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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严打”刑事政策

更新时间:2019-07-28 15:57:44
作者: 陈兴良 (进入专栏)  

  


01.“严打”刑事政策的历史回顾

  

   我国第一次提出“严打”刑事政策是在1983年,“严打”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实际上已经实施了近20年。

   那么,“严打”刑事政策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呢?

   它的实施到底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发生了哪些作用?

   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在“严打”刑事政策的考察中,我想做以下分析:

   “严打”刑事政策的决策过程

   应该说,“严打”刑事政策的提出,和我国当时的政治体制是有很大关系的。

   1983年,我国在进行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转型逐渐发生,出现了犯罪的高发态势,犯罪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提出了“严打”。

   “严打”实际上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惩治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一个法律命题的简称。

   也就是说,当时主要是希望通过“严打”,对犯罪采取一种高压的态势。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口号是通过“严打”,争取在3年之内使社会治安有一个根本的好转。

   因此,当时将“严打”看作使社会治安好转的主要手段。

   从现在来看,尽管“严打”刑事政策的提出有它的社会历史的背景,也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严打”刑事政策决策的本身还缺乏制度化的严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人治的色彩,它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严打”主要还是凭借我们对社会治安问题以及犯罪问题的主观感受,尤其是当时出现的几起重大犯罪案件,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决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个别案件导致一种刑事政策的决策,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

   应该说,“严打”的刑事政策不是建立在非常严格的、实证的根据基础之上。

   这里面也涉及一个问题,即我们将来的刑事政策应当如何通过正当程序进行创新。

   这是一个刑事政策的决策过程科学化的问题,我们对此需要认真研究。

   “严打”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

   自“严打”刑事政策提出以后,它首先就体现在刑事立法中。

   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严打”决定。这个“严打”决定增加了7种常见犯罪的死刑。

   在1979年“刑法”中一共有27个死刑的罪名,其中,反革命罪的死刑罪名和一些少发犯罪的死刑罪名所占的比重较大。

   我们现在大量适用死刑的一些犯罪在当时都没有死刑,包括盗窃等。

   但是,在“严打”决定中一下子增加了7个死刑罪名,后来又通过制定其他的一些法律,使死刑罪名进一步增加到1997年“刑法”修订为止,死刑罪名从27个增加到71个。

   因此,“严打”刑事政策首先体现在立法中,它使我国的刑事立法向一种重刑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是很明显的。

   “严打”在刑事司法中的贯彻

   “严打”不仅仅体现在刑事立法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刑事司法中。

   “严打”刑事政策在司法活动中,具有一种军事化的特征。

   我国先后经历了三次“严打”:

   第一次“严打”是从1983年9月到1987年1月,在第一次“严打”中又包含了三次“严打”战役,同时还包含了一些专项斗争;

   第二次“严打”是从1996年4月到1997年的2月;

   第三次“严打”是从2001年4月到2003年。

   从三次“严打”活动来看,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和刑事司法规律本身不相符合的,代替了平时常规性的形式司法运作。

   因此,某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在“严打”时,一夜之间就会抓几百人,甚至几千人。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和刑事法治的观念相违背的,给司法机关的日常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以上是我关于“严打”实施过程的一个简单的描述,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严打”活动,在座同学对“严打”的具体实施过程可能不太了解。

   以我的亲身经历而言,1983年,我是刑法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学生,当时我正要去法院实习,赶上了“严打”。

   法官的人手就不够了,法院就从部队调来了一些干部,充实到“严打”的队伍中来,实习的学生也被临时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参加对案件的审理。

   从现在看来,有些案件显然是有问题的。

   当时有很多回炉的案件,也就是说有些案件已经判完了,甚至被告人已经送监狱执行了,但“严打”运动一来,就对过去已经结案的案件进行重新处理,把一些犯人从监狱里提出来,重新判刑,有的甚至判了死刑。

   这种做法本身的确包含了运动式的、军事斗争的色彩,它和法治的基本理念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当然,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三次“严打”运动的声势是一次比一次小。

   第一次“严打”可以说是暴风骤雨式的,它的声势很大,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到第二次“严打”,乃至于第三次“严打”,声势就逐渐降低了,而且“严打”在司法机关的具体贯彻过程中,能量有一定的削减。

   这个现象反映了对犯罪的反应会随着法治化的进步而逐新制度化、法治化。

   “严打”这种运动式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就逐渐受到了抵制。


02.“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

  

   我国过去始终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看作我国的刑事政策,并且在1979年“刑法”中明确地加以记载。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从过去对敌斗争,也就是军事斗争策略中提炼出来的,后来转化为我国奉行的一种刑事政策。

   这个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就是对于犯罪分子,该惩办的要惩办,该宽大的要宽大。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本身包含着某种策略的思想,即分化和瓦解犯罪分子,同时也包含着某些科学的因素,比如“可不捕的不捕,可不杀的不杀”,因此具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从1983年以后,我国实际上用“严打”的刑事政策取代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刑事政策上的转变,主要是由现实犯罪的背景决定的。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在此期间出现了一种所谓的社会失范现象,也就是过去的某种规范逐渐丧失了它的规范作用,社会陷入一种混乱中,出现了高犯罪率,有些犯罪分子采用一些非常残忍的手段对社会秩序进行破坏。

   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出现高发的犯罪态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但是,这种高发的犯罪态势,必然会引起国家对犯罪的激烈反应,而“严打”刑事政策就是这种激烈反应的产物。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严打”本身有它的现实背景,也有它的现实合理性。

   但在“严打”刑事政策中也可以看出,一种政治话语起着主导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严打”刑事政策能够得到有力的贯彻,对于犯罪当然有一种高压作用,它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抗制犯罪,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犯罪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通过治标的方式就能解决的问题,犯罪有它存在的社会土壤。

   也就是说,对犯罪问题需要治本,而不仅仅是治标。“严打”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

   从“严打”刑事政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句话:

   刑罚世轻世重。

   也就是说,刑罚在某一时期要轻,在某一时期要重。刑罚的轻重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犯罪态势的变化而变化。

   当然,这种观点本身是科学的。

   因为刑罚作为对犯罪的反应,它会随着犯罪态势的发展而进行不断的调整,不可能永远都是一样的。

   中国古代还有另外一句话:

   治乱世用重典。

   “治乱世用重典”与“刑罚世轻世重”是有联系的。也可以说,“治乱世用重典”是“刑罚世轻世重”这一命题引申出来的必然的逻辑结果。

   当然,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治乱世用重典”这一命题中本身就包含着对刑罚的过分的迷信。

   也就是说,乱世意味着社会治安的混乱,意味着犯罪的高发。

   但是,乱世的产生根源是十分复杂的,不是用重刑就能解决的。

   因此,“治乱世用重典”恰恰成为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实行重刑主义的理论根据。

   在为“严打”刑事政策的辩护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就是有些人以“治乱世用重典”来为“严打”刑事政策做辩护,他们认为在当前社会治安混乱的情况下,采用“严打”的刑事政策完全是有必要的。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我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了改革开放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黄金时机,怎么能说我们现在是乱世呢?

   因此不能从“治乱世用重典”这样一个古训中得出“严打”刑事政策有它的现实合理性这一结论。

   尽管这两种观点存在着分歧,但是,“治乱世用重典”思想确实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

   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刑罚的过度迷信。对刑罚的迷信就成为重刑主义思想在中国得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因此,从历史上看,“严打”刑事政策的出台也不是偶然的,它有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

   之所以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实施“严打”刑事政策,应该说有它的民意基础。这里涉及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法律和民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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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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