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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中美关系的起源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19-07-31 10:40:37
作者: 茅海建 (进入专栏)  

  

   我个人很高兴有机会出席四国校长会议(北京大学、首尔大学、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东京大学)的这一分会——“当东亚遭遇美国”,以能与韩国、越南和日本的各位先生讨论东亚各国与美国的关系。但我有两点担心:其一,我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不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研究领域的不同会限制我的视野。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现在仍处于不太理想的状态。尽管东亚四国与美国的关系各不相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与其他三国相比,仍有其特殊性。于是,我只能就我个人的知识范围向各位报告,错误的地方请各位批评。

  

一.早期中美民间关系


   中美两国的民间交往可以追溯到很远,其最初为广州的贸易。1784年8月,美国商船“中国女皇”(Empress China)到达中国的广州。其航线是从纽约为始发地和终点地,为时15个月。1790年起,美国商船从美洲的西北海岸驶往广州,使当时的美中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此时开始的从十三州到太平洋的领土西扩,对美中贸易也有很大的推进。中国从美国进口花旗参、毛皮、檀香木、铅、棉花及织品等物,美国从中国进口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到了19世纪,美国商人亦从事走私土耳其鸦片。1786年美国政府任命商人萧善明(Samuel Shaw)为第一任驻广州领事,但他只是一个不受薪的非正式官员,同时兼理着自己的商业活动。清朝政府也只是将其当作大班来看待(美国驻广州领事以后一直由对华贸易的商人担任,至1845年才派出了真正的外交官)。

  

   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商业活动中,美中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美国成了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对华贸易国。但是,在此商业活动中,仅仅是美国商人驶船来到中国的广州,但没有记载说明中国的商人驶船前往美国的东西海岸。按照当时清朝的规定,普通中国商人不能与美国商人进行贸易,仅有特许的行商可以从事这一活动。这些行商最多时也只有十多家,而最大的一家行商怡和行浩官(Howqua)占了其中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比率。与此同时,美国的传教士也来到了澳门和广州,其中最著名的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伯驾(Peter Parker)。他们在开展传教事业的同时,也开设了学校、医院、印刷厂,并出版了刊物。与此同时,到达美国的中国人,见之于记载的,仅三四人,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情况也是不清晰的。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认识,早期的双边关系,实际上是单边的,即美国商人、传教士甚至官员来中国,美国大体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中国并不了解美国。即使是由清朝官方指定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行商,对美国的知识也十分有限。

  

   1814年,广州丽泉行商人潘昆因美国商人欠款(据称达一百万银元)而面临倒闭,向美国总统(头一位大人)告状:“中国广东广州府行商潘昆水官,恳求花旗国当今米利坚,即花旗国头一位大人米氏迷利臣(当时的美国国总统是James Madrson,从发音来看并不太准确),为断生理及买卖之事。”这一位商人误将“米利坚”当作总统(头一位大人)的称谓。他还称,由于清朝的法律“严禁百姓与夷人告状之事”,听说美国“律法公平,不论贫富,不拘近远之人,视为一体”,于是按照清朝的法律观念,向美国总统(头一位大人)告御状。他自称是“远地之人,不晓贵处人告状时,当用何言何礼”,他求一位朋友“代呈此禀”,并带上了他的证据。他还称:“今若头一位大人不理此事,名声必败,名声败,则人不肯信,人不肯信,以后如何通商贸易哉?”潘昆的官司并没有得到处理。他是当时著名行商,他的这封信中反映出来的美国知识,应该代表当时清朝的最高水平。

  

二.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


   1840年至1842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逼迫清朝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南京条约》。由于当时的清朝还没有国际法知识,1843年10月8日,清朝又与英国签订了《虎门条约》。《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是中国最早的不平等条约,规定了当时的中英关系:一、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为通商口岸;二、两国在外交上平等相交;三、在华英国人由英国领事实行司法裁判权;四、片面最惠国待遇,五、清朝不能自主改变关税;六、英国军舰可以自由出入以上五个通商口岸。这两个条约所建构的中英关系,几乎成了欧美各国与东亚各国关系的最初范本。以后,欧美国家最初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基本上不出这一框架。

  

   当英国与清朝的战争刚刚开始,美国驻广州领事及其商人等很快将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合众国立即意识到东方出现了不应放弃的机会。

  

   即使在战争期间,美国已派加尼(Lawrence Kearny)率东印度舰队的舰船来华,其任务为:一、护侨;二、制止美国商船走私鸦片。这两项工作他均未执行。前者是因为美国商人在战争中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后者是美国商船此时大量走私鸦片,大有取代英国之势,加尼仅出了一项告示,即走私船若是被清朝捕获,他将不施以援手。但当他知道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订后,推迟了返航,于1842年10月径自致函清朝的两广总督祁贡,要求最惠国待遇。祁贡一面上奏道光帝,一面答复加尼,表示基本同意,等《南京条约》奉到后,他将与有关大臣“酌核”,由清方妥善制定一个章程,上奏皇帝后即可照此办理。

  

   对于加尼的要求,清朝道光皇帝的最初意见是反对,坚持“天朝旧制”,即在广州一口通商,并实行旧制度,但当时负责谈判《南京条约》大臣耆英、伊里布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英、美两国服饰船型难辨,如美国人打着英国的旗号去各通商口岸,“德在英国,怨在中国”,要求实行“一视同仁”。道光皇帝由此改变态度,予以同意。1843年,当中英《虎门条约》签订后,钦差大臣耆英向美国驻广州领事发文,将中英《虎门条约》抄送,并称:“祗领遵照可也。”也就是说,由于清朝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同意按照当时的中英关系来处理中美关系。美国除了割地赔款外,其他方面获得了与英国同样的权益。

  

   也就在此时,美国已决定派出委员(commissloner)前往中国。1843年5月,众议院议员顾盛(Caleb Cushing)奉命前往中国,其使命为:一、在通商事务上,要求与英国同等的待遇,即最惠国待遇;二、如有可能前往北京,觐见中国皇帝,面递国书。顾盛于1844年2月来到澳门,向广东的地方官说明了他的使命:他不久将去北京觐见皇帝,并与清朝的相关大臣签订与英国相同的条约。顾盛的来信和随行的军舰,在清朝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儒家学说至上的国家,“以礼治国”。礼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着至高至上的意义。1793年和1816年,英国两次派使节来华,拒行中华礼仪(跪拜礼),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如果美国使节觐见皇帝不跪不拜,在当时中国人的认识中,不仅会使各国对清朝产生轻慢之心,而且国内的儒家知识分子也会对王朝的合法性发生怀疑。跪拜礼是清朝各藩属国使节对宗主国实行的礼仪,同时也是清朝的正式朝礼,不用此礼,清朝方面还没有其他的礼仪。如果美国使节行西方的鞠躬礼,那是对几千年的中国礼教系统的极大破坏。于是,清朝方面以阻止顾盛来北京为第一要义。至于条约,清朝已同意美国按照《虎门条约》的规定进行通商,并没有引起更大的注意。

  

   1844年6月17日至7月3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与美国委员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进行了谈判。顾盛在做出“让步”——同意不再要求进入北京并交出国书之后,获得了对美国极其有利的《望厦条约》。该条约以美方提出的草案为基础,有所增删,共计34款。该条约规定了美国可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出入通商口岸等不平等权益,而且在文字方面比中英两个条约更为具体严密。也就是说,英国根据其“片面最惠国待遇”,反过来可以享有中美《望厦条约》的各项规定。顾盛对此条约极为满意,在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1844年7月5日,向美国国内报告,《望厦条约》与中英已签条约相比较有着16项的优点!此后,西方各国与中国订约,大多以《望厦条约》为文字上的蓝本。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法律眼光来看顾盛的行动,可以认为美国的举动并不光明正大。当时的清朝不了解国际法,也不了解国际法框架中的本国权益,所以对本方权益的丧失并不知情,也没有尽力去保护本国利益。但是,今天的法律对“诈骗”的定义是,利用他方在知识上的无知而占取他方的利益。

  

   1844年签订的《望厦条约》规定了此后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该条约及以后的类似条约的相关规定实行了近一个世纪,直到太平洋战争时,美国才放弃。在此长达近百年的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中美关系中,中国人有着屈辱感,美国人有着优越感。恰在这种对立的情感中,中美两国关系绵延伸长。

  

   九年后,1853年,“黑船”(美国军舰)来到了东京湾。

  

三、留美学童与排华法案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四亿,海外商业活动和移民早已开始,但主要是东南亚;美国商船从其西海岸到中国,航行约五十多天。两个国家人民之间的互不了解,可以说是合乎历史必然的。

  

   十年后,1854年,容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B. A.)。容闳早年在澳门与香港接受西方教育,在美国学习了七年。当这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回到中国时,发现他的美国知识并无可用之处,感到了一种内心的孤独。他在经历了各种不太成功的职业后,因帮助清朝从美国购买机器,而做了一名小官。容闳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说服当时权势极大的疆吏曾国藩、李鸿章,向美国派出留学生。

  

留美学童计划从1872年开始实行,首次派出30人,此后至1875年,共派出了四批,共120人。按照这一计划,这批平均年龄为十二岁多一点的男孩,将在美国家庭中学习英文,然后进入美国学校,一直到文、理、工、军事各科大学毕业。这在当时的亚洲,是一个重大且其长远眼光的计划。如果这一计划成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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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依然如旧的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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