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邹兵建:论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三种形态

更新时间:2019-07-28 16:25:35
作者: 邹兵建  

  

   摘要:我国学界以往倾向于以一种静态的眼光看待相当因果关系说,将其视为一个一成不变的理论学说。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学说,包含了多种可能的理解路径。只有准确把握了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发展脉络和实质要义,才能对其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运用“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根据考察对象和判断标准的不同,可以将相当因果关系说分为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和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在考察对象上,相当因果关系说经历了从只考察因果流程相当性到既考察行为相当性又考察因果流程相当性的转变过程。在判断标准上,相当因果关系说经历了从事实性的、经验性的判断标准到规范性的判断标准的转变过程。在采用事实性判断标准的阶段,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主要缺陷在于无法实现从事实到规范的跳跃。而在采用规范性判断标准的阶段,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主要不足在于未能为抽象的判断标准提供具体的、有可操作性的下位规则。相当因果关系说尤其是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为客观归责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结果犯的场合,欲追究行为人故意犯既遂或过失犯成立的刑事责任,不仅要求其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而且还要求该行为与特定的法益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历来都是刑法教义学中的疑难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内外刑法学界提出了多种理论学说。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刑法学踏上了以德日刑法学为师的知识转型之路。在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这场知识转型具体体现为我国学界放弃了源自苏俄刑法学的必然因果关系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转而采用了源自德日刑法学的区分归因与归责的判断模式。[1]在归因阶段,条件说占据着通说地位[2];而在归责阶段,我国学界目前还存在着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客观归责理论之争。

  

   相当因果关系说主张,只有那些与结果的发生具有相当性的行为,才能在刑法上被视为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借助于相当性的判断,相当因果关系说将偶然的、罕见的因果流程排除于原因之外。相当因果关系说在不同的国家占据着不同的理论地位。在德国,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学界不乏支持者,但远没有达到通说地位,而它对司法实务界的影响则更加微弱。[3]在日本,相当因果关系说不仅是理论上的通说,而且对司法实务的影响也很大。[4]20世纪末本世纪初,相当因果关系说传入我国,受到了我国学者的高度肯定[5],并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6]然而,近十年来,随着客观归责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原本支持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我国学者转而支持客观归责理论。[7]相应地,相当因果关系说在我国的理论地位有所回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几年前,围绕着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客观归责理论孰优孰劣的问题,我国学者刘艳红教授、周光权教授和张明楷教授三人展开了一次较为深入的正面交锋。[8]这场交锋深化了我国学界对客观归责理论的理解,推动了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研究,值得充分肯定。不过需要看到,这场交锋是以对客观归责理论的批判或辩护的形式展开的,其议题主要聚焦于客观归责理论。正是因此,上述争论虽然深化了学界对客观归责理论的研究,但是未能加深学界对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理解。然而,只有同时对相当因果关系说和客观归责理论都作了深入的理解,才能对这两个学说的优劣得失做出全面公允的评价。就此而言,上述交锋忽略了对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理解和评述,是有所偏颇的。

  

   诚然,与客观归责理论相比,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判断规则会稍微简单一些。但这并不当然意味着,我国学者对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理解就已经完全到位了。我国学界以往倾向于以一种静态的眼光看待相当因果关系说,将其视为一个一成不变的理论学说,并且将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判断基础问题上的主观说、客观说与折衷说之争上。但实际上,相当因果关系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学说,包含了多种可能的理解路径。下文将述,运用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方法,根据考察对象和判断标准的不同,可以将相当因果关系说分为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和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这三种不同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既分享一些共同的理论立场,又有各自不同的观点主张,因而也会面临各自不同的问题。只有对它们都作了全面而准确地理解,才能真正把握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实质要义,从而对其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而且,理论上普遍认为,客观归责理论是在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二者在方法和立场上存在继受关系。[9]只有准确把握了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发展脉络,并以此作为参照背景,才能深刻理解客观归责理论的学术使命、理论贡献与未尽课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按照理论学说的发展脉络,对相当因果关系说做一个系统研究。


二、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由德国逻辑学家和医学家冯·克里斯(Johannes v. Kries)创立于1889年,其理论初衷是限制结果加重犯的处罚范围。彼时德国刑法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行为与加重结果有因果关系,无论该行为人是否预见了该加重结果,都可以对该行为人判处较之于基本犯更重的刑罚。[1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适用条件说就意味着,行为人只要在客观上引起了加重结果,就需要对该加重结果负责,从而使结果加重犯的处罚范围过于宽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冯·克里斯创立了相当因果关系说。他提出,欲使行为人对加重结果负责,不仅要求其行为与该加重结果之间具有条件关系,而且还应要求行为和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相当性。相当因果关系说被创立出来后,很快便冲出了结果加重犯的范围,成了一个一般性的因果关系理论。

  

   (一)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基本内容

  

   对于相当因果关系说而言,最为关键的问题无疑是,如何理解其中的“相当性”?对此,冯·克里斯以掷骰子为例进行了说明:每一面被掷出的几率通常都是六分之一,这个客观上的概率与人的期待无关,而相当性就是这样一个与主观认识完全无关的概率概念。[11]也就是说,相当性就是指因果流程发生的概率达到一定的水平。至于多大的概率才属于“相当性”,冯·克里斯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标准,而只是认为要有“较大可能性”。[12]鉴于这种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因果流程发生的概率作为判断相当性的标准,本文称之为“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也就是说,相当因果关系说最早是以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面貌登上理论舞台的。

  

   除了判断标准外,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考察对象也值得特别注意。冯·克里斯举过一个例子:一个马车夫因为不小心打瞌睡走错路而碰上闪电,马车所载的乘客因而被雷击毙。冯·克里斯认为,在本案中,如果马车夫没有因为打瞌睡而走错路,乘客便不会被雷击毙。因此,马车夫的瞌睡驾车行为确实处于导致乘客死亡的因果流程之中,换言之,该行为造成了乘客的死亡。但是,一般而言,因瞌睡驾车而走错路进而导致乘客被雷击毙这个因果流程发生的概率很低,不具有相当性。因此,马车夫的瞌睡驾车行为与乘客的死亡结果之间没有相当因果关系。[13]由这段分析可以看出,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以整个因果流程作为考察对象。表面上看,这种考察对象的设定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将它与条件说及原因说的考察对象进行比较,就能看出其独特性。如所周知,条件说主张以必要条件作为刑法上的原因,而原因说则主张按照某种标准从多个必要条件中挑选出一个最为符合要求的必要条件作为刑法上的原因。为此,条件说需要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在某个特定的因果流程中是否发挥了作用;而原因说需要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在某个特定的因果流程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由此可见,无论是条件说还是原因说,都是以位于因果流程之中的一个条件(行为人的行为)作为考察对象。与之不同的是,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以行为人的行为所处的整个因果流程作为考察对象。

  

   总之,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有两大基本主张:其一,以概率的大小作为相当性的判断标准;其二,以整个因果流程而非因果流程中的某个条件作为考察对象。相应地,本文对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评析也需围绕这两大基本主张展开。

  

   (二)对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评析

  

   首先来看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判断标准。概率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概念,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从概率的角度去理解相当性,有助于维持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刑法理论受到了科学主义思想的深远影响。但是,以概率的大小作为相当性的判断标准,在理论上不无疑问。

  

   一方面,以概率的大小作为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标准,没有可操作性。如所周知,只有在相同条件下进行反复多次的实验,才能统计出一个概率的大小。而这种实验条件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过于理想化,根本无法实现。[14]退一步而言,即便能够统计出某种因果流程的概率,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概率需要达到多高的程度,才能符合相当性的要求?对此,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无法给出明确答案。正如冯·克里斯自己承认的那样,“虽然实务上要获得个案间大致一致的结论并非不可能,但一个固定的规则是不可求的”。[15]如此一来,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原本志在追求的因果关系的准确性这一目标便完全落空。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以概率的大小作为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标准,在结论的妥当性上存在疑问。一则,某个因果流程发生的概率很高,未必可以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弗莱彻教授曾举过如下例子:杰克过失撞伤了黑社会头目盖勃,当盖勃在医院病房等待康复时,他的仇敌麦克将他杀死了。[16]在本案中,由于盖勃平日里树敌很多,他在医院被谋杀的概率很高。按照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便不得不认为,杰克的行为与盖勃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杰克需要为盖勃的死亡结果负责。而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二则,某个因果流程发生的概率很低,未必不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在行为人故意追求某个犯罪结果并取得成功的场合,即便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该因果流程发生的概率很低,也不妨碍将该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17]例如,甲在森林打猎时,突然发现前方一百米处站立着多年不见的杀父仇人乙,便欲举枪毙之,乙发现甲后连忙转身逃跑,甲紧追不舍,并仓促地朝乙开了一枪,乙应声倒地,中枪身亡。事后查明,由于当时山路崎岖、光线昏暗、风力强劲,并且甲和乙都处于跑动状态,加之甲的猎枪中仅剩一颗子弹,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甲成功击毙乙的概率仅为万分之一。在本案中,甲的行为导致乙死亡的概率仅为万分之一,显然不符合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的相当性要求,但这并不妨碍司法者追究甲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综上,以概率的大小作为相当性的判断标准,无论是在理论的可操作性上还是在理论的正当性上,都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456.html
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9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