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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难产记

更新时间:2019-07-30 22:15:09
作者: 朱维铮 (进入专栏)  

   公元1861年1月20日,当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咸丰帝明发上谕:“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著即派恭亲王奕訢 、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著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二,下引同。)

   这是咸丰帝得到恭亲王三人于同月13日“ 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及附件章程六条,命热河行营王大臣审议后,正式准行的硃谕。它对原拟章程有所改动,最重要的是原件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意为办理一切对外事务,而上谕定名“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将衙门权力限于“通商”即对外贸易。印信规定为“关防”,即明清朝廷颁给执行临时特别任务的官员的长方形图章,表明这个新设衙门,非但职责止于外贸,而且随时可以裁撤。

   恭亲王原来不通“夷务”,在咸丰帝出逃热河前,被迫留京议和,由其岳父桂良和早任军机大臣的文祥辅佐。之后,从惧洋到知洋,恭亲王也对其兄咸丰帝面对洋人色厉内荏的心态洞若观火。恭亲王等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以后,深感清廷于“夷务”处理混乱不堪,弊在体制。朝廷各部和地方督抚司道,面对涉外的政军商教事务,都需处理而无章可循,不知所措又必有所措,常因小事却酿大祸。他们是否在与英法俄美使节谈判过程中,得知后者俱受本国外交部门指授,从中得到启迪,萌生帝国外交也应建立专门衙门的共识尚不清楚。但由他们共拟的章程,指出外交应统筹全局,设置事权归一而章法分明的总理衙门,却不可不说他们已觉察到外交体制需要走出中世纪传统,适应国际交往的现状。

   当然恭亲王他们很了解传统权力机制。尤其咸丰初恭亲王曾任领军机大臣,不久便因太能干而被其兄咸丰帝罢官,遣回上书房重作学生。他因乱复出,与英法俄美议和,居然在签订新一轮屈辱的《北京条约》之后,英国联军依约撤出北京。于是满清官绅士民,交口称颂恭亲王折冲尊俎有功。他与桂良、文祥,遂借机向咸丰提议设置专办外交的衙门。前揭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他们的联名奏折,劈头所述此前六十年的帝国外交失败史,颇有趣,引如次:

   “窃为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

   论者引历代夷患为前车之鉴,专意用剿(按,用兵为剿,议和称抚),自古御夷之策,固未有外于此者。

   然臣等揆时度势,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佛、米从而阴附之。(按,佛指法国,米指美国,原文英、佛、米三字,均有口旁。)

   窃谓大沽未败以前(按,指1860年8月15日,僧格林沁亲王奉咸丰帝密谕,弃守天津塘沽要塞之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按,指1860年10月13日,北京留守王大臣,从英法联军通牒,开放安定门,容联军不战而入京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就两者轻重论之,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

   自换约以后(按,指1860年10月24、25日恭亲王在京中礼部,与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相继签订北京条约,并互换天津条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

   末语“前代之事”,并非远指。明崇祯十七年(1644),吴三桂引满洲八旗入关击败李自成军,长驱直入明都北京。然后鹊巢鸠占,从此满清将北京作为征服全国的号令中心。时过二百十六年,英法联军侵占清都北京,竟未如法炮制,没有如当初满洲那样在北京另建新朝,却信守条约,退出北京乃至回师其国,怎不使这帮满洲王大臣诧异?他们绞尽脑汁也想不通个中缘由,可以理解。难得的是恭亲王,也许首先是文祥,由这一事实开始领悟,他们祖辈恪守的丛林法则,在当前域外世界已被另一种法则代替。他们于是想到仿效。尽管还自欺欺人,说是对这班远夷,“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其实以为学彼等作为,“自图振兴”,才是实话。

   咸丰帝既然闻夷而逃,甚至在热河也感到不安全,想逃到更遥远的西安,那他在恭亲王签订《北京条约》后,仍用种种托辞,拒绝“回銮”北京,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他还自以为有力量迫使北京留守政府就范。证明就是恭亲王们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无力阻止,仍想限制,规定其权止于“通商”,颁布“关防”以示该衙门不过是临时机构。

   恭亲王们似乎逆料流亡核心将出此招,于前揭奏折及章程之后还夹有几通密奏附片。其中之一,声明章程第二则要在总理衙门之下,增设天津通商大臣,理由呢?“如天津办理得宜,则虽有夷酋驻京,无事可办,久必废然思返,是天津通商大臣最关紧要。”清英、清法北京条约不是明定列强公使可以常驻北京么?皇帝迟迟不肯“回銮”,不是最怕夷使坚持觐见又拒绝跪拜而大扫面子么?照恭亲王、文祥设计的章程,那么有天津通商大臣和总理衙门两道关卡,皇帝颜面当得保护。

   不宁唯是,恭亲王们又奏英使威妥玛“来京探询片”。片谓威妥玛抵京,实因怕驻津英军尽撤而于条约实行不利。“臣等相机开导,以释其疑,微露有设立总理外国事务衙门,专办外国事务。该公使闻之,甚为欣悦,以为向来广东不办,推之上海,上海不办,不得已而来京。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处地方,则数十年求之不得,天朝既不漠视,外国断不敢另有枝节各等语。”照此说来,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得二十年来屡成天朝首患的英国支持,皇帝岂可不准所奏?

   如前所述,咸丰帝准奏了,却还想限制该衙门权力为做生意,更只许它作为临时机构。对此,恭亲王等岂会退让?同年1月26日,在京的恭亲王、文祥奉到咸丰帝1月20日硃谕之后,便再上奏折附片密陈,说:“该夷虽惟利是图,而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为通商,防我轻视。今既知设有总理衙门,则各国与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为之总理,藉以通达其情。若见照会文移内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专办通商,不与理事,饶舌必多,又滋疑虑。”

   怎么办呢?恭亲王们当然表示全力维护皇帝权威,既然上谕不可改,唯有两个办法,一是告知那班夷酋,“臣等即系总理各国事务”,二是行知礼部,将铸造关防中节去“通商”二字,“嗣后各处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该夷有所借口。”

   可怜的咸丰帝,已经丢失首都,幸得其弟恭亲王说退夷人而复国,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他只好在“奕訢等又奏请关防及行文不用通商二字片”上,硃批“依议”。

   于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了,还因“军务”与“外国事务”的纠葛越发不清,该衙门的权重越发超过军机处。那是后话。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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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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