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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现海: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与“差序疆域”

更新时间:2019-07-28 16:20:12
作者: 赵现海  
应为王畿附近地区或五服中的侯服、甸服、宾服区域。孔晁认为这种三分法,并非周代所创而是承袭殷商之旧,“比服名因于殷,非周制也”。

  

   而据《史记》记载,舜任命禹治理天下,已经建立起“五服”统治序列,“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成书于东周的《周语》记载“五服”即“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顾颉刚认为侯服为诸侯;宾服为前代王族有国者,以宾礼待之,希望其能帖服新朝、作王屏藩,故名“宾服”;要服,“要”即“约”,指常居中原之夷蛮,文化程度较高,虽不属华夏,但仍受约束,故名“要服”;荒服指戎狄,“荒”犹“远”,即未受华夏文化陶冶之外族,时时入寇,虽欲跻身华夏而不得,故名“荒服”。

  

   《周礼》又在五服基础上,衍出“九服”观念,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

  

   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逸周书》也有大体一致的记载,只是措辞稍有不同。在九服政治序列下,各政治区域虽然规模是一样的,皆为五百里,但政治单元数量却越来越多。“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周礼》认为周朝借此实现居内驭外、居重驭轻的政治目的,“凡邦国,小大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由于越向外,政治单元越多,相应周王室管辖起来越益不便,因此周天子并不直接管理各诸侯国事务,而维持象征性的治理:“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覜;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周王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周礼》记载是十二年,才巡视一下诸侯国,“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维系周王室与九服之间政治关联的制度形式,是宽疏而松散的朝贡关系,“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在发生大事时,周王室才以天子权威仲裁、解决,“凡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协其礼,宾而见之。若有大丧,则诏相诸侯之礼。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币,听其辞。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周礼》关于九畿序列的设定与九服序列基本一致,同样只是措辞有所不同。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在五服、九服最内层,也同样具有分层,由内至外分别为都城、京师、甸服,“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内曰京师,天子所宫曰都”。

  

   在五服、九服、九畿差序疆域下,不同政治区域与周王室政治密切度依次递减。《尚书》记载五服政治区域对于周天子具有不同的政治义务。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周礼》也指出不同政治区域距离周王室越远,朝贡次数越少,与周王室关系就越疏远。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

  

   《吕氏春秋》也指出诸侯向天子缴纳贡赋多少、抽税轻重,主要依据是远近与出产情况,“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有鉴于此,东汉末年曹操谋士何夔称,“先王辨九服之赋以殊远近”。到了要服、荒服层次,周王实际上已不能控制。


西周时期“差序疆域”中的分层管理模式

  

   五服、九服、九畿的整齐布局,虽是后世儒者的理想化阐述,周代实际疆域格局不会如此规整,但这一疆域观念仍大体反映了周朝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于不同政治区域、不同族群,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构建起亲疏不同的政治关联,从而建立起具有差序特征的国家疆域格局。西周时期,祭公仲父劝谏穆王征伐犬戎的政治论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专门记述穆王西巡寻找西王母之事的《穆天子传》,对于穆王伐犬戎,记载甚为简略:“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天子乃乐,赐七萃之士战。”而信奉儒家学说,为孔子《春秋》作传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其另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中,详细记述了谋父劝谏之语。谋父首先指出西周历代天子皆注重德行,反对武力,也就是所谓的“耀德不观兵”。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戴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

  

   那么,对于武王伐纣又作何解释呢?谋父认为武王这一作法是为民除害,而武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谋父接下来解释了西周历代统治者为何不使用武力。周天下是一种“差序疆域”,不同的政治单元在周天下统治序列中,具有不同的地位,相应也承担不同的政治义务。“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在这种“差序疆域”下,周天子不对不同政治单元要求同样的政治义务,而是按照其与周王室的关系,规定相应的政治责任。在这种统治秩序下,居于要服、荒服的“夷狄”即四裔族群,身处“差序疆域”的最外层,与周天子关系最为疏远,只需要承担对周天子的朝贡、接受名义上的统治便可以了。

  

   谋父认为不同政治单元由于在统治序列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因此在这一政治区域内违上,并不意味着在另一政治区域内也是违上的行为。比如四裔族群只有不向周天子朝贡、不承认周天子的名义统治时,才是违上的行为。针对不同政治单元不符约束的违上行为,周天子也应采取相应的方式,而非无差别的一概而论。

  

   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

  

   在针对不同政治单元的政治方案中,征伐仅应实行于侯服、宾服,征伐虽然看起来是使用武力方式,其实是周天子管理臣下的一种政治方式,因此具有政治合法。但在这一政治区域内采取这种作法才具有合法性。超越这一政治区域,居于更遥远的四裔族群即使有违上行为,也不应采取仅适用于侯服、宾服的征伐方式,而应采取柔性统治方式,即宣布天子旨意,加以规诫。如果在天子告诫之后,四裔族群仍不听从,也不能采取武力手段,而应进一步加强德行的修养,感召四裔族群,使其逐渐向心归化,“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因此,穆王对犬戎“不享”于朝,即不将祭品贡献于周天子而行征伐。“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这是一种违背周朝“差序疆域”统治观念与制度的行为,“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

  

   对于谋父的劝谏,穆王并未听从。《国语》从而以委婉的方式,对穆王这一不仅未有收获,反而加剧了与四裔族群矛盾的做法加以批评,“但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在古人的论述中,无论五服,还是九服、九畿,基本限于“九州”范围之内;而在此之外的地域,古人认为三代仍有措意与区划,故而称五服、九服仅限治土。西晋著《三国志》,也持这一观点:“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译而至,非足迹车轨所及,未有知其国俗殊方者也。”值得注意的是,陈寿将距离较远的边疆族群置于九服之外:“自虞及周,西戎有白环之献,东夷有肃慎之贡,皆旷世而至,其遐远也如此。”


战国秦汉时期“差序疆域”管理模式的松动与确立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华夏国家不断开拓边疆并实施直接管辖,时人始鉴周天下秩序逐渐瓦解的现实,质疑松散的差序疆域是否是一种切实有效的疆域管理模式。比如战国时期,便有人指出周朝并未对楚国、越国进行过有效管辖。从诸子百家学说特征来看,这应是主张积极进取的法家在全面质疑并改革周代遗制时所提出的一种观点。但这一观念并未上升为春秋战国疆域观念的主流,还遭到了其他学派的反对。比如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从尊崇三代的学说立场出发,对这一新生观念进行了抨击,仍致力于维护差序疆域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世俗之为说者曰:‘汤、武不能禁令。’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荀子还指出,商汤、周武王实行王道,凭借弱小势力,使天下闻风归附,“汤、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汤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而王道政治理念并不强调在所有地区实行同样的制度,而是针对不同地区的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地加以统治。

  

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势而制械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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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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