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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

————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9-08-01 19:32:23
作者: 沈登苗  
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原有教师队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涌现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

  

   对本条需要做重点解析。首先,对“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的估计对象,仅指“原有教师”,即“17年”中的高校教师,而不是泛指“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按《纪要》,就把估计对象放大无数倍了!而且,在“原有教师”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的估计前,首先肯定他们“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评价,比所谓的“毛主席指示”的评价还要高。因为在毛主席指示的多种版本中,是没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条的。遗憾的是,《批判稿》把《纪要》中对十七年中广大教师非常重要的这一句评价,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主体的评价,切割舍弃了!拥护谁和为谁服务,是立场和行动,远比作为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来得重要,且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10事实上,《论战》的作者自己也认为“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把这最主要、最积极的评价,在一个完整的句子中删除,《纪要》对“原有教师”的总体估计就大走样了。以至把一个肯定为主,否定为次的评价,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否定评价,以此激起广大读者尤其是教师对“四人帮”的仇恨!

  

   2.“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纪要》全文,有四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字样。其中两处引自毛泽东的话,可以排除。一处原文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联系下文的“工人阶级掌握教育阵地的领导权”,这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是指领导阶层,也可排除。还存一处,就是上揭“……他们就竭力使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是不同的概念。因此,“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句能否成立,也是可商榷的。

  

   至于“黑线专政”和“臭老九”二词,《纪要》原文是没有的。

  

   此外,《论战》一文多次采用移花接木的方法,来开展批判。如“为了诬蔑十七年,原稿上写道:‘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张春桥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加上: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炮制》在这个问题上也采用同样的逻辑。但《纪要》中“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句话,既不针对“十七年”,也不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而是讲1958年的教育革命时期。《纪要》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夺回了教育战线上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论战》有时把特指当泛指。如《纪要》原文有一句是:“甚至有的工农子弟,进了大学,受到了资产阶级的腐蚀,‘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里的“有的”,分明是特指,是指一部分人。但《论战》把此当成了泛指,直接说成“‘四人帮’……诬蔑工农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就把部分推及到整体了。

  

   《论战》最任性的,是随意诠释“毛主席指示”。这里,暂且不谈毛泽东与谢静宜之间的私下交流能否当“指示”,也不论这个“指示的精神”是否真的“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在此,笔者只分析《论战》对“指示”中的一句是如何诠释的。《论战》披露:毛泽东说:“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我认为,毛泽东对“高教六十条”,没有全盘否定,也更不是基本肯定;确切地说,是认为并非全错。但《论战》却诠释为“再次肯定它总的还是对的”。这就把不是全错,说成基本肯定了。做如此诠释,妥当吗?

  

   由此可见,《批判稿》不仅断章取义,而且行文粗暴。其提炼的“估计”,不少做了“手脚”,真实性值得怀疑。


三、“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是当时的主流话语

  

   《纪要》及其“两个估计”,与其说学术问题,倒不如说政治问题,现在还不便深度讨论,本文仅从史料的层面做进一步的澄清和反思。这里的澄清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对“两个估计”真实内容的澄清;其二,对“两个估计”真实内容“版本”归属的澄清。第一个问题,前面已基本弄清。下文讨论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包含两个方面。首先,从组织程序上讲,《纪要》及其“两个估计”,是否为“四人帮”炮制的“私货”?这个问题,前面也已做了回答,即其组织程序,可谓中规中矩,说“私货”讲不过去。其次,“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都是当时的主流话语,几乎没有新意。故接下去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一)《纪要》全文及其“两个估计”,都是当时的主流话语,没有新意

  

   “全教会”是“文革”中期一个比较正常的工作会议,《纪要》也是应景之作,并无多少新意。“两个估计”的内容并非《纪要》刻意所为,而是比较自然地出现在文本中的。因为1971年“两报一刊”发表的元旦社论称:“今年……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改造世界观,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性,作为干部学习的主要课题,以此来带动各项工作的前进。”11所以《纪要》开宗明义:“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教导……着重对大学教育革命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了经验。”既然是路线教育,必然引出“专政论”;要“有力地推动教育革命胜利发展”,就要系统总结“文革”中出现的所谓的教育革命经验,“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政策”。“教改”,就是“着重”要抓的十个问题中的第四个问题。而毛泽东说过“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12。这就自然涉及对“原有教师队伍”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两个估计”的具体内容散见于《纪要》各处,而没有整段出现的原因(即使今天,如果没有相关的阅读,仅从《纪要》中归纳出“两个估计”,也是有难度的),这也说明“两个估计”非《纪要》之重点。路线斗争回顾后,占《纪要》近三分之二篇幅的是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故《纪要》的重点不是“十七年”,而是确立文革中后期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确切地说,《纪要》“是‘文革’期间关于高等教育的指导性文件”13。尽管“专政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办高校的纲领也是极左的,但《纪要》的全部内容都是当时的主流话语,没有新意。不妨以《批判稿》多次提到的《纪要》对“高教六十条”的否定为例。《纪要》云:“1961年,又通过制定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炮制》认为:“这里面的‘更加系统化’、‘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是张春桥特意加上去的”。其实早在“文革”初期,《人民日报》就出现过类似的文字:“把封、资、修的教育破烂精心地熔为一炉……集中表现在《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上。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被中国的赫鲁晓夫钦定为‘根本大法’,强迫各级学校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这样,1958年以前的旧教育制度,就完全理论化、系统化、具体化、法令化了。”14那这两段文字所反映的对“高教六十条”的否定,在性质上有何不同?

  

   (二)“两个估计”的两个重点内容判析

  

   没有必要对“两个估计”的内容缺乏新意做全面的论证,本节只对“两个估计”的两个重点内容是否“四人帮”“炮制”进行判析。

  

   前文已揭,真实的“两个估计”的重点内容是以下两个:第一,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第二,原有教师队中,“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第一个内容是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功过是非的定性。既然是“定性”,没有最高层的旨意,谁有权、有胆为之?而这个“定性”,正来自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的文件。毛泽东1966年发表的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有一段那个时代的人们耳熟能详的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5九天后,中共中央发出的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又指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6不久,《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中又云:“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17“专政”是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文化领域中的大夺权,意味着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曾失落。正是高层这样的判断和定性18,才有人敢写真正全盘否定建国后17年的教育工作的文章,如师延红;有媒体敢登,如《人民日报》19。而“全教会”召开,乃至毛泽东逝世,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指示和中共中央文件及“两报一刊”的权威文章中,这些口径从未改变过。换句话说,“专政论”作为主流话语,贯串“文革”始终。如《红旗》杂志1976年第2期刊登的、辽宁大学大批判组的《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等数篇文章,基调仍都是“专政论”和“彻底否定‘十七年’旧教育”20。因此,当时谁来撰写《纪要》,都不得不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至少是基本否定21。因为,即是刘西尧等当时“就建国十七年教育战线是红线为主,还是黑线为主”向周恩来“请示时,他还是不得不说: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教育战线开刀,说是红线为主,无法解释。”22同时,《纪要》对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总体评价,与毛泽东的“过去也有一些进步,在教育方面不能讲完全不对”的定位23,并无二致。

  

   第二个内容是贯彻、揣摩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尽管关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大意),多次出现在毛泽东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文章中,但翻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文革”时期的文章,似未出现“原有教师队中……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类似这样的表述。也是《纪要》初稿中所没有的。张春桥如此修改,且前后各半句,都使人感到突兀,甚至使人产生对原文真实性的怀疑。当然,事出有因。

  

在与张春桥、姚文元讨论修改《纪要》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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