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按】

香港围绕反修例接连发生暴力冲突事件延续至今，北京的态度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不久前，接连传出解放军或介入的声音，亦有一些港人担忧香港乱局会倒逼北京加强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北京时间7月29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首次针对香港问题召开记者会，重申了对林郑及警方的支持、理解和尊重，并多次谴责暴力行为。

围绕今次的记者会，以及北京接下来可能的作为，多维新闻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田飞龙。在田飞龙看来，北京已经态度明确，会将主导权交由特区政府，寄希望于香港社会展开反暴力、护法治的自觉行动。以下为访谈实录。

多维：这是港澳办首次针对香港问题召开记者会，各方的关注度很高，但从内容来看，好像大家的期待值有点高，没有一些“重磅”的东西出来。

田飞龙：其实跟既往的表态差不多，但有一些根据运动情势发展而做出的清晰判断和指导性意见。

多维：所以你怎么评估北京目前针对香港问题的考量？

田飞龙：我觉得北京目前的考量是看到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近期在处理暴力升级和示威活动的时候，保持了基本的定力、专业以及效率，从初期的仓促被动中逐步走出来，并且摸索出了一套针对这种周末暴力示威活动的控管的规律，所以会更加有信心，由特区政府在自治范围内处理目前的事态。这也是对香港高度自治能力的一次现场测试，中央需要观察和检验，在提供基本政治支持的同时看着特区政府来“答卷”。过关了当然很好，是“一国两制”生命力的又一次证明，也有助于国际社会正确理解和认同“一国两制”。

多维：如果是“做最坏的打算”，北京会采取怎样的手段？香港各方都很关心，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到不得已的时候。《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不久前列举了三个可能性。

田飞龙：我倒不觉得是越来越糟糕了，尽管示威者已经涉及有攻击性的武器，有更加激烈的暴力因素，反而警方在针对这些活动的时候，显得更加专业，更加坚定有力地去反击，并且网上的舆论也出现了缓和与回转。这些都有利于特区政府更加自觉和自信地去确立自己的管治权威，恢复法治秩序。在形势缓慢转变向好的情况下，中央更不宜以更加强硬的姿态去介入，而是要去做好对特区政府的支持的动作，也需要激励和引导香港社会及民众去支持特区政府的自治管控努力。

今天在发言表态过程中有四个坚定支持，而且我看到第四个坚定支持也说得非常好，说坚定支持爱国爱港力量捍卫香港法治的行为。我觉得这个是意有所指。可能是对警方之外，出于义愤的群众自发的自卫行为，北京是予以肯定的。这不一定确指元朗事件，但却提示了中央的一种思考方式：在警方能力不足而示威者暴力过度施展的条件下，香港民众自发的抗暴护法行为不仅是合法的，也是正当的，属于正当防卫，在香港法律和一般法理上均可成立，也是中央赞许的“爱国爱港”范畴的正义行为。这种民间性的正当防卫机制，是警民合作的一种理性行动模式，不是所谓的警黑勾结。这就给凭借暴力肆意侵入香港社区进行破坏行动的黑衣人及背后组织者以极大的社会震慑力。当然，如果这种自发的正当防卫行为存在黑社会势力因素，应当严格剔除出来，由警方予以处置及检控。

不管是黑衣人还是白衣人，法治才是最终的判官。理性而权威的法治必然需要区分对待和平示威者和黑衣人施暴者，也要区分对待白衣正当防卫者和涉黑施暴者。中央支持的仅仅是“爱国爱港力量”捍卫法治的行为，是对警察能力不足的社会性补充与协助，而绝对不可能支持另外一种违法的暴力行为。

多维：记者会上也有媒体问到两个很关键的问题，一个是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一个是会否改变选举的方式，发言人针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规中矩。

田飞龙：对目前香港的选举制度而言，会维持基本不变，但是应该会进一步去加强选举上的比如说确认书还有参选资格审查机制，应该会要确保参选人要拥护基本法和香港特区，不能够让暴力活动的参与者进入权力架构，从内部去颠覆香港的民主制度。这方面我觉得会在现有选举制度的基础上加强选举程序的控制。至于选举的民主化方面，发言人提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仍然是有效的法律基础，因此“八三一决定”是无法绕开的，即便重启政改也是从这个决定开始。不过，以香港目前的过度政治化态势以及共识程度，尤其对国家安全的认知与保障条件，在这一决定下的重启都很有难度。我的理解，唯有香港反对派转化为“忠诚反对派”，回归“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轨道，国家安全获得香港社会共识与法治保障，双普选的政制改革大门才能重新打开。

至于你提到的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北京应该会在两个方面有所作为。一个方面是支持特区政府进一步在民生政策上做推进，尤其是去拆解香港的地产霸权，更加有力去推进公共住房计划，为香港人的居住正义以及发展正义提供一个本地政策框架内的最大空间。第二个方面是用好大湾区框架中对香港政策利好的方面，为香港本地资源不足做补充，也为青年人更大范围的发展提供平台和机遇。

多维：你提到这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此前访问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的时候，她也有提到，用她的话来说，“换人不换局”香港问题难解决，但是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局”要怎么换。虽然路径有了，迫切性也在，但就是破不了。

田飞龙：这个局是香港历史复杂演变造成的，是多方既得利益者博弈所致，确实靠香港本地的力量很难去破解，无论是传媒，还是反对派，还是管治队伍，都深深陷在这个局当中，所以需要外部的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就需要北京对特区政府，尤其是特首要严加督促，可以用行政指令的方式，要求其重点针对民生领域的政策做一个推进。通过北京对特首的行政指令，可以以公函的公开的方式呈现。因为之前已经有公开指令了，就是就香港民族党的报告，做一个公开的反馈和指导。这一次可以就香港的住房政策问题表达中央的关注和指导意见，这样能够增强特区政府在推进这些民生政策时候的权威性和力度，集合香港多数民意共同回击地产霸权，推动香港住房正义的政策性实现。

多维：这种“严加督促”会不会引发香港社会进一步反弹，认为北京是在僭越，是对香港高度自治权的一种侵犯。

田飞龙：不会。你一定要搞清楚一个规律，凡是有利于增加香港民生福利的，香港社会不会持续性反对，比如一地两检。凡是引起香港社会既有权利减少的，比如逃犯条例，那么香港社会会一致反对。所以，中央明确通过行政指令，督促特区政府推进民生，就像一地两检一样，会遇到一些阻力，会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会试图阻止，混淆视听，造势对抗，但是大势所趋，我觉得香港民众心里是亮堂的，特区政府有理想和责任作出改变的官员也会心领神会，智慧地加以推动和突破。有了中央支持和民意托底，香港资本主义的扭曲和压迫性质才能得到真正的制度性修正，香港资本主义才不会“愈演愈恶”，甚至到了折断民生基础与“一国两制”制度底线的程度。

中央要着眼香港“一国两制”的战略大局以及香港民生的根本政治重要性，超脱对香港某些既得利益的政治依赖，在保护其合法利益的同时严厉批判并修正其非法的权力俘获与压榨剥削行为，将“一国两制”的民心民意基础予以结构性拓展，如此才能真正保障“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实施不变形，不走样，也才能真正从“人心政治”的高度回击本港反对派和外部势力对民意的政治劫持和滥用。

多维：所以这是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实现对立统一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田飞龙：是的。其实上一次一地两检就是两者高度结合的典范，这一次如果在民生住房项目上，中央和特区政府再联手，再漂亮地打一个政治上的翻身仗的话，对香港管治和民生都有大的帮助。这也是挽救林郑政府经过这次逃犯条例风波而威信冰点化的很好的政策突破口。

多维：但香港主流民意现在对特区政府尤其是林郑已经是失望透顶，可能做什么说什么都不买账，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可能“联手打一场漂亮仗”吗？

田飞龙：对特区政府，中央不能仅仅是讲坚定支持，还要讲要严格督促，对特区政府也要有批评和督促，要督促特区政府善尽民生保障政策责任。民意也是就事论事的，是可以通过利益调整和民主程序扩容来争取的。这取决于中央支持、督促她做什么事。很多事情不是看暂时的表态或一时的民调，而是说因事而异，要看具体政策事项和政府管治作为的效果。今年十月份的政纲，是林郑政治翻身的一个关口。中央会支持，但关键也看特区政府能否负重奋起，勇敢检讨，精巧治理。如果被运动过程吓破了胆，以为什么事都不能做，一味保守求稳，反而进一步辜负中央信任和期待，更是对香港社会与民众的不负责任。

香港不需要“维持会政府”，需要的是中央信任下“为香港人民服务”的有为政府。林郑的胆气与智慧将经历更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但也是她整个政治生涯“绝地求生”的重大契机。她会不会成为香港回归以来第一个政治意义上从“公务员”转型成功的香港“政治家”，在“一国两制”内部服务香港民众并对中央负责，两方面都做得好，这是她一辈子的历史定位问题，我们拭目以待。

多维：其实北京通过港澳办的记者会直接指出特区政府的一些手法上的问题，又能如何呢？实事求是指出存在的问题，比一味地“支持、理解和尊重”可能效果要好。

田飞龙：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公开地、明确地指出过特首的工作失误，但我相信在内部一定展开过严厉的批评和检讨，特首也一定有压力去反思和整改。确实如你所说，不能特首做什么都是支持。实际上新闻发言人在回应中有对特首的间接批评，但抱持一种希望特区政府自己检讨和改好的期待。还有一点，施政好坏中央要有一个评价，比如对香港人反映出来的合理诉求还要监督她去回应，这样可以让中央政策方面得分。我觉得中央是考虑在目前环境下特区政府管治威信已经严重受损，需要突出“支持”性立场，但不排除过一段时间以适当方式进行施政上的监督和问责。我觉得中央对特首团队的问责机制在近年来已有一定的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发展，但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增强程序问责机制和透明化，增强对特首团队施政的公开评价与监督指导，等等。

多维：至少会部分地拉进北京和港人的距离。

田飞龙：其实也有在这方面努力，比如涉及元朗白衣人事件（剔除可能的涉黑因素），北京不仅支持警察，还支持民众自卫的行为，要不然会让人寒心。民众出来也是反暴力，护法治。此外，对作为运动背景因素的民生疾苦，发言人也表达了直接的关切及中央在政策上的支持和督促意向。但是它确实有不足的地方，对特首的施政督促职责没有特别明确地讲出来。

此外，还可以明显看出来北京的态度是希望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反对暴力、恢复法治来自救，尽最大可能在自治范围内处理问题。这其实也是中央的最佳策略。因为一旦中央强硬地直接介入，包括解放军介入，就会导致“一国两制”的国际声誉降到冰点，而且更关键的是，介入之后如何重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现在中美贸易战鏖战正酣，很快要在上海恢复谈判，大湾区战略又在实施推进，香港仍然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性平台之一。如果此次成功能够通过一些中等偏温和的手段，让特区政府动员香港社会自己度过这个危机，这样就既可以证明高度自治有能力，同时也证明中央严守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和边界，这是最好的结果。新闻发言人的整体立场体现了对这一最好结果的理性自觉与追求。

但反对派不一定喜欢这样的和局，背后的外国势力更是焦躁不安想破局，以“解放军出动”作为极限政治成果来追求。这是乱港祸国的一部分反对派及外国势力的极端恶毒的企图，对香港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造成不可逆转及弥合的危害，更是对中国的发展利益造成结构性伤害。新闻发布会就是要唤醒香港民意，激励特区政府，共同应对当前危机，为追求最符合香港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和局”做出各自的努力与贡献。我相信任何一个真正爱香港与爱国家的人都会同意这样的一种和局前景。

多维：现在最迫切的是怎么恢复秩序。

田飞龙：对，这次发布会里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要坚定支持司法机构惩治犯罪行为，这个司法机构是包括法院的。所以这相当于也是给法院一个信号，就是不能再像占中判决一样拖延、纵容、偏袒，而是要看到香港法治的根基动摇和秩序危机。法院要承担起维护基本法和香港法治的宪制性责任，从终端机制上严格划清合法社运与违法暴力的规范性界限，通过严惩违法暴力者来保护香港法治秩序，也是在保护和平示威者。必须在和平示威者与违法暴力者之间进行法律责任上的差别对待，法治信仰才能重新确立，法治秩序也才能重新巩固。如果良莠不齐地一概放纵和放生，那就是对和平示威者的严重不公和羞辱，也是对基本法保护的合法示威权利的篡改和颠覆。

可悲的是，黑衣人不断加码的暴力行为似乎表明：他们现在唯一关心的目标就是集体免罪，但却通过不断犯下新罪的方式来追求，真正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不得要领，可悲可叹。最可恨的还不是一线的青年黑衣人，而是幕后策划者，是他们的卑劣政治利益和精神蛊惑导致青年人陷于法治的不赦、不义境地，自身却逍遥法外，疯狂抽水分赃，颇有“政治嗜血者”的阴郁形象。对后者，不仅其心可诛，更应当长线追踪、揭发、检控和惩治。黑衣青年人中也必然会出现幡然悔悟及揭发立功者。因此，那些“政治嗜血者”若不即刻逃逸，恐在香港社会和法律上也将难以立足，身陷囹圄是迟早的正义惩罚。即便逃到天涯海角，从犯罪心理学和伦理学来看，“心罚”才是无可逃避的终极性惩罚。

多维：这样的记者会会不会常态化？

田飞龙： 应该是特例。但若按照事件重要性及一定周期采取这种新闻发布会形式，也可以逐步确立中央管治权的日常形象及对港影响力，是值得考虑的一种制度机制。

（原载多维新闻网2019年7月29日，感谢记者吴婷的专访及专业高效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