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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王茂荫与晚清外交观

更新时间:2019-07-30 22:31:26
作者: 朱维铮 (进入专栏)  

   自从清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1861年1月20日),北京出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到清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九(1901年7月24日)更名外务部,凡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存在时间长达四十年六个月,却在满清体制内始终属于临时特设的编外机构。

   它初设的曲折,在前已述。古怪的是,这个编外机构,对满清由中枢到地方的法定部门,似乎享有越来越广泛的决定性权威。它的职能,有关近代史论著说法不一。大概地说,它主管外交和外贸,也兼管海关、海防、卖军火、造枪械、修铁路、开矿山、设电报、办同文馆、派留学生等,即与初称“夷务”、后称“洋务”的政军财文事宜,无不插足。它还直辖北洋、南洋两通商大臣,分管职能同样很大,而由直隶总督兼任的北洋通商大臣,后来甚至代替理藩院处理藩国对外事务。

   前篇《晚清总理衙门的名与实》。已提及那四十年满清统治者的“外交”理念变异问题,这里不妨再略陈拙见。

   至迟在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帝自诩建有“十全武功”,那以后满清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认知,便较诸康熙朝发生倒退,表征便是中世纪晚期常见的“天下国家”陈腐观念,重新盘踞意识形态领域。乾隆末至嘉庆间,皇帝对付英国遣使来华的傲慢应对方式,给帝国继君及其臣民作出的表率,那负面作用,已在道咸二朝两次鸦片战争中暴露无遗。

   不消说帝国臣民没有晚年乾隆及其子孙诸帝那么愚而愎。在英法联军打到京郊,被咸丰帝仓猝任为议和钦差大臣的恭亲王,据亲见其人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H.B. Morse)所评,为人并不聪明。但他的主要副手文祥,却是识时务的满洲大臣,(见《清史稿》本传,参前拙文《文祥与总理衙门》)。这位遍历内阁刑礼吏户工五部的满侍郎,于咸丰十年为总理衙门首任三大臣之一,备经同治朝慈禧与恭亲王争夺权力的风浪,在军机大臣兼总署大臣的要职上屹立不倒,个中诀窍,尚待研究。但他在光绪元年(1875)以久病之身,仍晋武英殿大学士,以次辅代未到位的首辅李鸿章主持内阁,且代时已失宠的恭亲王成为事实上的领军机大臣,还照兼总署大臣,可知他在同光间的执政地位,已变得难以动摇。正因如此,他在光绪元二年相继“密陈大计”的两道奏折(均见《清史稿》本传),便值得重读近代史者格外重视。

   或因文祥在久病的床上自知不起,他的两道密折,便显得分外坦率。两折回顾嘉道咸三朝的对外政策,着着失败,以为毛病都出在“人心”,尤其是“君心”总与“民心”背道而驰。令人惊异的,是他居然说,道咸以来中国屡败于西洋各国,最大问题在于西洋各国总顺“民情”,而中国却总不察“民心已去”,以致各国得以投间抵隙。

   文祥的意见,没有超出六十年前龚自珍的《乙丙之际塾议》提出的“自改革”呼吁。但他于光绪元年疏中回溯的一段往事,却引人注目。文曰:

   咸丰六年(1856),王茂荫奏陈夷务,谓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意。引《书》言“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及《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终以君心为证。何其言之危且切欤!欲戢夷心,莫要于顺民心。能顺民心,斯足以承天心,固不待蓍蔡而昭然若睹耳。

   这里提到的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中进士,便在清廷各部沉浮,在咸丰中屡屡上书言事,擢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当时清廷内外交困,京畿通货膨胀。而民间交易通用的铜钱,却因云南铜源被内战阻隔,而导致京畿银贱钱贵。清廷出下策,收取铜钱,回炉重铸,原定十文的份量,当五十、一百乃至当千,导致民间盗铸成风。所谓天子脚下的京畿地区,假币盛行,致使民乱迭起。王茂荫主管户部钱法堂,以为铸大钱名不符实,而嗣后户部又请准皇帝发行钱钞即纸币,却因纸币不能兑换为现银,导致通货越发紊乱。他的货币论,经过在华俄人转述,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C节注83中予以嘲笑,说它被咸丰朝大臣们痛斥,“完全是为商人的利益,而与皇室毫无利益可言”。不想王茂荫由此成为郭沫若等争相考证的晚清中国名人。马克思批判王茂荫经济理论为谬说,当否?是另一问题。但王茂荫作为十九世纪中叶满清大臣中首出的要求根本改变外交理念的人物,却不该忽视。

   上引王茂荫“奏陈夷务”,引经据典来自《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原谓要看天意,必看民意。但王茂荫显然受晚清复兴的阳明学所谓四海之内心同理同的影响,又迎合君心表征天心的观念,再依据满清君主自称眼界如天而高于万民的说法,称道皇帝的眼界当然超越中外分野,平等看待华夷,像《尚书》所说,皇天不分亲疏,只看有德无德。德者,福也,犹如四时的旺气。而今旺气既然在日起争雄的海外诸国,那么它就表征人心天命所归,必将体现于君心。王茂荫的逻辑推论,在文祥看来似属危言耸听,却切中时政,以为正是上承天心而下顺民心以收敛“夷心”的真知。这对一听“和戎”就喊叫离经叛道的理学家,当然是迫其住嘴的策略,同时也为恭亲王一派的对外政策似反祖宗传统观念作辩解。

   满清由雍正到乾嘉道咸五朝一百八十年,不是越来越自称“天朝上国”么?

   这种观念,显然也由自命理学的上书房师傅杜受田的教诲,支配了咸丰一生。他被英法联军赶出北京,被迫在与英法俄三国订立的屈辱和约上盖御玺,却至死拒绝“回銮”,真实理由是怕见欧美各国驻京使节,又怕各国使节觐见不行跪拜礼,使作为天子的他本人颜面扫地。

   文祥首倡设立总理衙门,在代恭亲王起草的密疏中, 还将满清与英法俄的关系,比作魏蜀吴三国鼎立。但通过总理衙门的涉外实践,他很快认知当前面对的欧美列强,绝非汉晋以来分裂时期的纵横捭闔关系可比。“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于屡战屡败的清廷来说,适足以贻讥于“西夷”。他在主办“夷务”之后十五年,终于在临死的床上,决定向“圣母皇太后”说真话,盛称他的见解,早在近二十年前已为王茂荫说出。于是我们的近代史关于晚清对外关系史占支配地位的见解,应否重作讨论呢?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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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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