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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论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三种形态

更新时间:2019-07-28 16:25:35
作者: 邹兵建 (进入专栏)  

  

   接着来看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考察对象。可以肯定的是,以整个因果流程作为考察对象,为相当因果关系说开辟了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考察整个因果流程是否具有相当性,其逻辑前提是,所欲归责的行为人的行为处于这个因果流程之中并且发挥了实际作用。[18]换言之,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适用,以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符合条件说为前提。这内在地决定了,相当因果关系说并不反对条件说,而是对后者的进一步补充。此外,在以条件说划定因果关系的最大边界之后,通过设定与原因说不同的考察对象,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没有继续以力学—物理学的视角进行纠缠,从而避免了犯与原因说相同的错误。

  

   不过,将整个因果流程作为考察对象,必然会对位于同一个因果流程之中的各个条件作相同评价,从而无法对它们进行有效甄别。例如,甲把乙打成重伤后扬长而去,乙的朋友丙将乙送往医院,医生丁对乙进行手术抢救,但最终手术失败,乙死在手术台上(以下简称“急救案”)。在本案中,对于乙死在手术台这个结果而言,甲、丙、丁三人的行为都处于因果流程之中,并且该因果流程具有相当性。根据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便不得不认为,对于乙的死亡结果,甲、丙、丁三人的行为都属于刑法上的原因。而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又如,甲把乙打成重伤后扬长而去,路过的群众丙打电话叫来救护车。在载着乙去往医院的途中,救护车被一辆由肇事司机丁违章驾驶的汽车撞翻,乙当场死亡(以下简称“救护车案”)。在本案中,甲、丙、丁三人的行为处于同一个因果流程之中。根据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如果认为该因果流程发生的概率较大,就会认为甲、丙、丁三人的行为都属于刑法上的原因;反之,如果认为该因果流程发生的概率较小,就会认为甲、丙、丁三人的行为都不是刑法上的原因。而这两种结论显然都不能成立。

  

   综上所析,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以概率的大小作为相当性的判断标准,旨在维护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但是这种判断标准无论是在理论的可操作性上还是在结论的妥当性上,都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以整个因果流程作为考察对象,为相当因果关系说开拓了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对处于同一因果流程之中的各个条件作相同的评价,所以无法完全解决条件说所带来的责任范围过于宽泛的问题。


三、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

  

   在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无法成立之后,学界发展出来了一种新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该说主张以经验上的通常性作为相当性的判断标准,因而本文将其称为“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是学界对相当因果关系说的通说见解。[19]与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相比,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无论是在判断标准上还是在考察对象上都有明显的变化。

  

   (一)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基本内容

  

   在判断标准上,如上所述,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以经验上的通常性作为相当性的判断标准。所谓经验上的通常性,就是指人们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通常的、常见的,而非异常的、罕见的。与纯客观的概率标准不同,日常生活经验属于社会认识的范畴,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过,在一段时期内,日常生活经验的内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以日常生活经验为依据判断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值得注意的是,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具有通常性,其结论与判断者所掌握的信息密切相关。那么,在判断因果关系的相当性时,应当将哪些信息纳入到考虑因素之中呢?这就是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判断基础问题。对此,理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的聚讼。客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时所存在的一切情况以及一般人所能预见的行为后发生的介入情况作为判断基础;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时行为人所认识到的或者可能预见到的情况作为判断基础;折衷说认为,应当以行为时社会一般人所能认识到的或预见到的情况以及行为人特别知道的情况作为判断基础。在德国,折衷说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20]在日本,折衷说处于通说地位,但客观说也被有力地主张着。[21]在我国,有学者支持折衷说[22],也有学者支持客观说。[23]本文认为,根据客观说划定的刑事责任范围过于宽泛,几乎与条件说一致;而主观说则过分限缩了刑事责任的范围,并且会变相鼓励行为人怠于注意相关的信息;只有折衷说既考虑到了社会一般人的认识,也照顾了行为人的特别认知,根据该说所划定的刑事责任范围较为妥当。因此,后文对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评析,主要针对的是以折衷说为判断基础的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

  

   在考察对象上,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主张不仅要考察因果流程相当性,而且还要考察行为相当性。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形:行为人故意实施了一个行为,这个行为本身并不包含导致结果发生的高度风险,但是该行为经过一个偶然的因果流程最终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在这种场合,如果仅仅否认其中因果流程相当性,就不得不认为,行为人构成故意犯罪的未遂。但实际上,考虑到该行为本身的低风险性,毋宁说一个合理的结果应当是行为人不构成犯罪。为此,德国学者恩吉施(Engisch)提出了“两次相当性判断”的理论。他指出,判断行为人是否需要为特定的结果负责,不仅需要考察因果流程相当性(狭义的相当性),而且还需要考察行为相当性(广义的相当性)。并且,这两次相当性判断有着严格的先后顺序:首先考察行为有无相当性,只有在得出肯定结论的情况下,才需进一步考察因果流程有无相当性。[24]尽管恩吉施本人并不属于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阵营,但是他所提出的“两次相当性判断”理论被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采纳,由此确立了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分析框架。

  

   所谓行为相当性,就是指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相当性。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结果”是指抽象结果亦即构成要件结果,而非具体结果。[25]为了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相当性,需要引入风险概念。风险是连接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纽带:一方面,任何行为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一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任何结果都是对某种风险的实现。将风险概念引入行为相当性的判断后,行为相当性就转换成了行为所包含的风险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的相当性。而在判断行为所包含的风险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是否具有相当性时,经验上的通常性这一标准就具体体现为,行为所包含的风险达到了通常能够导致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程度。简言之,行为相当性就是指行为包含了通常能够导致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风险。[26]

  

   所谓因果流程相当性,就是指因果流程是通常的、常见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一个因果流程是否是通常的、常见的呢?学者们发现,在确认了行为人的行为具有相当性之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需作具体考察就足以肯定因果关系具有相当性;只有在那些存在介入因素的案件中,才需要具体考察因果流程有无相当性。[27]换言之,需要判断因果流程有无相当性的案件,主要是那些“多因一果”的案件。[28]据此,介入因素成了判断因果流程相当性的关键着力点。在这个判断过程中,经验上的通常性这一标准就具体体现为介入因素并非罕见。如果介入因素是罕见的、难以被事先预见的,那么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便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反之,如果介入因素是常见的、可以被事先预见的,那么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便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不过,如果介入因素是由行为人的行为所诱发的,那么即便它看似属于罕见的介入因素,其罕见性也会得以缓和而转化为通常性。[29]简言之,因果流程相当性就是指介入因素并非罕见。

  

   根据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如果在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罕见的介入因素,会一概否认因果流程的相当性。但是这个结论在刑事政策上未必妥当。例如,在日本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件:行为人在第一现场对被害人施以暴行,致其颅内出血(致命伤)、丧失意志,接着行为人将被害人运到第二现场(大阪南港材料仓库)后离开,在被害人昏迷期间,第三人(未被查明身份、未被抓获)用四棱木棒殴打了被害人的头部,造成了被害人的提前死亡(以下简称“大阪南港案”)。若对该案适用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由于第三人的故意行为属于罕见的介入因素,自然会否认相当因果关系的成立。然而,日本最高裁判所在审理本案时认为:“在因犯罪人的暴行而形成了成为被害人死因的伤害的场合,即便在其后由于第三人所加之的暴行而导致死亡时间提前,也可以肯定犯罪人的暴行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30]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考虑到行为人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并且第三人未被查明身份、未被抓获,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并无不妥。但是,这个结论显然与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立场相悖。正是因此,在极为看重司法实务判例立场的日本学界看来,“大阪南港案”引发了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危机。[31]面对这场危机,有学者站在维护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立场,批评“大阪南港案”的判决将两种不同的死亡结果混为一谈。[32]而更多的学者则据此对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进行重新解释或修正。其中,一种有力的观点认为,判断因果流程相当性,不仅需要考察介入因素是否罕见,而且还需要考察行为人的行为与介入因素对结果的贡献程度。[33]这种观点对我国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4]鉴于这种观点虽然不同于传统的经验论相当因果关系说,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以经验上的通常性作为因果流程的判断标准,本文将其称为“修正的经验论相当因果关系说”。

  

   综上所述,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将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分为行为相当性和因果流程相当性。判断行为有无相当性,就是考察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包含了通常能够导致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风险。判断因果流程有无相当性,就是考察因果流程中的介入因素是否罕见(传统的经验论相当因果关系说),或者在考察因果流程中的介入因素是否罕见的同时,还考察行为人的行为与介入因素对结果的贡献程度(修正的经验论相当因果关系说)。鉴于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主张作两次相当性判断,本文对该说的评析也主要围绕这两次相当性判断展开。

  

   (二)对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评析

  

首先来看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对行为相当性的判断。可以肯定的是,将行为相当性的判断纳入到因果关系相当性的判断之中,有助于摆脱此前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所陷入的对位于同一个因果流程之中的各个条件作相同评价的困境。例如,在上文所举的“急救案”中,甲、丙、丁三人的行为都处于因果流程之中,并且该因果流程具有通常性。根据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判断因果流程相当性之前,需要判断行为相当性。显然,在甲、丙、丁三人的行为中,只有甲的行为所包含的风险达到了通常能够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程度,借此可以直接否定丙、丁二人行为的相当性。另外,从一般预防的角度看,通过判断行为相当性,可以向国民表明什么样的行为被刑法禁止,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35]因此,无论是从个案精确归责的角度看,还是从一般预防的角度看,将行为相当性的判断纳入到因果关系相当性的判断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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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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