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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竞垚 刘守英:代际革命与农民的城市权利

更新时间:2019-07-31 21:16:35
作者: 纪竞垚   刘守英 (进入专栏)  
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城市的大门基本向农民关闭,城市与乡村成为互相隔绝的两个板块,农民被排斥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外,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权利和发展机会不平等形成并逐渐拉大。

  

   1978年到1990年代初期是中国农民参与工业化城市化的黄金时期。乡镇企业在社队企业基础上异军突起,农民从土地“突围”,开辟了他们在农业之外谋生路的空间。乡村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带来农民参与城市化的巨大推力。中央政府顺应农民意愿,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农村商业化和农民自主城市化的制度改革,包括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对农民自主建小城镇持默许态度、在户籍制度上为小城镇开出一个小口子。这一时期的农地制度改革、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双轮驱动对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权利得到承认。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没有根本变化,农村户口迁往城市的门槛仍然高垒,城市居民享有的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仍然与农村居民无缘。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管理的排他性权力,依靠压低地价招商引资创办园区,快速推进工业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依靠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融资快速推进城市化,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入快速道。城市化加速为农民入城创造了机会,中西部地区的农民通过跨区域流动进入城市,参与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也在不断加速,但是,农民落户权仍然限定在小城镇。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农民工市民化成为主要政策目标。但是,公共政策的设计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如不同等级城市、不同类型的进城农民区别对待,且主要放在进城农民的落户上,改变户籍以后的农民市民的城市权利并没有得到落实。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入城市的权利逐渐得到开放,从最开始被当作“盲流”禁止,到乡村工业化时期对农民进城务工的默许,到快速城市化时期中小城镇落户限制的放开,到近期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但是,农民的城市权利仍然被忽视。有研究表明,2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不少在城市接受过完整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参加中考和高考;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比率很低;城市保障性住房基本不对农民工开放。大多数农民工只是这场波澜壮阔的城市化的过客,在他们过了劳动年龄以后又返回乡村、回归农业。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值从1990年代末开始逐步拉大,甚至在2001年以后差距越来越大。2亿多农民工进入城市居住生活,但未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

  

三、离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


   “代”(Generation/Cohort)的重要性是其在社会与历史进程中具有共同位置(Common Location)的一群人,他们往往具有共同的出生年代、年龄阶段,并在关键成长阶段经历了相同的重大人生事件,这种共同位置和相似经历使他们产生了趋同的思考、体验和行动模式。正是因为这种群体性特征产生了显著的代际差异(Generational Difference/Generation Gap),因出生年代与成长背景不同,导致代际之间在价值观、偏好、态度与行为等方面呈现出具有差异性的群体特征。代际上的这种显著差异对一个国家的转型往往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的农二代与农一代的代际特征非常显著,正如部分研究已注意到的,农二代的个体生命历程发生了整体性变化,他们的迁移范式正由单纯经济理性驱动的个体逐步转变为家庭化迁移的社会理性群体,由“生存理性”的行为导向逐步转向“发展理性”,他们更希望永久定居城市。本研究主要利用国家卫计委2011?2015年进行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下简称“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辅之以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通过两代进城农民的对比,反映农二代与乡村关系具有的“不可逆”趋势。

  

   1. 储备更高的人力资本后即进城。与主要以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农一代相比,农二代的受教育程度基本完成了初中教育,且高中及以上的占比上升(表1)。从流动人口数据对比看,农一代中的文盲、小学比例高达31.69%,初中占比53.76%,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仅14.55%;农二代中,文盲、小学比例仅5.97%,初中占比提高到54.68%,高中及以上占比大幅提高到39.35%。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显示,“80后”和“90后”农二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比“40后”的农一代多1.13年和0.84年。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还反映在性别差异的缩小,农二代各个阶段受教育程度的女性比例都比农一代大大提高,农二代女性中,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学历占比比农一代分别高5.97、6.98、13.44、20.54和25.06个百分点。

  

  

   有意味的是,农二代在接受较高程度的教育以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进城。当他们的同龄人背着书包进入大学时,他们则放下书包进入沿海地区和城市寻求不同于乡土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2011年新生代流动人口专题调查数据显示,农二代首次外出流动的平均年龄为19岁,比上一代小差不多7岁。其中,20岁之前就已经外出的比例高达75%。

  

   2. 更强的入城不回村趋势。从农民工的出行距离来看,农二代更倾向于跨省迁移,且出生队列越晚的农民工,其流动范围越大,多数选择跨省流动或省内跨市流动,选择市内跨县流动的比例越小。例如,2011年有16.41%的农二代市内跨县流动,比农一代少2.3个百分点,且“90后”跨省流动占73.81%,比同期“50后”的农一代高13.64个百分点。

  

   近几年由于沿海地区的城市生活成本大幅攀升、产业转型升级,国家加大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推动流动人口回乡创业就业,农民工回流比例有所提高。“80后”跨省流动的比例也从2011年的70%减少到2015年的65.94%,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的比例分别从2011年的23.03%和6.97%提高到25.5%和8.56%。但是,这并不意味农二代如他们的上一辈一样无可奈何地回到村庄,而是继续在省内市县谋求城市非农就业机会,回到家乡的也是到本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利用打工积累的资本到附近的园区自主创业或正规就业增加,根据黄振华对全国27个省246个村庄进行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状况”数据推算,当年农民返乡创业率为25.3%,全国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数量为1072.1万人。但是,他们实质上实现的是一种“回流式”市民化。

  

   3. 迁移主体家庭化。与农一代主要只身一人入城务工相比,农二代的迁移模式出现从个体迁移向举家迁徙转变,反映出这一代人顾及情感性、家庭整体性特征。超过六成的农二代在迁移过程中将子女带到城市,且子女在本地随迁的农二代比例高于农一代(图1)。随着调查年份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农二代选择举家迁移。《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流动人口家庭户平均规模保持在2.5人以上,2人及以上的家庭户占81.8%。2011?2014年间,夫妻共同流动的比重持续上升,由2011年的85.2%升至2014年的90.9%。

  

  

   农二代迁移的家庭化,使得人口迁移中的两个主体?子女和老人的处境有所变化。农二代的子女更多地出生于流入地,与农一代多将子女出生在户籍地有显著不同,两者差异显著(p<0.05)。农一代只有6.73%将孩子生在流入地,农二代中孩子出生在流入地的比例占24.05%,其可能性是农一代的4.39倍。除了孩子出生在城市的比例增加,他们的老人进城同住的比例也上升。2015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显示,有72.35%的农一代在户籍地的家中有老年人居住,有89.49%的被调查者表示老家中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农二代群体家中有老人居住的降至40.48%,老家中还有兄弟姐妹的比例降至84.88%。

  

   4. 就业“去农化”与“入城化”。2012?2015年农二代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比例皆低于农一代,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事农林牧渔的比例逐年下降。2012年时,农一代和农二代从事农业的比例分别为5.33%和2.07%,到2015年时,两者分别为2.28%和0.87%,农二代比农一代低1.41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以往农一代在城市赖以为生的传统建筑业、运输业,农二代从事这些行业的比例也在下降。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农二代从事建筑业的比例不仅在各调查年份均低于农一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二代从事建筑业的比例逐渐降低,从2012年的7.09%下降至2015年的5.88%。农村住户调查数据也支持这一变化,农二代从事建筑业的比例比农一代低18.3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业一直是进城农民从事的主要行业之一,但到了农二代也出现“去农化”倾向。从流动人口数据来看,无论是代际对比和动态变化,农二代从事交通运输业比例都在下降,从2012年的3.94%下降到2015年的3.27%,农村住户调查数据也显示,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农二代比农一代少1.62个百分点。

  

   与就业“去农化”形成鲜明对照,农二代就业入城化特征明显。一是产业工人化。与农一代相比,农二代更集中于制造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二代产业工人化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2012?2015年无论在哪一调查年份,农二代从事制造业的比例始终高于农一代,农村住户调查数据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农一代从事制造业占比25.52%,而农二代为41.92%;二是从事城市居民服务比重上升。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农一代和农二代从事居民服务、修理等服务业的比例分别为8.56%和11.54%。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事居民服务、修理等服务业的农二代比例升高,从2012年的11.86%增加到2015年的15.67%。三是向城市人的职业渗透。农二代从事党政机关、科教文卫等门槛较高、更接近市民择业倾向的行业比例高于农一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二代从事该类行业的比例逐年增加。2012年,农一代和农二代从事城里人才能从事的职业的比例为2.01%和3.09%,到2015年其比例分别提升至2.66%和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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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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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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