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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革命的传统与适应性治理

更新时间:2019-08-03 08:48:14
作者: 裴宜理 (进入专栏)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也用新的视野对苏维埃革命进行研究,在苏区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经济和研究方法等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新成果。您对此怎么看,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裴宜理教授】“多元视野”并不代表漫无边际、漫无目的,应该在关键问题上有继续拓展的空间,在核心概念上有继续深挖的空间。从“中共苏维埃革命”的逻辑到革命的逻辑,我们要继续推进思考,比较各种革命的异同。我们在讨论“长时段”的同时,也要在连通性上继续努力,要有一个联通的角度。


三、工作队:灵活有效的治理方式

  

   【苏区研究】您现在正在进行的中共工作队的研究,涉及中共施政的一个常用的工作方法。这个方法,最初可从苏维埃革命中见到,是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工作方法的一个创造。您为什么如此看重工作队的研究?

  

   【裴宜理教授】我为什么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是因为我不但是政治学家,而且我是一个比较政治学家,所以我一直很好奇,想知道中国的政治和治理跟其他国家有什么类似的特点,或有什么区别。工作队很有意思,据我了解,工作队原来是从苏联进口的,但是后来中国化了,中国化之后,大家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有机的、传统的、适合中国情况的一个工作方法或手段。这个演变是非常有意思的。

  

   工作队虽说是从苏联进口的,但是1950年代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就取消了这个方式,认为这种工作方式代价太高、浪费资源。在1950年代,革命性的治理方法被认为是过时的,普遍认为要用比较现代化的官僚制度。1989-1991年苏联和东欧所有的那些共产主义政权都垮台了,但是中国没有,这对我们研究比较政治学来说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什么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还存在,而那些原有的在欧洲的共产主义政权已经消失了?大部分的西方学者、政治学家研究东欧和苏联垮台的原因,认为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是不理想的,那些正式的政治制度、政治机关是失调的,是很失效的。

  

   问题是,中国的正式政治制度跟原苏联和东欧是几乎相同的,但中国这几十年以来,不但是生存了,而且取得了很多成就,比如经济的快速发展、脱贫的巨大成绩,等等,这些都是之前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没有做到过的。所以我感觉,中国的高速发展,与它的正式的政治制度也许没有多大的关系,而应该是与它治理的方式很有关系。

  

   中国和苏联政治治理有很多不同的特点,工作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虽然中国最初是模仿苏联的模式,但是后来经过中国化,工作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有效的治理方式。

  

   【苏区研究】在您看来,工作队起源于何时?它主要采取了什么样的工作方式?与苏联时期的工作队相对比,它有何独特性?

  

   【裴宜理教授】工作队最开始的时候可以追溯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也注意到广州讲习所特派员的情况,但没有强调讲习所和苏联的关系。也许可以说在讲习所有一个比毛泽东、彭湃更重要的人物,就是鲍罗廷。他和他的一些共产国际同事在讲习所演讲,他们介绍苏联的一些革命方式,包括特派员,就是前苏联的全权代表。这个革命动员方式在俄国十月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在集体化的时候,斯大林也用了这个方法。很多西方学者写这方面的历史,都认为苏联集体化是非常悲哀的一个故事,因为共产党派出的特派员大部分是从城市来的,他们不懂农村的情况,采用非常暴力性、强制性的手段。

  

   中国也有特派员,但是到了土改时期,农民好像欢迎那些土改工作队到他们那里去。中国工作队与前苏联工作队的一个区别是,中国的工作队包括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进村之前经过一定的培训,因此他们跟前苏联的特派员、突击队、青年工作队等等不一样,前苏联的工作队很少包括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工厂里面的工人,而且没有受到多大的训练。在前苏联,他们强调农业集体化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个跟前苏联不同的是诉苦的方式。我觉得诉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方法,但我们不太明白诉苦的来源。1940年代左右,中共在东北的军队开始采用这个方式,后来土改工作队也利用这个方式。中国的土改也不是完全和平的,有些场合也有荷枪实弹的民兵在里面,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些农民也被发动了。土改不是另外一个政权去占领农村,而是经过当地的农民自己给工作队动员起来了,他们自己成为斗争队的主角。

  

   有很多知识分子参加了土改的工作队,不但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美国的一些“左”派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好像觉得自己在工作队的经验支撑下,自己被改造了。所以工作队对知识分子,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也起了很重要的改造的作用。

  

   【苏区研究】中共早期创立的工作队制度在当代乡村治理和社会转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或者说,发轫于中共早期的工作队制度有何当代性价值?

  

   【裴宜理教授】从乡村治理角度来看,工作队发动群众的特性尤其值得引起注意。我认为跟前苏联比较,这也许是最大的区别。前苏联当时派了一些粮秣工作队、突击队、全权代表等等,他们也是上面派来的,也有一个很明确的任务,但是他们的任务不包括真正地发动群众。中国派工作队的话,它始终是表征着中共要和群众之间要有一个纽带,要发动群众。所以我觉得,工作队通过动员群众完成一个特定任务,体现了中共在农村动员农民的独特方式。

  

   那么,我们可否说上面派工作队,是因为对原有的官僚的正式制度有点怀疑,或者觉得他们不可靠呢?或者他们也许可靠,但是他们能力不够,所以需要支持帮助?但是不能光靠正式的机关、正式的制度。总之是出于对既有制度的一种不信任或者是怀疑,才需要用到工作队这种非常规的治理方式。前苏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把这种革命性的手段给废除掉,但是在中国19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和1960年代的“四清运动”中运用了这个治理方法。所以我觉得,群众卷入的程度是能够表现出中国政治不同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个独特性。

  

   我问了很多中国朋友,中国的工作队来源在哪里?一般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人说这是从苏联进口,而多以为是中国古代“钦差大臣”制度的遗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认为这是自己历史上的出产的话,就变成了一个自然的比较好接受的一个治理方式。把前苏联的治理方式中国化,虽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对于当代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演变。


四、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

  

   【苏区研究】您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影响很大。您如何看待安源与苏维埃两个时期的关联与不同,如何评估安源革命对苏维埃革命的影响?

  

   【裴宜理教授】安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虽然有关安源的研究之前比较忽略,但是中共后来很多的工人运动的方式,都是在安源时期发明的。

  

   我为什么对安源感兴趣,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先生的推荐和邀请,他说你去了就会认识到那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可以研究毛主席去安源的背景。我是政治学家,所以对当代政治情况非常感兴趣,也想要知道当代情况的来源到底在哪里。去了安源才发现,安源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研究安源跟研究苏区时代的一个很大区别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军队,所以完全是靠动员群众搞革命。安源对中共的影响和意义深远,它虽然不是成熟的苏维埃模式,但就像李立三所说,是苏维埃的一个雏形。因为在安源,有中共的中心在那边发生作用,有那么多中共的干部在那边都能领导工人,所以中共当时叫它“小莫斯科”。参加中共的工人也不少,可能也模仿苏联的政权建立各式各样的机关组织,但是因为还没有建立一支军队,所以它面临的问题跟后来的不太一样。中共后来要对军队进行领导,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挑战。

  

   【苏区研究】受民族、教育等方面影响,我们习惯了站在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同样看安源,您就能发现更多的新东西。您来研究安源,从您的角度就可以发现很多新的东西,所以交流确实重要,角度不同,对问题的理解也不同。

  

   【裴宜理教授】我想大部分的美国政治学家会认为,研究美国政治最成功的一本书,就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勒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写的《论美国的民主》。虽然这本书出版时间较早,而且是由外国人写的,但是我们都认为这是关于美国政治学很尖锐的研究著作,因为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我们的政治制度。所以我想,有的时候外国学者虽然没办法去搜集、掌握比本国学者更多的第一手资料等等,但是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考察问题,有时候也许可以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新的问题。

  

   【苏区研究】非常感谢裴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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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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