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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 寇静娜:“黄背心”政治与欧洲能源转型

更新时间:2019-07-30 08:29:50
作者: 张锐   寇静娜  

  

   法国“黄背心”运动是二〇一八年引发全球关注、震荡欧洲政治的“灰犀牛”事件,起因是为加快能源转型、减少碳排放,法国政府决定加征燃油税。从十一月十七日开始,法国各地出现了以穿着黄背心上街为标志的抗议游行。最初,法国政界和媒体都以为这是一场稀松平常的民意反弹,但它很快演变为一呼百应、持续扩大的全国行动。全国共有七十二万人参与包括十二月八日在内的前四次抗议;截至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抗议游行连续在十五个周六“如约而至”。“黄背心”运动具有典型的民粹主义特征,它强调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对立,指责马克龙的政策仅服务于精英阶层,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其行动有自发性,运动的兴起与任何政党、工会组织无关,抗议者依靠社交媒体相互联系,始终强调政治中立性和拒绝“被代表”;属于非理性表达,一些极端团体、暴力群体混入其中,到二〇一九年二月中旬已有近一千八百人因暴力行为被捕;且号召直接民主,不少抗议者强调“现在需要一套直接民主的体制,能够通过公投直接影响国家的法律”。

  

   尽管“黄背心”运动逐渐囊括各种利益诉求,但燃油税争议构成了整场民粹运动的导火索和核心议题,一个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的政策引发了“一场撕裂中间派城市精英与批评体制的民粹主义者的深层次文化战争”,造成了法国自一九六八年以来最严重、最持久的社会动乱。这一事件显示了欧洲引以为傲的能源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以反对能源转型政策为主要诉求的民粹主义具有强大的煽动性、扩散性和破坏性。对于这一源自能源领域又波及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重要现象,中外学界目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们尝试以能源民粹主义为核心概念,对“黄背心”运动做一深入解读。

  

一、能源转型为何激发民粹主义

  

   在当今世界,面对全球变暖、环境恶化、能源贫困等棘手问题,能源转型的核心任务是建设清洁、低碳、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扩大可再生能源开发,提高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和电能中的比重;促进化石能源清洁化及直接减少化石能源使用;提升能效和电气化水平。能源转型已成为全球参与的集体行动,到二○一八年六月,一百七十九个国家政府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五十七个国家制定了电力部门完全去碳化的计划。其中,欧洲各国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它们往往先于世界其他区域的国家遭遇转型进程中的问题和障碍,而能源民粹主义显然是其中一个易发且难以回避的挑战。

  

   能源民粹主义指由能源议题引发的强烈政治表达,指向在能源系统、能源转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和社会不公。在诉求实质上,能源民粹主义具有民粹主义思潮或运动的一般性特点,包括:反精英主义,宣扬政治极化,把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塑造为两个理念分歧相距甚远、利益诉求高度对立的阵营;反建制主义,批判现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要求公众创议和直接民主;反智主义,缺乏根据地怀疑或反对科学知识,鄙视或轻蔑技术专家、知识分子。能源民粹主义在当今世界是个普遍现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存在着和欧洲相同或相似的偏激观点和民粹运动,拉美的能源民粹主义主要针对大型水电开发或跨国电网项目,我国北方地区近几年的煤改气、煤改电曾引发网络上出现不少民粹色彩的反对言论。

  

   能源民粹主义的兴起会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的触动,如逆全球化思潮、民主化转型和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推广,但主要来自能源系统的自身特点和问题。在很多研究话语中,能源转型是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治理手段:在能源领域,促进各国的能源独立和能源安全,使每个国家拥有充足可靠、自力更生的能源供给;在经济领域,助推新一轮工业革命,创造大量商机和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在环境方面,减少各类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很多人在表示支持能源转型的时候,都会强调上述收益,但从未真正了解能源转型也可能是麻烦的来源。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输送和消费会衍生一系列外部性问题。“最常见的担忧可能包括:大坝造成水质改变、老化,大坝后方温度更低;大型风电场不仅与环境美观不协调,还会产生噪音污染并且导致鸟类死亡;大规模种植单种栽培的生物燃料作物会导致化肥浸出,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扩大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作物数量也引发了人们对于食品价格长期影响的担忧。”可再生能源时代已经或可能出现国际争端,包括:各国围绕清洁能源技术竞相设置贸易壁垒,发动贸易战;清洁能源装备的大批量生产导致稀土资源供应的高风险,未来可能引发能源大国对稀土资源的争夺;建设在国际河流上的大型水电项目常引发上下游国家的纷争,塔吉克斯坦的罗贡水电站、埃塞俄比亚的复兴大坝都是导致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的在建水电工程;跨国电网在促进清洁电能的高效配置的同时也使一些国家面临能源安全脆弱性问题。

  

   起步阶段的能源转型容易造成公众用能成本的大幅上涨,增加生活负担。这主要由于“大量昂贵的现有能源基础设施和原动机都存在较大的惯性,而建设新的转换设备和新的输配网络又需要很多时间和资本投资”。以德国为例,由于可再生能源附加费的不断上涨,二○○○至二○一三年,德国平均居民电价从13.64欧分/千瓦时上升到29.19欧分/千瓦时,上涨幅度高达114%,高出欧盟平均水平近50%。二○一四年,因无法支付电费而放弃使用德国国家电网的家庭达到了三十五万。

  

   基于能源转型的全民性特点(需要全民参与,影响也波及全民),转型进程中的这些问题容易被迅速政治化,尤其是当问题威胁或损害到某个、某些群体的切身利益时,民众的不满情绪和激烈诉求容易集聚,并诱发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

  

   此外,欧洲存在能源民主的传统和潮流,势必在新形势下有所体现。目前,欧美学术界对能源民主的定义仍缺乏共识,但各方普遍认同这一概念指向的是能源领域去中心化的治理模式、自下而上的公民倡议或行动。对于倡导能源民主的学者和公民团体看来,能源部门始终是一个高度集权、仅容纳经济政治精英的封闭决策体系,“无论是能源开发的选址,还是能源相关的立法,往往都是限制而非拓展公众的参与和介入”;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都被政治精英们边缘化了,包括“谁会在转型中受益,谁会损失,谁的声音会被聆听,什么样的能源安排对大多数人有利”。针对上述结构性问题,能源民主的核心主张是应在能源决策中实施民主程序或践行直接民主,把决定一国能源系统构成及其演变的权力从少数政商精英的手中转移到社会公众,尤其是让低收入群体在选择能源产品、决定能源价格方面拥有更大话语权,形成一种以地方层面的社区或社群为决策主体的“去中心化”治理模式。波兰的绿色研究所(Green Institute)把能源民主归纳为三个主要诉求,包括赋权于民、创造属于公民的能源部门及使社会获得对能源资源的控制权。

  

   欧洲的能源民主具有历史的积淀,在转型时代出现了崭新的实践形式。一方面,民众公共性诉求始终活跃于能源领域,以反核电、反高油价为主要诉求的草根运动在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一度十分活跃。另一方面,技术变革为公众践行能源民主提供可行的实现路径。通过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每个家庭、每个社区甚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微型的能源工厂,打破对能源生产的垂直垄断”,“形成水平分布和网络扩散式的合作式能源开发与使用架构”。当前一个典型实践是日益兴起的能源合作社,即民众通过组建合作社性质的企业,集中资金和闲置土地,开发规模不等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项目,售电给电网公司获取收益。二○一六年,在德国,近一半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产自合作社;在丹麦,23%的风电来自合作社。对能源民主的倡导者而言,能源合作社使能源转型不再只是技术的转型,而成为能源拥有者、利益享有者的转型,“使社群成为控制能源的‘超级力量’(super powers),而避免让国家行为体形成能源霸权”。

  

   尽管能源民主具有积极效应,但其主张和行动可能引发民粹主义。首先,能源民主“蕴含潜在的、具有冲突性的多元化”,在鼓励各种主张的同时也可能激化不同群体间的矛盾。譬如,能源民主倡导发展可再生能源来赋予民众在能源事务上更大的参与权、决策权,但可能产生一种反噬效应,即当民众获得更大程度的民主的时候,可能会因个人利益或短期利益反对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或项目,滞缓能源转型速度。其次,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常以能源民主的名义宣扬立场,笼络民意。他们宣称:“能源转型只有对本国人民形成直接甚至独享的收益时才具有合法性;满足本国人民的能源利益诉求远远重要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承担其他国际责任;掌权的政治经济精英把环保意识、欧洲一体化目标或他们的群体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通过对英国右翼民粹政党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上述观点加重了该国的能源民粹主义,使能源转型无用论得到更大范围的扩散与认同。


二、欧洲能源民粹主义的主要诉求

  

   目前,欧洲能源民粹主义的总基调是质疑能源转型,指向各国内部具体的政策、实施方案或开发项目,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反对由转型产生的税费。各国能源转型都须调集充足资金,投资新能源的基础设施,升级能源生产、输送和消费系统。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很多时候不得不向公众征收相关的税费,而征税、收费的行动很容易激发民粹主义。以“黄背心”运动为例。燃油税是马克龙政府能源转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二○一七年上任以来,马克龙致力于成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领袖。在国内,他推动落实奥朗德政府的《绿色增长能源转型方案》,致力于实现二○三○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32%,最新政策目标包括到二○三○年将风电产量提高两倍,将太阳能产量提高五倍,支持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在二○四○年禁售汽油和柴油汽车等。因此征收燃油税是法国政府谋划已久、稳步推进的一项政策,通过这种惩罚型税收,一方面促使民众改变用能习惯、转向电动车,另一方面将税收收入用于开发可再生能源,取代多个日益老化的核电站。二○一八年初,法国已经上调了一次燃油税。到二○一八年十一月下旬,“柴油和汽油价格已经达到了每升1.46欧元和1.55欧元,相比去年上涨超过20%,显著高于欧盟均价1.38欧元以及1.39欧元”。引发“黄背心”怒潮的是政府十一月的再次增税计划,即自二○一九年一月起,对每升柴油和汽油分别征收6.5欧分以及2.9欧分的二氧化碳税。

  

   对转型成本的抗拒是“黄背心”运动这一类民粹主义的直接诉求。“黄背心”抗议者大多数来自法国一些经济发展滞缓的省份、社会服务设施缺乏的乡村和偏远郊区。这些地区的居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高度依赖燃油车出行或生产劳作,他们对燃油成本较为敏感,也缺乏承担高税负的韧性,所以他们无法接受燃油税在一年内显著幅度的提升。一位“黄背心”抗议者在接受采访时的观点很具代表性:“我们厌恶政府整天让法国人担心世界末日,我们这些依靠贷款和债务活着的人只担心月底的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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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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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9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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