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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邮生:中美战略竞争何以避免?

——从休•怀特的“中美分权”论谈起

更新时间:2019-07-30 09:02:55
作者: 洪邮生  
美国虽然声称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可以理解地不会与中国共享亚太的主导地位,而是像G. 伊肯伯里等美国主流学者早就主张的那样,强化与其盟国的关系,将中国的发展纳入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制度、规则)之中。伊肯伯里当时建议美国与欧洲加强合作以应对中国的挑战,而亚太“再平衡”战略则强调美国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关系,其实是异曲同工。

  

   指望美国与中国“分权”恐怕只是一种非现实主义的设想,同样重要的是,“分权”论本质上还是落入了传统现实主义思维的窠臼,它将国际政治等同于旧式权力政治。进一步从逻辑上说,怀特意识到亚太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大国,因此提出“亚洲协调”的概念,但又说中美划分“势力范围”不涉及其他大国,这在现实中难以做到;况且如梅德卡夫所说并不具备日本成为“亚洲协调”中的大国的条件。因此怀特的“中美分权”在逻辑上便存在着悖论。至于怀特以“大国协调”为理由排除其他亚洲国家,使中美“分权”等同于中美“共治”,则不仅违背国际关系准则,而且会引起它们的不满和疑惧而遭到抵制和拒绝。因此,怀特的“中美分权”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三、寻求共同利益:超越区域层面

  

   “国家利益”既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一国对外政策所追求的核心价值。怀特的“中美分权”说体现了防御性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审慎,即美国应该现实地、理性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审慎地制订自己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笔者认为,怀特的逻辑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他主要是从美国利益的角度看待中美在亚太的战略竞争态势和探讨其解决之道,并没有充分论述真正的“中国的选择”即中国如何或应该如何对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作出自己的战略选择,因此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面之词。

  

   中美合作的基础是寻求和拥有共同利益,两国之间的利益交集越大,合作的可能性也越大。如上所述,怀特的分析在空间上基本局限于东亚地区。人们可以理解的是,这一区域是中美最可能形成战略竞争甚至冲突的地区,理应予以特别关注。然而,笔者认为,如果以避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为目的,作为世界大国,中美之间共同利益的寻求还需要从其他层面、尤其更为开阔的全球层面来考察。

  

   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美国和中国对维护世界秩序和经济繁荣都负有重要责任。英国著名学者赫德利·布尔在其名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中对大国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由于“国家在权力上的不平等使得国际关系格局简单化,并确保某些国家说话算数,而其他国家则没有什么发言权”,大国作用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1)维持总体均势;(2)避免危机和控制危机;(3)限制战争;(4)单方面行使地区主动权;(5)势力范围、利益范围或责任范围;(6)大国一致或者大国共管。

  

   由于大国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与它们的全球责任有着密切联系。“大国为处理相互关系所采取的行为直接导致它们试图指导或管理整个国际社会的事务;大国利用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超群实力地位而采取的行为,成为它们有效地处理相互关系的前提。”布尔的这一观点清晰地表明,大国之间关系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大国关系本身,它还影响到世界秩序的塑造和全球治理;反过来,它们相互关系的处理,亦受到后者的限制,即它们在世界事务中能否进行合作是其“有效地处理相互关系的前提”。这一点与笔者所提出并强调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中美之间寻求共同利益或互利共赢,除了像怀特考虑的那样需要在东亚地区进行合作、避免战略竞争,还需要在更广阔的全球层面上,通过全球性和其他地区性问题的合作,加强互信和增进相互利益的交集,它将制约双方在东亚的博弈而有助于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

  

   全球层面的合作影响大国双边关系确实具有其逻辑性。一方面,全球性问题不仅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而且与大国的切身和长远利益息息相关,有些问题的应对更是迫在眉睫。20世纪新的全球化兴起以来,大量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它们在空间上具有跨国界性,在时间上持久存在,在性质上涉及非传统安全,影响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因而在各国政府议事日程上越来越上升到突出或显著地位。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的应对和治理需要各国的合作,而大国负有更大的责任,它们在目标上相对来说易于达成一致,但知易行难,在解决方案上达成共识殊为不易,即使超级大国也难以主宰。美国《外交政策》近期载文指出:“目前美国仍可称为‘最强大国家’,但与其他国家相对实力差距正在缩减,环顾全球,中国、印度、巴西、欧盟待扮演更重要角色,俄罗斯仍然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左右局势。污染、病毒等成为全球化问题,美国难独力解決,无法再像以往只手操纵他国命运”。而作为正在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全球性问题以及地区性问题的治理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中美在这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也在所难免,但双方的利益交集却有着很大的空间,也有深化合作的条件。例如,美国政府表示,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广泛的联合规划和倡议与扩大各种途径应对共同的地区和全球挑战,例如伊朗和北朝鲜的扩散关切、苏丹和南苏丹的冲突以及气候变化”来谋求共同利益。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倪伟立(Vali R. Nasr)指出,“中国不仅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中国在中东、非洲甚至在拉美都有影响力,而且影响力还在扩大。因此,对于美国而言,和中国打交道,肯定不仅仅局限在亚太”。依据布尔的观点,全球层面的合作将有利于中美关系向良性互动方向发展,理性处理两国在亚太区域问题上的矛盾。可以认为,超越亚洲的全球层面的合作将是舒缓中美两国在亚洲战略竞争态势发展的非常重要的途径。总之,超越双边关系的结构性问题和竞争性因素,在全球层面上重视谋求合作和互利共赢的新的“增长点”,将有助于稳定和加强中美双边关系、反过来有助于有效地处理其特定的敏感问题。


四、“新型大国协调”与中美战略竞争的避免


   那么,中美能够在亚太避免战略竞争吗?或者说,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而引起的大国冲突悲剧的历史宿命能够被打破吗?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中美避免在亚太进行战略竞争的条件。

  

   中美的利益交集是否大于利益分歧?如上文所述,中美在应对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它们将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合作提供有利的条件。同时,中美之间在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上有着共识,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文化和社会的交往也空前密切,以至于人们一般认为,尽管中美仍然存在着摩擦和政策分歧,但两国利益的交集已使得其武力冲突既不可能、也不可想象。但是,在战略层面上,正如怀特所论证的那样,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仍然是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乃至当今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因而成为美国潜在的对手。然而,笔者认为,从中国对外战略的目的、意图和能力三方面来考察,它既不具备挑战美国地位的目的和意图,也不具有这样的能力。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战略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反思。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在经济文化上长期领先于世界,但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的崛起反衬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停滞,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下中国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深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真谛。同时,中国历史文化中“王道”和“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这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有着历史和现实深层反思的思想,其核心是它一再申明的“不称霸”,不仅现在不图谋霸权,而且强大起来后也不会称霸(“永远不称霸”)。

  

   中国现在致力倡导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看上去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实际上却是务实的,其中体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目的,同时其意图也得到了彰显。2013年9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引用习近平主席的概括阐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在这一非常重要的中国政策意图阐释中,除了提出中美之间的合作和相互尊重外,强调了两国的“兼顾对方利益”、“深化利益交融格局”的“互利共赢”的利益观。王毅外长则把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精神实质概括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事实上这乃是中美两国维系合作的主要基石。

  

   退一步说,中国也不具备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实力。正如国外许多学者和媒体所评估的那样,无论在经济、军事以及“软实力”等方面,中国与美国相比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中国严肃的学者对此更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由于周边复杂环境的制约,中国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国际安全态势,特别是中国国内存在着诸多发展的困难和问题,需要花费相当的气力来解决和应对,中国政府在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时,总是把国际局势的和平稳定和国内发展的有序平稳放在第一位。无论国外的“两国集团论”还是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都不利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繁荣,更何况如上文所说,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外交政策原则而反对零和游戏,即使实力再强大也不会走上谋求霸权的旧式强国发展之路。因此,中美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重大核心利益的直接冲突,反过来合作共赢却有着现实基础。

  

   中美之间存在着经济相互依赖的纽带和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但是两国避免在亚太的战略竞争并不会水到渠成、“新型大国关系”也不会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因为两国之间毕竟存在着不少利益矛盾和冲突,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客观上确实会引起美国的怀疑和警惕,进而引起局势的误判并在其战略和政策上表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美战略互信问题受到了重大关注,它被认为“在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中占据首要地位”。美方认为“中国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并据此产生担心”,而中方认为“正是美国的政策、态度和误解导致了两国之间缺乏相互信任的状况”。

  

那么,中美之间能够建立起互信吗?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来,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和“自助”的不可避免,国家间缺乏信任是题中应有之义。信任是人类认知领域的一个概念,客体的复杂性加上认知的复杂性决定了达到互信的困难,国家间关系中的互信尤其难以做到,遑论持久了,因而便有了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的名言。因此,在既往的国际关系史中,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权宜之计易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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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扬子江智库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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