝鲜使者到中国,总要故意问汉族人,“你们看我们穿的衣服怎么样?“这些穿着满清衣服的汉族人就比较不好意思。他们接着还会再追问,“你们知道我们穿的是什么衣服吗?”这些汉族人就很尴尬了,只好说“这是前朝的衣冠。“朝鲜人接着说:“你们怎么不穿呢?”怎么回答呢?汉族人无可奈何,就只好说,“遵时尔。”所谓“遵时”就是遵守时王之制。可这个时候朝鲜人就特别自豪。自豪背后,就是深深的鄙夷,就是对汉族中国人的特别鄙夷,非常瞧不起汉族中国人。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已经是野蛮人了嘛,因为你们穿着野蛮人的衣服。

  

   当然,他们也非常敏感地注意到三种情况下,人还在穿汉族服装。第一,除了遗民之外,还有在戏台上的演戏人也穿大汉衣冠。朝鲜使者讽刺中国人说,这种明明是很正式的庄严的汉族衣冠,竟然变成了戏台上的玩意儿,“大汉冠服,尽成场戏之装”。但是,他又反过来一想,这也许是汉族中国人不得已的计谋,把“大汉遗志”保存在戏台上,恐怕是保存民族主义的一种方法吧。第二,妇女还穿汉装,大家都知道,清朝有“男降女不降”之说,男的都必须剃头、穿满族的衣服。可是女的呢?好像还是可以保留旧时装束的。于是,朝鲜人就注意到中国culture现在果然完蛋了,男的都完了,只有女的还保留着大汉传统,恐怕这是将来“以阴覆阳之兆也”。还有第三是什么?他们很自豪,那就是朝鲜、安南、琉球等等外国使者。他们想,朝鲜、琉球、安南出使到北京的使臣,穿着大明衣冠招摇过市,等于在给汉族中国人昭示,你们的祖先是这个样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想像,当他们穿着大明衣冠到满清帝国里来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对自己文化的自豪,和对满清帝国文化的鄙夷。这种鄙夷,不止包含衣服,还包括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正宗的程朱理学。

  

   朝鲜人的固执大家应该已经有所耳闻,直到现在,朝鲜人令人敬佩的和让人生气的,都是这一点,他们固执的不得了。但是,他们坚守程朱理学是坚决不动摇的。到了中国来一看,发现风气大变,所以,他们左边把“王阳明之学“批一通,右边把流行的干嘉考据学批一通,只有“我们的”程朱理学是最正宗的。为什么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朝鲜当时有“两班制度”。两班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在朝鲜人中,只有世家子弟才有参加科举的权力。只有世家子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就形成了一个阶层,这个阶层由于不大流动,形成一个特权阶层,特权阶层的自豪和自负,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和经验捍卫特别固执。他们坚持说,你们清帝国根本不是程朱理学,我们这个才是真正的“朱子之学”。不管当时中国的士大夫怎么跟他说,他总是认为,天下最好的就是程朱理学,朱子之学要始终坚持不动摇。

  

   特别是,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礼崩乐坏现象,觉得这就是中国程朱理学败坏产生的结果。他们看到的主要是什么呢?第一,丧礼用乐,这个在《朱子家礼》中是没有的。所以,朝鲜人从现在的义州、凤凰城经辽东过来。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吹吹打打的丧礼,就非常生气。按照他们的理解,丧礼要寄托人的哀思,怎么能够吹吹打打呢。这就是伦理沦丧,程朱理学没坚持好的结果。第二,他们沿路看到,很多佛教的寺院和关帝庙,比孔庙还要庄严辉煌,他也很生气,认为这是由于夷狄主政,不能坚持儒家正宗理学的缘故,这倒不是冤枉,因为满清在入关以前,就相当崇拜关公,庄吉发有一篇文章就讲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爱看《三国演义》,所以在天命年间(1616-1626)在辽东就建了庙祭祀关公,到了干隆年间,朝鲜使者经过的盛京即辽东地区,竟然有九十座关帝庙。第三,他们特别看不惯的是男女无别。他们看到,满清帝国里怎么会女主人坐在车里面,男的奴才在前面赶车,而且居然可以回头和女主人聊聊天,他看到这种情况,就非常生气。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观念来讲,这是男女平等啊、社会进步了,可是在他们坚持的传统观念看来,男女授受不亲,这是伦理崩溃,满清王朝的一般民众在这一点上,可能确实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第四,士人从商,这在我们现在看来也是一个进步。但是,当朝鲜使者──这些使者当然都是士大夫──看到连大学士都去经商,他们就很不屑。所以说,中华文化沦丧已极,而且“明以后无中国“,为什么没有“中国”?这个“中国”在他们心中就是“中华文化”,他们觉得,到了清代,文化已经沦丧。

  

   再举两个有趣的例子。

  

   一个是蓟州城外的安、杨庙,当每个使团快到北京的时候,都要经过蓟州,他们总看到一个不能容忍的事情,那就是,城东的山上有安禄山的庙,这本来就已经不对了。按照传统观念,安禄山是反抗大唐王朝公然造反的逆臣。但是,更不可思议的是,人们竟然在旁边再造一座杨贵妃的庙,把传说里的安李暧昧关系,居然变成公开祭祀的合理关系,他们就很愤怒,在他们的日记里、诗歌里愤怒地抨击这个怪现象。

  

   另一个有趣的是关于江南女子季文兰的故事,据说一个叫季文兰的江南女子被满族将军王章京掳去沈阳,而这个季文兰是江南虞尚卿秀才的老婆。她在经过离北京不远的榛子店的时候,在墙壁上写了一首诗:“椎髻空怜昔日妆,红裙换着越罗裳,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这是一个悲悲切切的故事。这首诗写在墙上,到康熙二十二年,朝鲜使者金锡胄看见了,非常同情这个女子,和了一首“绰约云鬟罢旧妆,胡笳几拍泪盈裳。谁能更有曹公力,迎取文姬入洛阳“。他想像这个季文兰的故事,是满清灭掉明朝时,满人杀死了她的丈夫,又把这个女子掳到沈阳去了。可是,几年以后,这堵有诗的墙已经没有了,但每一个朝鲜使者路过,都要想像着去题诗,越来越多,都是想像一个美丽女子被掳到野蛮的满族地区沈阳去了。这是一个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生离死别的故事。至今留下了上百首诗,而且越写越玄,越写越动人,故事越写越多,最后一直想像到这个女子到了沈阳,被这个王将军的大老婆欺负得几乎要投缳自杀。

  

   可是这个故事,请大家记住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呢。首先,她题诗那一年是戊午,可是戊午这一年是哪一年?难道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年?可那个时候并没有在江南打仗呀。实际上,这个戊午是康熙十七年,这时候的战争,是康熙和吴三桂的战争。其实,有人已经很明确的透露了这个消息,显然这个季文兰的丈夫是吴三桂的部下,她是败军之将的夫人,所以,这根本不是明清易代时的一个家国悲剧。可是,一直到同治、光绪年间,还有朝鲜使者照样在写这种想像的诗,借此讽刺和抨击大清帝国。其实,朝鲜人自己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他们也知道这个“戊午”不对。但是他们视而不见,仍然固执地把它想像成明清易代的悲剧,坚持这种想像,顽固的想像另一个帝国的悲情,是在帮中国汉族人想像一个悲情故事,尽管中国人早就没有悲情了,可是朝鲜人还是在帮你想像,他们说,汉族人好悲惨,“痛杀春风上沈阳“。所以,“明以后无中国”,他们就自命为“小中华”,“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在很多文献里,他们就这样,在反反复复描述一个蛮夷的中国和文明的朝鲜。

  

   康熙五十六年,一个叫做高时彦的朝鲜人在给通文馆冽泉楼写序的时候,说了一段很长的话,说朝鲜在文化上仰慕中华,“上自学士大夫,下至委巷之贱,莫不知尊周之为重,以血诚服事皇明数百年。至龙蛇之变,受神皇再造之恩,浃人骨髓。一自沧桑变易,陵谷贸迁之后,华夏文明之地,变为腥秽之区,数千里箕封山河,亦带牛后之耻。义人志士,掩抑悲伤,低回慷慨,常抱朱夫子所谓含怨忍痛四字于肠中者多矣“,这段话一是讲了对大明王朝的认同不止是文化仰慕,也包含万历从日本手中拯救李朝的政治感恩,二是说了明清易代以后,对于以夷变夏,甚至连累而及朝鲜也要朝拜满清的耻辱感,三是表达了一种跃跃欲试的恢复之心。这大概很能代表朝鲜士大夫的想法。大家想想,在这个时候朝鲜还会有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吗?大家知道,朝鲜李氏王朝有一个三报坛,祭祀的是明洪武皇帝、万历皇帝和崇祯皇帝,这个坛一直保存了很久很久,甚至清朝已经建立了近二百多年,他们还一直在祭祀明朝皇帝,他为什么这么怀念明朝,难道仅仅是政治上的感恩戴德吗?


肆、华夷变态:日本人这样看清帝国


   那么,再来看日本。

  

   在日本锁国时代,日本人了解中国的一个视窗就是长崎。因为是唯一合法的通商港口的缘故,在长崎留下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资料。大家要注意,日本人对中国人资料的搜集是无与伦比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中国人的大国心态太严重,总觉得日本只是撮尔岛夷,不必挂齿,可是日本却不是,仅仅是《华夷变态》,它就记载了顺治元年( 1644)到雍正二年( 1724),一共八十一年之中二千三百多份记录。当时,在长崎,只要有来自中国的船,日本官方就要讯问和记录,这记录叫做“唐风说”,就是用来了解中国的,让你来汇报中国的情况如何。他们通常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大约有二百多个,可是,常常问的里面,有“有攻击他国增广土地之意耶”、“宰相之外,有器识雅量之人乎“、“何省何所为重”、“防日本何处为要”、“防外国之大略为何“、“古今共传要地之事情如何”、“风俗人情有何变异”等等。

  

那么,这书为什么叫《华夷变态》?就是他们认为,清帝国由华变成了夷。记这个由华变夷的历史的《华夷变态》,主要就是根据对来长崎贸易的清人的笔讯记录而成的,二千三百多份记录,再加上《唐通事会所日录》、《古今华夷通商考》等等,这些资料很多很多。日本人关心的很多问题都在这里面。比如第一卷的《大明论》就是当时明帝国遗民写的,日本人关心明朝到底怎么样呀。那么,清到底怎么样呢,里面又有《清夷论》。在这里面,有关于康熙皇帝南巡杭州西湖、有汤斌如何以儒家学说教导太子、有满族统治如何用汉土遗俗、有各省如何办学、有哪里灾荒和海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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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3卷第1期(总第5期) 2006年6月页27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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