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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中庸》的地位、影响与历史诠释

更新时间:2019-07-28 15:52:15
作者: 陈来 (进入专栏)  
李翱的《复性书》、《中庸疏》,应该说都代表了唐代儒士关于《中庸》研究的最高水平。李翱与其他隋唐时代的大多数人人不一样,他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诚明”的问题,而是已经转移到“性情”的人性问题。这对后来宋明理学影响很大。宋明理学就不是把诚明论作为焦点,而是把《中庸》首章所讲的性情说、人性论作为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柳宗元有一个朋友叫刘禹锡,他对《中庸》也很有研究。他在一首诗的引言中说从前我学习《礼记·中庸》篇,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悚然知圣人之德,学以至于无学”[13],一下子好像有一个惊觉,通过这两句话了解了圣人之德。本来圣人讲中庸就是圣人的至德,但是他特别强调“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应该说,这也是对《中庸》境界一种新的关注。这种关注应该说跟佛教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刘禹锡也特别强调,要把《中庸》与内典结合起来,内典就是指佛教的经典,与佛教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达到《中庸》的最高境界。这种理解超过了当时一般人主要是从诚明论理解《中庸》,他是从境界的方面去理解。这些都开了个头,为宋代以后《中庸》诠释的发展,应该说铺平了道路,开了先河。


宋明之《中庸》学

  

   我们先看这一时期的佛学与《中庸》。

  

   梁武帝的《中庸讲疏》,戴颙的《中庸传》,并没有完整的文献传下来。《中庸》思想通过唐代,开始受到大家的很多关注以后,到了宋代,受关注的面继续扩大。在北宋前期来看,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是来自佛教。北宋初年,天台宗僧人智圆给自己起了一个号,这个号就是“中庸子”,用中庸作为他自己的号。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佛教徒僧人,号中庸子,可见儒家经典《中庸》对他的影响。他曾经写过一篇自传体文章《中庸子传》,他说自己曾“砥砺言行,以庶乎中庸,虑造次颠沛忽忘之,因以中庸自号”[14]。可见,他自号中庸子,是要时时提醒自己,即使在各种颠沛流离之中,行为上、言论上,都要砥砺自己达到中庸的标准。但是有人反问说“中庸之义,其出于儒家者流,子浮图子也,安剽窃而称之耶”?他说“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儒家与佛家说的话不一样,道理是一样的。他还特别讲,“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都是为了化民成俗,让老百姓迁善改过。那儒释有什么不同呢? “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15]。儒是修饰身体行为,佛主要是管我们的心理行为。一个是修饰身体、行为,一个是修炼内心;修身以儒,治心以释。那智圆自号中庸子,他讲的中庸,其中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儒家同还是不同呢?他说“释之言中庸者,龙树所谓中道义也”[16],儒家讲的中庸,他也承认,但是他还要加上佛教对中庸的理解,就是龙树菩萨所讲的中道思想,就是不落两边,非有非无,非亡非存。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对中庸的思想非常重视,把中庸作为修身之教,但另一方面,他在中庸的理解方面,用的是佛教的中道思想。

  

   北宋另一位僧人契嵩,也非常重视《中庸》,他有《中庸解》一文。他还给仁宗皇帝写信,结合《中庸》来讲道理,他说《中庸》讲“自诚明谓之性”,是讲人生下来,本来是有这种天生就有的诚明之性,但“及其染之,遂成人也,物也,乃与圣人者差异”[17],圣人与其他人其实都是天生就有这个诚明之性的,但是圣人能够保持,一般人不能保持,会受到俗世的染污,这样就跟圣人拉开距离了。于此可见那一代僧人对《中庸》的重视、熟悉。在《中庸解》,他还提出一个重要思想,认为《中庸》虽然在《礼记》里面,可是这部书不是讲礼的。礼是“序等差而纪制度”[18],礼主要是讲等级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具体规定。他认为《中庸》是讲“性命之说”。这个提法应该说比起智圆中庸子深入了一步。智圆还是把《中庸》作为修身的德行来砥砺自己的,可是到了契嵩,他就认为《中庸》的主要思想是性命之说。而且他在《中庸解》提到很多思想,其中他最后有一个结论,他批评郑玄注,认为郑玄注没有把握住《中庸》的大意,郑氏者,岂能究乎性命之说耶。[19]像郑玄这样的人,他只是一个文献学家,他怎么能够穷究性命之学呢?所以他对于《中庸》的理解,他对《中庸》的把握,转到了性命之说,应该说是深入了一步。郑玄之辈很多还是在德行论,不是在性命论、性情论来解《中庸》。这非常重要,包含了佛教对儒学文献诠释的一种积极性。传统的经学可能更多地从文献、历史、德行的角度来看,不会从更深的哲学来看,而性命论已经是哲学了。因为佛教哲学比较深刻,所以他就有另外一个视角、诠释的视野来看儒家的文献。《中庸》不应该只从制度去了解,应该从性命去了解。这个思想就打开、影响了宋代的理学家。宋代理学家应该说就是从性命之学这个角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从天理、天道、天命,从人性去发掘《中庸》的深刻意义,所以契嵩还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契嵩在《中庸解》中还提到很多很有见解的看法。比如他提到把《中庸》与当时北宋经学里边特别重视的《尚书·洪范》的皇极思想比较,认为《中庸》的思想与皇极的思想大同小异。在汉代以后的经学里,多把皇极解释为大中,皇是大,极是中。那皇极之中,与中庸的中有什么关系呢?大同小异。他说“皇极,教也;中庸,道也”[20],中庸是客观的一个根本的原理、法则,皇极是政治上教化所用的一个观点。从以上可见,从太宗到仁宗的这个时代,佛教徒、佛教学者对《中庸》思想的重视、阐发,应该说这带动提升了《中庸》的影响。

  

   第二,儒学之《中庸》。从太宗到仁宗这个时代,从智圆到契嵩,与这些佛教大德在推进《中庸》影响的同时,在政治的层面,也出现了一股推动的力量。这个政治的力量是多方面的。科举考试最高是赐进士及第,从北宋太宗时候开始,皇帝往往要赐文给进士。如太宗皇帝赐给进士及弟的就是《礼记·儒行篇》,他们认为在个人修身方面《儒行》有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到了仁宗皇帝的时候改为赐《中庸》,还要宰相在堂上高声宣读。赐进士及第《中庸》,然后受赐者,回去要把它书写在你的壁间,作为座右铭写在墙上。这是风向性的,皇帝赐《中庸》,当然士子都要学习《中庸》。

  

   在仁宗给进士及第赐《中庸》之前的十几年,北宋真宗时代的省试已经开始用《中庸》命题。如范仲淹的省试答题就是“自诚明谓之性”,他也专门写过论“率性诚明”。这个风气从真宗到仁宗已经形成,非常倡导对《中庸》的学习。当时的儒学者像范仲淹,他不仅在考试里边答过《中庸》的卷子,还专门写过与《中庸》思想有关的论文。所以《中庸》在当时很受重视。北宋道学家张载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讨论兵法、研究兵书,关心国家边境的安全。那时候,范仲淹在陕北做官,他就上书去拜见范仲淹,陈述他有关西北用兵的一些主张,结果范仲淹让他回去好好读《中庸》。范仲淹让张载好好读《中庸》,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不应理解为个人的一种偏好,说明这个时代,《中庸》受到大家的普遍重视。但这也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就是皇帝亲自来推行。所以到理学家程颐评论以前赐《儒行》,说“《儒行》全无义理”。显然,他是为仁宗赐《中庸》叫好,认为《儒行》没什么义理,《中庸》才讲义理。

  

   但是仁宗赐《中庸》出于什么目的?这个恐怕跟张载,包括程颐等理学家讲的《中庸》有所不同。因为理学家讲《中庸》是从心性修养这方面讲,但是仁宗赐《中庸》,是出于政治考虑。北宋儒臣邢昺在经学上很有造诣,他有一次在崇和殿,就是皇帝读书的地方,当时是真宗时期,真宗的崇和殿壁上挂的是《礼记图》,就是把《礼记》画成画,有讲解,其中就有《中庸》篇。其《中庸》主要取的片段是“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说治理国家的大法有九项最重要的措施。所以邢昺在崇和殿跟真宗讲话的时候,就指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上嘉纳之”[21]。真宗表扬了邢昺,而且接纳了他的看法。所以在北宋,从真宗开始,就已经体现了对《中庸》的特别重视。到仁宗赐《中庸》,当时的关注点应该是治国理政的问题,这与道学家后来重视的心性修养角度是不同的。邢昺是很重要的儒臣,他的关注点跟当时君主对《中庸》的关注点是接近的,他们更注意阐扬《中庸》治国理政的思想。

  

   第三,道学之《中庸》,就是理学家的《中庸》。在宋代儒学,《中庸》很重要,对道学家更为重要。首先我们看宋代三先生中的胡瑗,他就有《中庸义》;道学的同路人、广义的道学里有重要地位的司马光,也写过《中庸广义》;张载的学生吕大临写过《中庸解》一卷。到了南宋,二程的门人游酢、杨时,都写过《中庸解》。游酢写的《中庸解》是五卷,杨时是一卷,他们都是程门的大弟子。朱熹的朋友石墪,重写过《中庸辑略》,朱熹本身也参与了一些《中庸辑略》完善的工作。除了这些现成的著作,理学家里边,像二程的老师周敦颐,他虽然没有写过《中庸解》,但是《通书》里面贯穿了《中庸》“诚”的思想,所以有人以前也说过,“《通书》者《中庸》之注脚”[22]。道学之《中庸》,贯穿于宋元明清四代,历代的理学家大都有关于《中庸》的注解。所以一直到清代传下来,大概有几百种《中庸》的注解。如果以晚清作为截止的一个节点,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康有为的《中庸解》。所以宋明历代的理学家和儒学大家,应该说都有《中庸解》这样的著作,足见其影响之广之大。

  

   到了南宋,二程的弟子都写了《中庸》的著作,当然这些也都贯彻了二程对《中庸》的理解。二程的理解,后来被朱熹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说这是讲什么是中,什么是庸。首先从字义上讲,然后从哲学上讲。“不易”就是常。这是二程关于中庸思想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24]。这句话就讲《中庸》在孔门道统里面的地位。首先,它是孔门传授心法,是孔门专门讲治心之法,那就是说它的重点不是治国理政,而是修心修身,但也不是像佛教所讲的只是修身的,它是从心上做起。子思写了这个书,传授给孟子,所以孟子思想里面也有中庸的思想。第三句话,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25]。朱熹写《中庸章句》,在前面先把二程的话列出来,作为《中庸》总的思想的发明。《中庸》首章“始言一理”,总的讲天道、天命、天理;“中散为万事”,讲很多具体的东西;最后合起来,又讲天道、天命。所以“放之则弥六合”,它可以包罗万象,各种各样具体的事情全部讲到了;收起来,它就是一理,就是《中庸》首章所讲的原理。

  

接下来就是朱熹了,朱熹著有《中庸章句》。先是他的朋友石墪写了《中庸辑略》,朱熹不是很满意,替他也做了一些完善的工作。在此前后,朱熹自己作了《中庸章句》,他早年就开始关心中庸,很早就写成了此书。但是《中庸章句》真正拿出来给大家看,公开刊行,那是到他59岁,快60岁的时候。同时,拿出来的还有他写的另一本,配合《中庸章句》所写的,叫《中庸或问》。《中庸章句》是对《中庸》一句一句做注解,《中庸或问》是对章句中每一句话,为什么这么解释,作出理论上的说明。这个说明若都写在注解里边太复杂了,太繁琐了。因为章句注解本身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教本、做教材的,最好比较简明。那在章句这里之所以这么写,不那么写,其中的理由,需要用另一本书把它讲清楚,这就是《中庸或问》。更重要的就是59岁,他把《中庸章句》、《中庸或问》正式拿出来了。过了两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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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学研究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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