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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继民:形上道德之探究

更新时间:2019-07-31 00:21:25
作者: 郭继民  

   内容提要: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但对道德与道德现象的分野缺乏辨别,而且对道德的本质缺乏反思。倘若对道德的本质进行追问,那么我们对诸多“道德滑坡”的现象当有深刻的认识。关于道德本质的认识,康德的看法仍然具有启发性。道德本质上乃是自由的、超验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由乃道德前提,超验乃道德的绝对来源;就表现形式而言,道德总以牺牲的样式表现出来。现实社会尤需理性的启蒙和道德感的激发。

   关 键 词:道德  自由  超验  牺牲  启蒙  morality  freedom  transcendental  sacrifice  enlightening

  

   对于当下人类的道德现状,人们常用“道德滑坡”“人心不古”“斯文扫地”等词来表述,其焦虑、忧郁乃至激愤之情言溢于表。此种表述似乎暗含了这样一个意思,即人们知晓且明了“道德为何物”。若非如此,人们又何以能够评判道德现象呢?然而,事实上却未必如此。假若我们询问道德究竟意味着什么,估计大多数人除了以《辞海》“道德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与习惯”作答外,似别无他途,这真的应了黑格尔的话“熟知未必等于深知”。如此看来,我们真的有必要对道德做一追问。

  

   一、自由:道德的前提

  

   对于道德,人们从现象评价之,固有根由。然而若从哲学理路去探究道德何以发生,就势必涉及道德之前提问题。道德前提,乃是道德可生的可能性条件。若无此前提,我们看到的所谓“道德现象”就有可能是虚假的,其评价自然也失去意义。那么,道德之前提到底为何物呢?答曰:意志自由。

   此答案并不新鲜,二百多年前康德亦给出“意志自由乃道德之前提”的说法。那么自由何以成为道德之前提呢?在问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看三类事例。假如一个懵懂的孩子或未开化的原始野蛮人压根不知道什么是道德,然而他却凭本能碰巧做了善事,这种行为是否给予道德评价?又如,一个人为了避免社会舆论和法律的惩罚抑或他人的报复而规矩地做人,这种规矩行为,可否作为道德评价?再如,一个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去做好事,这种行为又当如何评价?无疑,就现象或效果本身来看,这确乎皆应归结为道德范畴。然而,我们若对之加以反思,上述行为则未必如是。

   对于第一种不知道德为何物的人而言,其行为断然难以用道德评价之。因为他处于完全理性未启、“不自由”的懵懂状态,其行为乃由本能驱动,纯粹的“本能”断然谈不上善或恶。就此而论,苏格拉底所谓“知识即德性”亦有道理,因为首先要知道“何谓道德”并能按照道德的律令去行动,才能称得上是道德行为。对于蒙昧乃至无知者,根本不知晓道德为何物,即使其行为偶然与道德相符,亦难以谈得上道德。

   对于为免受社会舆论或法律制裁而守规矩的人而言,在此目的下表现出来的各种善行亦称不上真正的道德。其原因在于其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其“善的行为”是受制于外在的约束(他律)而有规矩的表现。倘若没有外在的约束,其行为也可能截然相反。当然,话说回来,其对外在律令(各种约束)的“惧怕”大致可保证他们成为合格的公民,当然这谈不上道德与否。

   对于为得到某种好处(获得荣誉,乃至进而获得更大的利益,等等)而做出的善举,非但不是道德,简直是不道德甚或“伪德”,因为此种虚伪行径乃是道德的腐蚀剂。自然,若推究该行为之根源,亦在于“不自由”:此种不自由既非知识的不自由,亦非外在限制的不自由,而是欲望的不自由。心(意志)为外在的欲望所俘获、所限制,故而有种种虚假的道德行为。换言之,他们把道德作为取得某种好处的工具。

   除此外,还有兴趣、爱好所引起的道德现象,比如学者对某领域的强烈兴趣和爱好使其为族类争得荣誉,或其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客观上带来善的效果,等等。严格说来,就其“效用之标准”所评判之行为,亦非真正的道德,道理依然在于其行为的“不自由”,因其意志(心)为爱好(欲)所吸引而已。自然,这种行为既非道德,亦非“非道德”,似不可用道德标准评判之。

   真正的道德,乃建立在绝对的意志自由之上。所谓绝对的意志自由(自由,就是由“自”,由内心出发),乃如庄子《逍遥游》所提出的“无待”那样,须由自己的意志(心)发出,不受制于任何外物,且仅仅以道德本身作为最高目的——行使道德之律令乃是最高目的。至于结果(效果)如何,则在其次。惟有此种道德方值得敬畏。

   自由,其实就意味着自律,从自己心田发出的道德律,自己又能遵守之,这就是康德所谓的人的尊严,他认为“这种性格比一切价值都高得无数倍,人不能够片刻把它与这些价值互相估论比较而不至侵犯它的神圣性的”[1]53。相比之下,必然性的行为是谈不上道德的,因为必然性的东西并不彰显人性的伟大和尊严;而只有自由的前提下,在众多可能性行为中选择并践行道德准则,方是真正的道德行为,此亦是人之尊严之所在。

  

   二、超验:道德的绝对来源

  

   我们仍然回到文章的开头。人们之所以能评价道德现象,表明须有道德标准存在。倘非如此,我们又何以做出道德评判?然而,如果我们对道德标准进行探究,则又未免进入尴尬的局面。因为,世俗所谓的道德标准(实则为道德现象),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变之中。譬如,在一个时期,节俭是一种美德;然而在另一个时期,比如在驱动经济的背景下,由于节俭不能拉动经济,却可能变成不合时宜的“非道德”行为。又如未婚同居现象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何止是不道德,简直是逆天而行的罪恶;而今天试婚、未婚同居等却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再如,离婚一直为人们所反对,当下人们对离婚的看法却发生了大的转变。诚实、质朴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然而在功利化的时代,这种行为被世俗社会耻笑为不开窍的“榆木疙瘩”……诸如此种现象,可谓多矣!其实,休谟早以怀疑论的目光审视了道德观念,“例如在这一个民族中奉为神圣至上的东西,在别一个民族则反而被认为是可耻的”[2]243。更有甚者,甚至有些道德现象发生逆转,以前提倡的道德当下甚至成为糟粕,成为非道德、伪道德。而今天所提倡的道德,也许,在未来亦有蜕变为非道德的可能?

   试想,假设道德标准真的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人们又能坚持什么呢?

   其实,上述看法、抱怨和困惑,表明人们对道德本质缺乏审慎的反省和追问:因为他们同样将注意力聚焦于具体的道德现象上面,缺乏对道德本质的探讨。譬如,此种种道德现象何以会称之为道德,道德来源于何处?道德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们之所以有上述之评价,尤其表明,人们不自觉地将道德观念仅仅作为一种经验性行为进行考量。然而,本质上道德并非源于经验。道理很明显,倘若将道德定位于经验层面,将导致诸种问题:其一,继续导致上述人们的抱怨和困惑。因为经验性的标准是变动不居的,充满相对性,长此以往,人们又该遵守什么?其二,导致人类的自我矮化。人类之所以伟大、有尊严,根底处在于人们理性下的道德意识(道德感)及其道德感下的实践行动,而经验性的道德经验则远未达此高度。其三,将引发人们对“道德”的追问并导致道德虚无主义:到底“谁”的经验能成为人类共同遵循的标准?是政治家的、哲学家的还是统治者的劝告,抑或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契约?还是根本没有标准?其四,经验性的道德标准恰恰说明人类是不自由的,因为经验为知性所管辖。然而道德须是自由之事,若无自由,哪来的道德?

   既然道德不能由经验解释,那么就必然要从超验维度进行探索。对于道德的最初来源,古代圣哲多从超验维度(或先验)进行阐解。古希腊苏格拉底将德性作为超验(形而上)之物,自不待言;其后的柏拉图亦将至善作为超越人间现象的理型,其形上之义自在其中;殆至基督教,则以上帝之启示作为道德之来源,上帝岂非超越之物?古印度的道德来自“大梵天”之启示,后来的佛教则把涅槃、佛性作为道德之源,此皆非经验所能至;即便被多数人称之为“缺乏宗教意识”的儒家创始人,亦将道德之源定位于“神秘的遥契”——“人与天地的感通”,且此感通唯有发生于“天纵之圣”的大圣人神秘之思中,绝非一般人的经验所能企及。此皆表明,从超验维度探究道德之来源乃古哲之惯用思路。

   由于古哲过于综合甚至笼统,未能对此形上之道德进行更为深入的探析,故亦使得后人对此问题缺乏清晰的认识;又则,古代那种完全靠天启或将“无明证性”的道德律令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使其缺乏理性的追问。倘若,人们对道德进行刨根问底的诘问,则又有可能使得“信仰合法性的问题”凸显出来。

   近代哲学家对道德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康德对道德的形上分析尤其深刻。他对先前人们对道德的混沌之认识进行缜密而清晰的剖析,既直入道德之本质,亦因此构成中西道德哲学贯通之契机。

   康德认为,道德终极来源是形而上的,即超验的、纯粹的。道德的绝对命令不从经验中来,不是经验的东西。“假如决定我们一致的规律只是经验的,不是完全超乎经验,由纯粹实践理性出发的,那末,这些规律怎么样可以认为决定一切有理性者的意志(因而也决定人类意志)的规律呢?”[1]24他进一步认为,“哲学一定要证明它(道德)是纯粹的,是它自己规律的制定者,并非只把一个天赋功能或任何其他监护人类的天性所嘱咐的原则布告于人”[1]43;“出于理性的原则,一切要完全不由经验来的;所以它的无上权威完全在于规律的高于一切的性质,以及人对规律应有的尊重,一点不在乎个人的爱好;否则本人一定要自己菲薄自己,要自己痛恨自己了”[1]43。康德的意思是说,道德最终须来自人的理性——它先天地坐落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之中。道德之本质乃是人之理性所发出的绝对律令(此可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相参)。换言之,乃人之理性(先验之理性)给予自身“制定”了道德律令。

   在康德看来,此超验的绝对律令有三:其一,只照你能够立志要它成为普遍规律的那个格准去行为;其二,无论是你自己或是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目的,总不把他只当成工具;其三,个个有理性者的意志都是颁定普遍规律的意志。[1]36-49三条律令,相互贯通,实则表明一个意思。即,有理性之人,才是道德律的制定者(道德的来源),且规定人同时应当执行自己的道德律令。为清晰计,我们逐条简析之。

第一条,其意在表明,道德律发自理性,但需要强调的是,只有理性之人发出的那“普适用于整个理性之人的律令”才可能成为道德律。譬如,当商人为了其自身利益而撒谎时,那么他就要考虑,倘若每个人都去撒谎,那么势必将造成“此在世界”之坍塌,故撒谎不应成为道德律令;反之,诚实则可。为了保证第一条律令的合法性,康德还用两方面加以限定,这就是第三条律令即“个个有理性者的意志都是颁定普遍规律的意志”所给予的保证。如果说第一条律令,要求遵循从特殊到一般,那么第三条则是从一般到特殊,它表明每个人既是道德律的颁定者,同时也是执行者。而无论制定还是执行,都必须在自由(无待)的前提下,“自由”在康德的道德律中即以第二条律令“人是目的”呈现出来。“人是目的”,实质上意味着道德本身就是目的(因道德律由人之理性颁发),人应当履行自己的道德律令所赋予的义务,只有这样的人方真正配得上“尊严”这个词语。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给出“德行”的定义,他认为,“使人类有责任遵守道德律的那种意向就是:出于义务,而不是出于自愿的好感,也不是出于哪怕不用命令而自发乐意地从事的努力,而遵守道德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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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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