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文胜: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观念的变迁

更新时间:2019-08-03 08:44:40
作者: 陈文胜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从农村率先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既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也使农民从土地束缚中得到了解放,催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流动,促进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引发了乡村伦理的巨变。这种乡村道德观念的变迁,根植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之中,与市场行为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建立在地缘、血缘、亲缘基础上的熟人社会不断瓦解,“身份信任”已经脆弱到不堪一击。如传销等“宰亲杀熟”的现象,就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熟人关系已经式微。[23]过去农民在农忙、建房时相互帮助,互相换工,不记劳动报酬,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乡村社会互助式人际关系。现在农民的互助式帮工越来越少了,大都是以支付工资的方式。这种由互助式人际关系向利益化人际关系的变化,从乡村伦理来说,是人际关系市场化。而从市场理性来说,也无疑是一种进步,即人际关系利益化的同时,提高了乡村人际交往的社会性,也就是现代性。因此,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是情感关系为主,而更多地变成了实现个体利益的手段。从根本上说,是农业社会的熟人“身份认同”到工商业社会的陌生人“契约认同”的逻辑转换,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乡土伦理”到现代文明“市场伦理”的历史转轨。

  

   因为在商品经济的现代社会,契约是成本最低的交往方式,是把相互陌生的人紧密地联结到一起的粘合剂,因而每一个人都极大地依附着契约关系,利益诉求是契约的基础,社会结构是“利益格局”。因此,韦伯指出,对于商品经济而言,熟人关系的特殊信任是一种阻碍力量。[24]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根本动力,推动了中国农民从熟人社会的“身份信任”向现代社会的“契约信任”变迁,如亨利·梅因所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25]这是作为古老的农业大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四十年间所实现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发展变革。

  

   从进步性的一面来看,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农民的保守、迷信思想得到改变,“敢于冒险、开拓创新、求富争先的现代经济理性意识不断提升”,在遵守市场规则进行生产经营、创业就业过程中,“农民的信用意识、契约意识、责任意识大大增强”。[26]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流动加快,乡村转变为“半熟人社会”,“宗族色彩日趋淡化,家庭婚姻道德逐步现代化”[27]。从令人担忧的一面来看,“利益驱动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与乡村生活中最主要的行为动力”[28],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部分农民成为改革的先锋,率先富了起来,打破了乡村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与经济体系,为追求经济利益,大量农民背井离乡进城务工,加上乡村受城市文化的影响不断加深,血缘关系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被颠覆,导致“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松散”,“家庭(家族)道德教育和传承的式微”[29],以及乡村传统家庭伦理中的“孝道”观念日渐衰落。

  

   当前,植于传统乡村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乡土伦理”逐渐“退场”[30],但植于现代社会的乡村现代道德体系却没有完全建立,乡村的道德追求多样化和无序化并存,“市场伦理”的方向并未明晰,这既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体制不完善相关,也体现出城乡文明互动过程中的“阵痛”。因此,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动整个乡村社会的道德重构成为当前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问题。对此,习近平提出的“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31],为中国乡村道德观念的重构提供了清晰的方向。

  

三 习俗观念从“乡土本色”向现代性多元演变


   习俗即习惯与风俗,是有一定流行范围,一定流行时间或流行区域的意识行为。习俗历代相习、积久而成。[32]习俗作为乡村重要的“地方性共识”,对农民的家庭生活与社区交往起着引导作用。[33]习俗经过村庄共同体一代代人的努力传承,形成为习惯性的仪式或程序,是对区域内村民有道德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呈现为一种正确生活的哲学以及谋求幸福的生活策略。[34]就其功能来说,习俗支配着农民个体与社会活动,生产和孕育着农民的世界观和生活策略”。[35]习俗是农村社会中一种强大的传统力量,也是农民认识新事物,化解社会变迁,延续社会生活的经验凭借,它将多变的生活化约为可以预测的生活,并赋予民众一种控制命运的感觉。[36]在很多时候习俗体现在人们日常的生活的各种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以及对待社会的思维角度和认知方式[37]之中。习俗涉及农村的生产、生活、娱乐、衣着服饰、风俗习惯、民族歌舞、居住房屋、宗教信仰等活动的习惯 。

  

   乡村习俗是“土生土长”的乡村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本色”。几千年以来,农民被土地束缚着,很少有机会出门“见世面”和“长见识”,世世代代困于村庄,耕种着村庄的土地,因为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固定不动的[38]的特性,乡村习俗也“土生土长”具有天然的稳定性。因此,由于乡村社会习俗的稳定性而具有独特的运作逻辑,能够自我延续,而这种自我延续的韧性,就来自于乡村社会主体农民的习俗。[39]正如黄宗智指出的:当西欧的小农经济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造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却在日益内卷化。[40]而内卷化延续的力量离不开中国乡村习俗的张力和稳定性。在当前城镇化加速推进中,乡村常住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农民流动带来城镇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流碰撞,使得乡村习俗受到了外来习俗的巨大冲击,乡村的习俗观念也从“乡土本色”向现代性多元演变。

  

   乡土本色的退化与转型。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伴随着文明教化与文明重构的过程,是一个人的流动与文化交流逐渐走向文明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工进城把乡村传统习俗被带进大城市,被强大的城市文明冲洗,乡村习俗的“乡土本色”随着农民工代际传递逐渐褪色;另一方面,农民工从城市带回城市文明对乡村习俗进行渗透和改造,加速了乡村习俗现代变迁,“乡土本色”逐渐向“城市本色”转型。徐勇对此认为,“乡民虽然人还在乡村,但其灵魂处于‘飘浮’状态,并没有将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精神根基保留和传承下去。这正是一些春节回返乡里的城市精英深感忧虑之处。农村再也找不到农民那魂牵梦萦的少年时代乡村,也再也找不到过去那淳朴忠厚的农民” [41]。

  

   乡土本色的融合与新生。乡村习俗是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传统乡土文明,经乡村数千年积聚与发展而形成。一方面,随着乡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和全国各地,乡村人口的认知视野不断拓展,接受了现代城市文明影响的农民回到乡村,把现代城市文明渗透进入传统习俗,促进乡村习俗与城市文明加速融合。另一方面,一部分接受城市文明的农民工,不再遵循传统的乡村习俗,加速对乡村传统习俗的现代改造与扬弃,使乡土本色与城市本色有机结合,形成新时代的乡村习俗,推动了乡村习俗的城乡融合和新生。

  

   乡土本色的分化与多元化。虽然村落共同体仍在维续,但是,在现代性和市场文化的冲击之下,乡村习俗观念的“乡土本色”正走向分化和多元化。如今,我们在乡村社会也能看到一些传统的、乡土的文化元素,但越来越多的乡土文化成分如传统的技艺、道德和价值观念渐渐离我们远去,不断变迁的乡村文化已具有了后乡土性的特征。[42]不能再用乡村与城市的标准来分辨。乡土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改造运动,无论是制度体系,还是经济与社会结构,乃至文化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所未有地改变或冲淡了“乡土本色”。[43]乡村习俗观念不再是一元的,而是被分化了的多元综合性习俗。

  

   随着农民在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也带动了“乡土本色”的乡村生活方式加快向现代性改变。农民不仅学习了农业以外的技术知识提高了非农生存能力,还增强了社会交往能力,很快地融入城市文明之中。由于农民跨区域大规模流动,必然要求各地的乡土方言服从于统一的语言和文字,不仅迫使农民学会了普通话,而且使所有城市的地方方言成为非主流,因而被曹锦清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他认为,秦始皇实现了文字的统一,而改革开放实现了语言的统一。14亿人中国中有12亿人在说普通话,就有12亿人口的语言在接近于统一,中华民族大一统形成了:“不仅实现了全国语言的统一、市场的统一,而且加速了全国社会融合、区域融合、民族融合”。[44]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无疑是革命性的。欧洲大市场有44个国家和36种语言,而中国是形成了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这样十多亿人口的超级统一大市场,奠定了中华民族置身于全球大国所独具的核心竞争力。

  

   注释:

  

[1] 刘守英:《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乡村发现》2016年第6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1页。

   [3] 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4] 廖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之基本特征》,《哲学动态》2014年第8期。

   [5] 刘祖云、孔德斌:《乡村软治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6] 余维武:《冲突与和谐:价值多元背景下的西方德育改革》,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7] 廖小平:《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双重后果》,《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

   [8] 廖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演变轨迹探微》,《伦理学研究》2014年第5期。

   [9] 石春梅:《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演变的基本特点和趋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年第6期。

   [10] 廖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演变轨迹探微》,《伦理学研究》2014年第5期。

   [11] 陈文胜:《我的人生与中国改革一路同行》,《中国乡村发现》2008年第2期。

   [12] 陈波:《二十年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表征、影响与思考—来自全国25省(市、区)118村的调查》,《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8期。

   [13] 龚长宇、郑杭生:《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

   [14] 古斯达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5] 陈文胜:《合乡并村改革切忌大跃进》,《光明日报》2015年12月27日。

   [16]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545.html
文章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 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