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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等:土地改革与新中国主权货币的建立:建国初期“去依附”体制下的反危机经验研究

更新时间:2019-08-03 08:21:55
作者: 温铁军 (进入专栏)    
也就很难建立完整的“货币主权”, 因此依附性的外汇本位币制似乎就成了纸币化改革一个摆脱不开的命题。与白银本身具有贵金属的商业信用, 从而白银币制具有政权和商业双重信用不同, 纸币天然信用残缺, 国家间的地缘关系就成为决定币缘选择的重要因素。当时, 美、英、日都希望本国货币能够成为民国政府的本位币。民国政府在法币改革中最终选择了绑定美元, 12客观上有“没收”日本将《马关条约》所得甲午战争赔款用在中国之投资 (总计4.77亿两白银) 的制度收益, 也有促使日本加快侵略占领中国的副作用:日本在中国推出法币制的同年进占华北, 并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诚然, 这对民国政府刚建立的币制体系具有釜底抽薪的破坏作用, 它导致抗战中民国政府对内财政开支和对外军火采购开支急剧增加, 维持法币稳定所需的外汇储备严重不足, 此外法币还受到日占区“伪币”的冲击。

  

   在战争环境下币缘与地缘的相关性体现得格外明显。1935—1945年, 在英、美和后来苏联的支持下, 法币体系勉强维持稳定, 温和通胀;1945—1948年, 外部援助骤减, 国民党内部矛盾爆发, 同时国内战争导致财政赤字巨大的压力仍然客观存在, 法币币值狂泄且愈演愈烈。1948年8月, 在美国支持下, 民国政府启动金圆券改革, 同时对市场物资限价限购, 但11月即宣告失败, 物价愈发不可控。从货币发行量来看, 流通纸币阶段性攀升的特点明显:从1937年1月的13亿元扩张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的5 567亿元, 8年时间增加了420多倍;到1948年8月21日为6 636 946亿元;131948年年底货币发行量达到245 589 990亿元。14通货膨胀也具有阶段性特征:以1936/1937年为基期, 1945年6月上涨到2 133倍, 1948年8月币制改革前是725万倍, 解放前夕是31 667万倍。100元法币的购买力, 1937年是两头牛, 1941年是一头猪, 1943年是一只鸡, 1946年是一个鸡蛋, 1949年5月是0.245%粒大米!15

  

   在这样的形势下, 别说普通升斗小民的生活日益艰难, 就连上层建筑的核心——军队都不愿意打仗, 因为军饷发到手就是一堆废纸!因此可以说, 国民党政权是先亡于金融和财政, 后亡于军事。

  

   (三) 人民币逆境问世“继承”危机

  

   1949—1950年的共产党, 尽管在地面战场上连连大捷, 但在货币战场上却同时面临四重压力挑战。

  

   第一, 从贵金属储备来看, 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几乎带走了国库全部的黄金储备。16

  

   第二, 从财政收入侧看, 由于连年战争及自然灾害, 1949年粮食总产量比战前最高产量减少25%, 棉花产量减少48%, 油料产量减少60%以上。17全国牲畜比战前减少1/3, 主要农具减少30%。18不仅物资匮乏造成税基薄弱, 而且由于铁路、公路、航运等基础设施受到破坏, 全国干支线铁路仅26 878公里 (包括台湾省的913.7公里) , 运输不便加剧了区域性短缺, 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19

  

   第三, 从财政支出侧看, 新政权延续了民国时期的上层建筑, 对愿意服从的旧军队和旧政府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 军政人员数量剧增, 要靠财政养活;另一方面, 国内战争仍在进行, 1949年仅直接用于部队的军费支出高达财政总支出的60%;再加上铁路修补、轮船交通企业投资、国营事业周转金等费用, 当年的财政总支出是财政总收入的2.9倍。20

  

   第四, 从层级结构看, 财政支出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中央, 而不是地方。解放战争后期, 过去由各解放区提供供给的野战军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 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和地方收支脱节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收入的大头是公粮, 都掌握在地方手里, 其他税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近水楼台先得月, (地方) 自己可以先用, 中央拿不到。”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支撑部队。21

  

   综上, 与国民党尚有一定的金银储备和实体资产 (后来作为官僚资本被没收为新中国的国家资本) 作为货币发行基础相比, 人民币问世之初不仅是“负资本”基础, 而且是支出收入比将近3∶1的深度负债。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任何现代经济, 资本原始积累都是不可逾越的阶段, 何况是最核心的货币经济?新政权在几乎没有任何现代产业资本为基础的条件下发行货币, 一步跨入铸币税阶段, 当然会遭遇巨大的制度成本!其所引发的结果是不到一年就发生了四次严重的通胀危机, 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 全国先后发生4次物价暴涨, 一年多的时间里物价指数上涨了160多倍。每次都是从大城市开始, 然后波及各地, 一些地方数月间物价即上涨几十倍。这一局面用“人民币深度危机”来形容绝不为过。

  

   具体情况如图2、图3所示。

图2 1949—1950年四次物价涨风情况

  

   资料来源: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49—1952) 》,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年, 第442页;贺水金:《试论建国初期的通货膨胀及其成功治理》, 《史林》2008年第4期。

  

图3 1949年1月至1950年6月全国批发物价指数 (1948年12月=100)

资料来源:龚建文:《建国初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和经验》,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如何破此近乎无解之局?20世纪有很多关于发展中国家“解殖”的讨论, 但对殖民地经济基础上如何实现萨米尔·阿明揭示的“去依附”理论22却很少涉及。因此, 下文关于应对国初危机的完整分析, 有助于理解中国当时在发展水平相当于非洲的情况下, 如何通过土地革命恢复传统小农经济, 从而在化解民国“依附型”币制深改造成的长期通胀危机的同时, 建立了“去依附”的主权货币体系。


三、用实物物资抑制商品投机:上海“多空大战”与全国城市“三折实”

  

   关于新中国“人民币保卫战”, 包括“银元之战”、“米棉之战”、折实储蓄、折实公债等, 已有诸多文献。23本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在经济危机时期, 金融和实业部门的选择往往是收缩性的, 银行惜贷, 实业紧缩投资;24政府如果顺周期调控则属“做空”, 逆周期调控则是“做多”;经营者如果顺周期操作则往往追求“现金为王”而“做虚”, 逆周期操作则是“做实”。总体来看, 国初政府治理通胀的主要思路有两个:一是“做多”, 二是“做实”。这两个思路在通胀最严重的上海以及全国城市都有鲜明的体现。

  

   (一) 上海“多空大战”

  

   1.上海“多空”决策:疏散外迁还是“必须维持”?

  

   中共决策层曾经围绕要不要保上海有过不同的意见, 最终决定对上海的政策取向是“做多”, 而不能“做空”。

  

   上海是民国时期中国私人资本最为集中的地方, 也是货币最为集中的地方。民国后期, 法币一半以上是由上海发出, 各地的新发行货币又大部分迅速流回上海, 上海物价涨幅远高于全国均幅。25从1937年6月起到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 法币的发行量增加了约47万倍, 同期上海物价上涨约571万倍。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金圆券的发行量又增加了30万倍 (其中1949年前5个月增加了1万倍) , 上海物价上涨达644万倍。合计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 上海物价共上涨约36万亿倍;如按粮食价格计算, 则上涨约47.6万亿倍。26

  

   通胀肆虐下上海工商业陷入瘫痪状态, 全市发电量从20万千瓦减至7万千瓦左右, 工业生产开工率仅为正常时期的20%左右;同时物资也很匮乏,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 接管的粮食只够全市半个月的消费, 煤只够1周的消费, 私营纱厂的存棉仅能维持1个月的生产, 其他各种生产原料和消费资料, 存底亦很枯薄。

  

   1949年夏天, 邓小平奉命西征, 从上海到北京向中央做工作汇报, 反映上海形势严峻:“煤粮两荒。接收旧人员十五万人, 工厂原料缺, 运输贵, 开厂难, 学校多, 税收少, 开支大, 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易物, 或光洋市场。”为此, 邓小平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 向各解放区求援。27

  

   但毛泽东和陈云却不同意外迁疏散。陈云指出,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 上海站不住, 全国经济稳不住。28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维持上海, 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 不轻议裁员。……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 必须精密筹划, 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 并有前途, 否则不要迁移。”29

  

就微观来看, 在战争和危机影响下的上海工业陷于停滞, 确实很难依靠自身力量走出当时的困境;要救济上海, 对于本已困难的财政来说确实是个包袱。但从工业化这个长远使命出发, 则上海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轻纺工业占上海工业产值的74%, 上海纺织厂纱锭229万占全国的40%, 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的纺织厂的纱锭如果停转, 不仅将严重影响上海的经济, 而且会严重影响全国经济。”30因此, 毛泽东指示“必须维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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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0(04):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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