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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梳理与前瞻

更新时间:2019-08-01 00:20:55
作者: 叶强  
湛中乐的《公立高等学校法律问题研究》(2009年)研究公立高等学校的一系列法律问题,申素平的《高等学校的公法人地位研究》(2010年)专门研究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余雅风的《构建高等教育公共性的法律保障机制》(2010年)从教育公共性的角度研究法律保障问题,黄明东的《中、美、法高校教师法律地位比较研究》(2011年)研究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韩兵的《高等学校的惩戒权研究》(2014年)研究高等学校惩戒权问题,等等;(4)学位法修订研究,如陈子辰等编著的《我国学位授权体系结构研究》(2012年)、胡志刚的《研究生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研究》(2013年)和马怀德主编的《学位法研究》(2014年),等等;(5)高等教育治理研究,如李福华的《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组织架构》(2008年)、卢晶的《高等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的治理模式研究》(2010年)、尹晓敏的《利益相关者参与逻辑下的大学治理研究》(2010年)、安宗林和李学永的《大学治理的法制框架构建研究》(2011年)、俞德鹏和侯强的《高校自主办学与法律变革》(2011年)以及黄达人编著的《大学的治理》(2013年),等等;(6)高等教育法教材编写及高等教育法制史梳理,如劳凯声主编的《高等教育法规概论》(2000年)、杨云凯编著的《高等教育法》(2003年)、袁兆春主编的《高等教育法学》(2004年)、梅传声等编著的《高等教育法制论纲》(2004年)、周光礼的《法律制度与高等教育》(2005年)和郭为禄编著的《高等教育法制的结构与变迁》(2008年),等等。

   在以上研究议题之外,这一时期对国(域)外高等教育法治的研究不再是单纯地资料性介绍,而是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姚云的《美国高等教育法治研究》(2004年)、温晋峰的《大陆与台湾高等教育法比较》(2008年)、刘虹的《美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研究》(2012年)、周世厚的《利益集团与美国高等教育治理》(2012年)、余承海的《美国州立大学治理结构研究》(2014年)、张新科的《德国高等教育管理及大学治理》(2014年)和高迎爽的《法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2014年),等等。

   这一时期还有几个学术动向值得关注:一是,2000年10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推动了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进程[[15]];二是,2002年7月,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教育法制评论》(年刊)开始出版。该刊于2007 年入选 CSSCI 来源辑刊目录,截止2017年已连续出版14辑,发表了大量与高等教育法治有关的论文;三是,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带头人,如首都师范大学的劳凯声教授(先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中国政法大学的马怀德教授与王敬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秦惠民教授、周光礼教授(先前在华中科技大学工作)和申素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周洪宇教授、北京大学的湛中乐教授和武汉大学的黄明东教授,等等。专门的学术机构、学术刊物和科研人才的出现为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全面展开建立了良好的条件。

   (三)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反思和深入阶段(2015年—)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高等教育法》作了重要修订,涉及大学自治权等诸多内容。为此,围绕“如何让高等教育朝着法治化的道路继续前行”,学术界展开了进一步的反思和探索。如劳凯声教授认为,通过治理改革超越传统管理,解决高等学校的行政化问题是一条可能的改革出路[[16]];秦惠民教授认为,应该继续完善高等教育法律体系[[17]];湛中乐教授等认为,应该围绕大学章程构建大学治理规范体系[[18]];张德祥和黄福涛教授认为,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是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任务[[19]];周光礼教授认为,可以大学组织为基本分析单位,从外部环境、组织文化、关键行动者三个方面论述大学变革[[20]],等等。

   这一阶段有几件事颇为重要:第一,2016年12月16日,教育部修订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该规定在突出立德树人要求、体现以学生为本方面迈出重要步伐;第二,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发表重要讲话,开启了中国法学教育与法治人才培养的新时代;第三,2017年9月20日,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将对中国大学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第四,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召开,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将对高等教育法治研究产生重要引领作用;第五,2017年12月28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上海市高等教育促进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将推动高等教育法治研究向地方层面扩展。

   这一时期的研究议题与当前高等教育改革联系紧密,相关议题主要包括:(1)深入研究依法治校[[21]];(2)研究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法治化路径[[22]];(3)研究教育政策效果评估[[23]];(4)研究高等教育政策与高等教育质量的关系[[24]];(5)研究高校师生法律关系[[25]];(6)研究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26]];(7)研究高等教育评估权等具体的权力[[27]];(8)研究大学内部治理能力提升[[28]];(9)结合国家“双一流”建设背景,再思政府与大学关系[[29]],等等。论文之外,其他代表性著作还有谭秀森的《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法律问题研究》(2015年)、陈达云的《民族院校治理之道》(2017年)和李进付的《教育法治化与大学生伤害事故处置》(2017年),等等。

  

   三、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主要特点与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其不论是在发表论著的数量上,还是在研究议题的广度上,皆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并且这些研究对于国家的高等教育立法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最近,学术界正在为《学位条例》升格为《学位法》做理论准备。总体而言,过去四十年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高等教育法治研究与高等教育立法相互呼应

   高等教育法治研究最开始就聚焦于《学位条例》的制定。等到《学位条例》颁布实施后,制定一部综合的高等教育法就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学术界开始译介域外的高等教育法律,如忻福良主编的《各国高等教育立法》(1992年),以及郝维谦和李连宁主编的《各国教育法制比较研究》(1999年)。待到《高等教育法》制定后,学术界又开始着重研究高等教育考试立法、高等教育投资立法、高等教育信息公开立法、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立法、高等教育章程立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立法等等。为了配合这方面的研究,何东昌收集整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199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多卷本(2004年),劳凯声主编了《中国教育改革30年:政策与法律卷》,湛中乐编译了《大学章程精选》(2010年)、李均编著了《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史(1949-2009)》(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东盟高等教育政策丛书”多卷本(2013年),范跃进汇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元政策(1949-2016》)(2017年),这些资料编撰为高等教育立法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重心在于大学治理

   有学者运用计量学方法对2004-2016年期间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进行了分析,发现除了个别年份之外,与“大学治理”相关的论文在数量上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30]]事实上,根据前文的梳理,直观上观察在各个时间段发表的论著也大多与“大学治理”有关。不论是最近火热的大学章程研究,还是一直延续的政府与高校关系研究,都离不开“大学治理”的身影。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原因可能在于:(1)大学是联系教育部门和社会的中间纽带,大学治理好坏直接影响到它服务社会的质量,通常一所声誉卓著的大学能向社会提供高素质人才,推动着社会的进步。(2)以大学为基点,可以构造出高校内部法律关系与高校外部法律关系,前者即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高校教师的权利和大学生的权利,后者即高校与教育主管机关的关系,高校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高校与社会的关系。这两种法律关系基本上涵盖了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重要议题。(3)大学治理成败是关系到高等教育法治化是否完成的一个重要考评标准。虽然高等教育法制的完善程度也是高等教育法治化的重要考评标准,但是在重要性上显然次于大学治理成败。因为高等教育法制的完善程度只是大学治理成败的必要条件,并不充分。除此之外,还关系到大学治理结构、大学的人力资源配置以及大学的资金保障等多个要素。

   在梳理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主要特点,看到成就的同时,也有必要清醒认识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高等教育法学教材建设相对滞后。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离不开高等教育法学教材的编写。如果只是把“高等教育法治”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来研究的话,这将会限制其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高等教育法治”的学科载体即是高等教育法学教材,而教材作为高度体系化的思维结晶,是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关键指标,是支撑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从目前发表的论著情况来看,高等教育法学的教材建设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仅有两部教材冠以《高等教育法》或者《高等教育法学》之名。以《高等教育法学》这本教材为例,其大部分内容并不是在叙述高等教育法制,而是在介绍教育法学的一般原理。[[31]]其他以《高等教育法规概论》命名的“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材”也是如此。

   第二,研究高等教育法治的科研队伍主要是以从事行政法学和教育学的师资为主。从学科的属性来讲,高等教育法治依托于高等教育法学,从属于教育法学,置于法学一级学科之下。可是2003年9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即告成立,主要负责人主要是从事教育学的学者,可是作为法学一级社团的中国法学会至今也没有设置“中国法学会教育法学研究会”。这一现象说明了在法学界研究教育法学尤其是高等教育法治的科研人员还不太多。如果没有法学界的积极参与,没有法学界与教育学界的互相支持,实现高等教育法学在学科上的破磊融合,那么推动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后劲可能会不足。

   第三,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议题存在过度集中现象。以大学章程为例,自米俊魁的《大学章程价值研究》(2006年)出版以来,10年间出版了同类著作不少于10本,这个数量对于像“高等教育法治”这样的小学科而言还是非常可观的,但理想的学术布局应该需要更多像韩兵的《高等学校的惩戒权研究》(2014年)这样的专门研究;而国(域)外高等教育法治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美国,对其他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的研究还不太深入,尤其是在资料的更新上比较慢,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较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进程。

  

   四、高等教育法治研究议题的扩展和深化

  

展望未来,高等教育法治研究在新时代迎来了新机遇新挑战,这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赋予了中国高等教育理想以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思想内涵。[[32]]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高等教育法治研究提出了新要求,这就必然要求学术界在议题和内容上不断扩展和深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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