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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的六个向度

更新时间:2019-08-03 10:31:47
作者: 李林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发展,是新时代法理学和法治理论研究的时代使命和学术责任。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推动新时代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应当关注和把握六个重要向度,即法治中国的法理向度、政治中国的政理向度、法治体系的时代向度、法治效能的实证向度、法治世界的国际向度、系统法治的综合向度,由此加快构建新时代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

   关键词:法治理论;依法治国;法治体系;法治实效;国际法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既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是我国法治建设和法治理论研究新的历史起点。伫立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方位,站在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历史新起点,着眼“两个一百年”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在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推动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应当聚焦和把握六个基本向度。

  

   一、法治中国的法理向度

  

   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领域的理论体现,是以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十个坚持”为核心要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体系、法治文化为主要根基的法治理论,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出发、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为重要基础的法治理论,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在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及时总结国家和地方层面推进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深化和发展了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认识,逐步形成了“法治中国”的新概念,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新任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法治中国”的概念,并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新时代法治发展的重要任务。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向着建设法治中国不断前进”和“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规定为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战略目标。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法治中国”是一个具有中国理论、制度和实践特色的原创性概念,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的统领性概念。建设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民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尊严、公平正义、安全秩序、平安幸福等法治价值的崇高追求;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的实践过程;是人民当家作主,依照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治理社会、配置资源、保障人权、驯化权力的良法善治。

   法理是指形成一个国家全部法律、某一部门法律或法治体系、法律制度体系的价值导向、基本精神、根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范畴和哲学基础,是法、法律体系、法治体系、法律制度体系等存在和运行的规律性表达和学理性依据。法治中国的法理向度,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法哲学、法理学、法政治学的价值体系、理论基础和学理依据,它强调的是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的“五性”特征——哲理性、法理性、学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是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理论体系的理性特征和内在要求。法治中国的法理向度,要求从法哲学、法理学、法政治学等学术和学理角度,运用法哲学、法理学、法政治学等基本原理和方法,观察研究新时代中国法治实践、法治道路、法治体系、法治现象、法治运行、法治改革等基本问题,作出符合法治科学精神和法治国情的法理总结、法理阐释和法理表达。

   第一,从法理向度研究和阐释新时代中国法治的思想价值理论体系,涉及政治哲学、法哲学、法理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方面的法理问题。这主要包括:(1)关于法和法治的一般原理、价值、功能、原则、学说、范畴、方法和知识谱系的法理问题;(2)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法学的国家观、阶级观、政党观、民主观、法律观、法治观、人权观、平等观、正义观和权力观,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法哲学、法政治学、政治哲学的法理问题; (3)社会主义法治学说与文化、法治价值与精神、法治意识与观念、法治理念与思想、法治原则与战略的法理问题;(4)马克思主义法学(法治)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法理问题;(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话语体系的法理问题; (6)公民和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态度、法治心理、法治偏好、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情感、法治认知、法治体验、法治立场、法治信仰的法理问题。

   第二,从法理向度研究和阐释新时代中国法治的制度规范理论体系,涉及法治的基本制度、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法治体系、法治程序、法治结构等方面的法理问题。这主要包括:(1)关于法和法治的一般制度、体系、程序、规则、规范和架构的法理问题;(2)关于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和国家宪法宪制的法理,如中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法理,关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社会制度、基本文化制度、“一国两制”的法理,关于中国民主选举制度、人权保障制度、立法体制、法律体系的法理问题;(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理,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的法理问题;(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法理,关于司法权、司法体制、司法程序、司法裁判、公正司法制度的法理,关于全民守法和普法制度、法治文化建设制度体系的法理,关于依宪执政、依法执政、政法制度、监察体制的法理问题。

   第三,从法理向度研究和阐释新时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运行操作体系理论,涉及法治原理的应用、法治行为、法治实践、法治实效、法治实证和法治运行等方面的法理问题。这主要包括:(1)关于法治运行实施的一般规律、特点、机制、行为、方式、条件、变迁、成效、评估等各个方面的法理问题;(2)关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力护法等良法善治各个环节的法理问题;(3)关于依宪/依法治国、依宪/依法执政、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依法治军、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等法治实施各个方面的法理问题;(4)关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等法治发展各个领域的法理问题;(5)关于执政党遵循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带头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以及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等方面的法理问题。

   第四,从法理向度研究和阐释新时代中国法治的相关关系理论体系,涉及法治存在发展的外部关系等法理问题。这主要包括:(1)新时代中国法治与人类法治文明、西方法学理论、国际法治理论、全球化法治进程、中华法系文明的法理关系;(2)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与“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法理关系;(3)法治与道德、纪律、政策、党内法规、习俗、乡规(村规)民约、社会自治规范、公序良俗等社会规范的法理关系;(4)法治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正义、安全、秩序、尊严、权威、平安、幸福等价值追求的法理关系;(5)法治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图像识别、基因科学、生命伦理、现代医学等新兴科学技术的法理关系;(6)法治与促进发展、维护稳定、构建秩序、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保证安全、实现幸福等社会公共职能的法理关系;(7)法治与政治、政党、政权、宗教、社会组织、以德治国、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良法善治、他治自治共治、法治德治“赛治”等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的法理关系。

   坚持法治中国的法理向度,就是要从当代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洞悉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矛盾、基本规律、主要特征,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发展规律,增强法治的道德性、哲理性、法理性和实践性,使法治能够切实反映改革发展的基本特征,适应经济社会变革的内在要求,满足社会公众对法治的新期待新需求;就是要秉持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采用科学方法,立足法治中国建设实际,学习借鉴古今中外法理知识和法治文明经验,推动中国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

  

   二、政治中国的政理向度

  

   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源头上,政治与法治,政治学与法学,本来就是不分彼此的“一家人”。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法学从政治学体系中独立出来,法治从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最终形成了独立的法学学科和法治体系。法学是一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比较强的学科。在现代法治文明的国家中,政治离不开法治,没有法治规范、制约和保障的政治,必然产生专制、权力腐败和政治紊乱;法治也离不开政治,“法治必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没有政治的引领、支持和保障,法治必将形同虚设、一事无成。

   在治国理政的一般意义上讲,“政”是指正确的领导,“治”是指正确的管理。孙中山在解释“政治”一词的涵义时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列宁则认为,“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在我国,与法治相对应的具有动词意蕴的政治,是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运用正确的指导思想、战略决策、路线方针、方略政策、意识形态等政略方式治国理政的政策之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民主之治,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多党合作之治;是政党之治、政策之治、领导之治(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策略之治(坚持和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意识形态之治、道路引领、方向把握、立场确定、方式选择等等。

   “政治中国”作为一个与“法治中国”相对应的宪治概念,是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确立科学正确的指导思想,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有效的治国理政方略,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践行党章规定的性质和宗旨,带领人民推进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努力实现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强国梦,把中国建成为现代化法治强国的理论、实践和过程。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必须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政治意识,把握政治中国的政理向度,思考法律中的政策问题,关注法治中的政治问题,研究法学中的政治学问题,融合法治理论与实践中的法理和政理,推动政治的法治化运行,实现法治的政治化引领,确保政治与法治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政理”作为一个与“法理”相对应的概念,是指政治的原理、原则、价值、精神、道理等,即为政之道、为政之理。在我国,政治和法治的相互关联,政理与法理的辩证统一,最集中地体现在党和法的关系上。“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应当从政理向度正确认识新时代的党法关系,深刻把握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一,坚持三者有机统一。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在观念形态上,三者坚持理论自信,统一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一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形态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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