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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文祥和总理衙门

更新时间:2019-07-30 22:22:23
作者: 朱维铮 (进入专栏)  

   文祥是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创始人之一。从这个衙门于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一(1861年3月11日)正式启用关防伊始,他便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成为恭亲王的主要副手,直到清光绪二年五月初四(1876年5月26日)病逝,担任此职长达十五又两个半月。

   在这期间,满清三易其帝,出现慈禧与慈安两位太后二度“垂帘听政”,而恭亲王与慈禧的叔嫂斗法已导致他三度被黜,因此文祥作为总理衙门的实际主持人,对于咸同到同光之际的满清外交连续与转折的重要性,应说不言而喻。

   据《文文忠公自订年谱》,他是满洲正红旗人,瓜尔佳氏,世居满洲故都盛京,无世职,靠个人苦读,得中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时年二十七岁。嗣后做京官,由主事而郎中而侍郎,咸丰八年(1858)五月,以内阁学士、署刑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见《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随改礼部、吏部右侍郎,又转工部、户部右侍郎。就是说,他四十岁入军机,不到两年已遍历中枢六部的五部。他的政绩不详。英法联军迫近京郊,被吓坏的皇帝准备逃往热河,遭到众多王大臣反对,“军机文祥争之尤力”(《翁同龢日记》咸丰十年八月初一)。或因此,同年八月初八咸丰帝弃圆明园而“秋狝木兰”, 在军机大臣中唯独留下文祥。

   同时,咸丰帝起用御弟恭亲王为钦差大臣,留京为英法联军议和,而指定大学士桂良、户部右侍郎文祥,为其辅佐。恭亲王于外事隔膜,他的岳父桂良年老昏聩,因而与英法联军谈判,唯靠文祥。

   《翁同龢日记》表明,这位咸丰六年状元,早在注视文祥动向。他记咸丰帝出逃后,北京大乱,“署步军统领文祥,忠义奋发,周视九门,守城兵不满万人,驻守各门者多满洲一二品大员,不受节制也。文公力任开仓放米,户部侍郎宝鋆亦力任开库拨银,人心稍定。”(见该日记咸丰十年八月十一)步军统领,相当于后来的首都卫戍司令。但文祥临危受命,北京九门没有一门的满洲驻军将领听其指挥,无非因为品级比他高。他还是与同为关外满人的宝鋆合作,极力安抚京师驻防旗人,使北京免遭更大混乱。

   以后清廷与英法俄相继签订“北京条约”。流亡在热河的咸丰帝及其“总理行营王大臣”,多半照准。留京的王大臣,既然被赋予同英法俄美谈判的全权,既然已享有热河行宫与北京政府及各行省联系中转的特权,而皇帝又躲在热河迟迟不肯“回銮”,那么恭亲王在北京不是朝廷的表征吗?因而,当咸丰十年冬,流亡皇帝因处理夷务而要求恭亲王等“妥议章程具奏”,同年十二月初三(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桂良、文祥便“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表明恭亲王们早有准备。其附件章程六条,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文祥的传记资料,可知这点子是他出的。从此清廷便有了专办外交的部门。

   如前已述,满清自雍正、乾隆父子越来越视国事为皇帝家事,甚至连奉旨可以说话的科道言官,敢于批评皇帝的亲信奴才,也被他们认作干预皇帝的家事,不遭贬黜,便遭流放。他们的继承人嘉庆、道光、咸丰三帝,一个比一个更无能,却越发借口祖制,唯恐政府体制稍有变动,便削弱皇帝的个人独裁。因而,当年咸丰帝批准在北京设置总理衙门,一是强调其性质在于“通商”,二是由给于关防而示其为临时性特设机构。岂知形势已变,恭亲王和文祥、桂良,通过掌握与英法俄议和的全权,而留京王大臣唯彼等马首是瞻,已形成足与咸丰帝及其“总理行营”王大臣抗衡的另一个权力核心。

   于是,咸丰及其行营王大臣,面对重组的权力二元格局,不得不屈从既成事实。经恭亲王一辩,咸丰帝便同意取消总理衙门关防内“通商”二字,等于出默认它是外交部,而不是外贸部。但关防依旧,表明咸丰帝及其亲信,仍视此衙门为临时机构,不可列入祖传的内阁编制。

   结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尽管地位重要,尽管已从军机处夺取了外交决策权,但历经咸丰、同治到光绪三朝,它还是临时机构。直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流亡在西安的慈禧政府,被迫同意辛丑和约,为博“与国之欢心”,而下诏改官制,首先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列于“新官制”之首,就是说时隔总理衙门设置四十年,才将它由临时机构改为正式部门。不仅如此,“新官制”还规定外务部在尚书、侍郎之上,还设总理大臣、会办大臣,等同于内阁总理,其职常由领军机大臣兼任。这个变化,发生于文祥去世四分之一世纪。

   晚清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当时事实上的外交部或更高层次的对外政军商文的统筹机构,在体制中如此重要,却因其临时性,在号称正史的《清史稿》的表志中甚至不列专篇,不仅可笑,而且荒唐。

   满清是保存中世纪中国君主专制形态的最后一个王朝。君主专制,无论古近中外,权力运作的一大特色,就是人治,“人在政存,人去政息”,或者说“有治人无治法”。所谓治人,并非如孔子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是往往相反,“不在其位,要谋其政”。在咸丰朝,肃顺不过是宗室庶子,直到咸丰十年“行在”至热河,才由御前大臣、户部尚书,晋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终身未入军机处,就是说从未有“宰执”名义,却权倾朝野。与他相对,文祥虽早入军机,官仅侍郎,但在留京王大臣中位卑而权重。正如咸丰帝死,肃顺成为热河行在顾命八大臣的实际领袖,而文祥也早为在京的恭亲王第二政府的主要决策者。辛酉政变,恭亲王与慈禧内外勾结,搞掉了肃顺为权首的顾命大臣。其间文祥的作用,史阙记述。但《清史稿》将他与文庆、宝鋆列为同传,特别称道他“洵社稷臣”。美国的中国史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的名著《同治中兴》,也认为他是总理衙门的“主要决策人”。因而文祥在晚清对外关系史上迹近埋没,当然需要再研究。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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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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