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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本才:未来法学论纲

更新时间:2019-08-02 00:57:17
作者: 张本才  
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使无人工厂、无人超市逐渐普及,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从事生产、交易等一般的经济活动。微软小冰出版了《阳光失了玻璃窗》诗集,使得一直被视为人类智慧结晶的文艺创作领域,也开始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美国Narrative Science预测,未来15年将有90%的新闻稿件由机器人完成,大量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作品也将出自人工智能之手。甚至在一些颇具伦理色彩的生活领域,也不乏人工智能的身影。例如,美国女子科普的丈夫斯图尔特因脑瘤去世。其父为她制造了一个外貌、身材,甚至声音都与斯图尔特一模一样的机器人。相处久了,科普不自觉地把它当作了自己的真丈夫。她经常与它依偎着外出,快乐地重温以往的经历。虽然现在的人工智能还无法企及与人类相媲美的高度,但不难预见的是,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在未来社会中,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终将在某一刻横空出世。彼时,人工智能可否作为新的社会关系的主体,将成为人类根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其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存在场域正逐渐超越物理时空的限制。“早前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在根本上乃是通过技术工具来大幅提升人的自然活动能力和范围,自古以来人类所赖以存活的、天然给定的物理空间并未因其发生改变。”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人类通过互联网技术创造了一个与实体空间相平行的网络空间”。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人们的交流方式、娱乐方式、交易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被电子化的信息可以虚拟地存在于任何地方,而且有关当事人借助互联网也可以虚拟地存在于网络空间的任何场所。”甚至还有人正在从事人机结合的研究,以期实现人类意识的上传或下载。不仅如此,与物理空间相平行的网络空间,也逐渐改变了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使得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发生结构性转向。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可能利用各种方式克服进化的限制,同时也使得社会关系的存在场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时间的限制。前述“冷冻人”的案件即为示例。又如,2017年11月17日,Canavero宣布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已经在一具遗体上成功实施。再如,如果人的意志真能下载保存,不难想象拥有不朽身躯的人机结合终将出现。而我国的科学家们则率先提出了“人工智能2.0”的概念,将人机混合智能作为其重点研究方向之一。所谓的人机混合智能“是一种新型智能形式,它不同于人的智能,也不同于人工智能,是一种跨物种越属性结合的下一代智能科学体系”。这些技术如果真正走向成熟,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最终也将摆脱时间的桎梏。

   最后,上述新变化也将使得社会关系本身变得日益复杂。一方面,如何协调自然人、人工智能、人机结合的人以及通过生物、医疗技术改造过的人等多元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将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社会交往活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基于算法计算,但是,在网络活动参与去中心化的背景下,这也会衍生出如何重构国家、个人在网络世界中的权(力)利义务关系的难题。新的科学技术虽然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各种便利,但是,由于人类掌握信息的有限性和片面性,我们并不能以上帝视角洞察这些技术可能给人类社会的存续带来哪些风险。总之,新的科技手段层出不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关系产生变革,使社会治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可测因素。

   (二)社会关系的变更使既有的法律、法学理论面临严重冲击

   从历史上看,“划时代的伟大发明都曾引发法律世界的革命”,最新的科技成果促成的社会关系变革,正冲击着基于传统社会关系发展出来的法律秩序和法学理论体系。

   社会活动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引发了作为风险承担者和利益享有者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否也应当多元化的争端。传统法学理论坚信,“凡是人以外的不具有精神、意思的生物归属于物,是为权利的客体”。但是,在人工智能具有深度学习能力、进行自主决策的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人类作出决策,人工智能与人类共生将可能成为一种常态。此时,应当如何定位人工智能的法律性质?例如,人工智能程序深度学习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信息、作品等,可能涉嫌非法复制他人作品,从而构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害,而如果进行所谓的创作活动,是否可能涉嫌剽窃。再如,现在无人银行、无人商场已经开始出现,为了显著提高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效率,政府机关在将来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进行管理,也并非骇人听闻的不可能之举。而且,随着科技、生物和医学的进步,人类完全有可能超越进化限制,走向自主进化的道路。前文提及的人体冷冻技术和换头术就是典型示例。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传统的婚姻关系、继承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势必将成为十分棘手的难题。因为,冷冻人在法律上究竟属于活人还是死人直接关系到婚姻和继承关系的安排。对于换头术而言,也同样会面临以下难题:在法律上,换头之后的人的人格与换头之前的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不具有同一性的话,以前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必然都需终结。可见,对于多元社会关系主体的法律定位,直接关系到不同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和风险的分配方式。

   此外,社会关系的存在场域转向虚拟空间,使得以物理空间为基础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制方式逐渐显现不足。有观点甚至认为,“你们的财产、表达、身份、活动和条件的法律概念不适合我们。这些概念建立在物质基础上,而我们这里没有什么物质”。即便这种论断有夸大其词之嫌,也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虚拟空间给现代法律造成的困境。一方面,“随着网络信息规模急剧增长以及网络通讯渠道的开放化,国家控制信息的能力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犯罪分子实施的是跨空间作案,大多数案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犯罪现场,缺少或基本没有犯罪痕迹,也没有受害人或证人对犯罪嫌疑人的指认。”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和用户匿名特征,使得“我们无法禁止交易的发生,也很难找到非法行为背后的始作俑者。这一现状,将是区块链监管面临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网络时代产生的数据和信息等导致物权和债权二分的财产法制度已经不能妥当概括现实生活中的新情况。“在数据原生者、衍生者、交易者、使用者等角色之间,谁才是这些数据权利的主体,数据权利义务如何分配,如何公平占有数据和抑制数据垄断,如何合理使一个数据、数据权利和个人因素受到侵犯如何进行救济等,都是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体外辅助生殖技术、基因编辑等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区分不再是描述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的妥当方式。

   既有的法学理论对于法律关系的主体奉行的是自由律,而对于法律关系的客体等奉行的则是因果律。但是,最新科技成果的发展,使得自由律和因果律的区分效果日趋削弱。一方面,无论是一个群体还是作为一个个人,其行为模式和偏好都可能通过海量数据被分析获得,人的消费、选择很可能是被诱导而做出的,而非真正自由自主的选择。另一方面,传统的调整法律关系的重要手段是通过抑制一定因果流程的方式,抑制物理性的损害后果的发生,但对于科技发展带来的未知风险,人们并不能清晰地认识、把握其中的因果流程,由此导致归责的重点必须转向如何防止各种不确定风险的出现,而不再是防止结果的发生。

   (三)既有的法律、法学理论体系不足以应对社会关系变革带来的冲击

   如上所述,未来社会关系所植根的社会背景,迥异于既有的法律体系或者法学理论体系所预设的社会背景。尽管对诸如冷冻精子惹起的法律争议,我国司法裁判做出了相应的处理,但是对于未来社会关系可能引发的法律变革,我们不可能单纯依赖司法加以调整。原因在于,未来社会关系可能引发的法律变革具有全局性意义,涉及整个社会的根本价值,同时涉及风险防控的问题,这些均不是单纯通过司法途径就能够解决的。因此,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主动予以回应。

   事实上,面临即将出现的未来社会关系的变更,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作出积极反应。例如,欧洲议会要求欧盟委员会把自动化智能机器“工人”的身份界定为“电子人”,使其“能够承担弥补其引发的损害的责任,并可能把‘电子人格’适用于那些机器人自主决定或其他独立于第三方交互的案件”。以上的处理方法直接套用了既存的法律概念或者体系,将一些新的现象置于既有的法律概念体系之中。如果按照这种思路,人工智能直接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即可,数据和信息也可以被归入物权或者债权的范畴。而对于未来社会各种争议的解决,亦可按照传统的管辖权理论进行处理。

   “特定的法律规则与其制定时的事实与法律情势密切相关。然而新的技术的发展割裂了制定时的客观情形与解释时的客观情形。”正如康德所言,纯粹理性在认识世界之际必须先检验自己的认识界限。固守传统而不勇于开辟新知,很可能陷入削足适履的困境。以法律关系主体为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近代法学理论设定的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人是一种理性人,这种理性人不仅需要理智的洞察力,更具有伦理上的意义。“根据人性的和社会政策的立场,此点具有决定性意义,即权利能力不与其他任何东西相关而仅与纯粹的人的存在(blosse Menschsein)相关,这一点是基于生命的本质源于人自身。”换言之,人是作为目的而存在的。因此,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具有自在的价值,而不仅是为他的价值。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这种对法律关系主体概念的经典理解,人工智能等是否具有自我学习能力并不是其能否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关键,人工智能等是否具有自在的价值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当然,即使我们否定人工智能具有自在的价值,由于其具有深度学习能力,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因此,传统的主客二元的法律关系设定必然要被放弃。如果我们将人工智能等新的社会关系主体升格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必然要切断传统的法律概念与其所欲实践的价值之间的关联。但是,即使如此,将人工智能等升格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也绝非意味着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法律对于社会关系的规整是通过权利义务配置的方式来实现的,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必然意味着相应利益的享有以及相应义务的履行。然而,究竟根据什么样的原则分配权利和义务,并非是法律关系主体概念本身所能解决的。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未来社会,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加之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很难根据既存的信息进行全面的功利衡量,这势必导致多元社会参与主体的利益和义务分配方式更加复杂。因此,无论我们是固守传统还是开辟新知,利益和风险分配方式的重大变革都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既有的法学理论或者法律体系,最多只能为我们提供相应的技术性的概念工具,至于指导我们进行风险或者权益分配的规则、原理,既有的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并不能提供更多的帮助。

  

   三、未来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领域

  

   研究未来法学的最终的目的,在于提供可以规制未来社会关系的制度设计。如前所述,制度设计同背后的利益分配原理密切相关。因此,就未来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领域而言,应当重点关注制度建构和制度建构背后的基本原理。

   (一)重点关注调整未来社会关系的制度建构

   建构能够适应未来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或者对策,是研究未来法学的主要目的。从前述分析可知,未来法学如欲彰显其存在的意义,势必要能够在风险防控制度、法律关系主体制度以及保障自由、平等的制度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建立风险防控制度是未来法学应当解决的核心问题。“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充满非线性与不确定性、脆弱性与风险性的复杂性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科技创新的持续推动,国际政治的深刻变化,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系统性结构转型,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和高度复杂的‘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对于这种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竭尽所能,确保其未来发展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有利。我们别无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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